❶ 《利维坦》说了什么？
年少轻狂的时候，为了提高自己的理（fa）论（tie）素（B）养（ge）、争取在论坛当一个优秀的键盘侠，我曾经跑去图书馆读了一些社会学与管理学的译著。
老实说，这个过程是相当痛苦的——倒不是说文中的理论太过晦涩枯燥，而是因为翻译过来的版本看得让人云里雾里，一点也不给人阅读的愉悦感。
例如，尽管我知道，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影响巨大、思想深邃，是不可不读的那一类著作。但认真看过了第一卷之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掌握了汉字的基本使用方法，明明每个字都认识，组合起来就使人脑壳痛……
正是由于有着这样那样的副作用，后面几卷我都是跳着看的，远没有阅读《忏悔录》时，对卢梭污蔑小保姆故事的津津乐道。
——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一个肤浅的人。
但凡事皆有例外。
和卢梭比起来，社会契约观的另一位大佬——霍布斯——就亲民多了，你完全可以把他的作品当作键政委委员养成手册。
例如他在《利维坦》中（注：Leviathan，本意是希伯来神话中的一种巨大海怪），是这么描绘国家的实质与组织形式的：
人们为了对抗残酷的自然状态、享受到平等的权利与安定的生活，就有必要通过公共契约的方式，让渡个人的部分基本权利，托付给由多人组成的组织/集体/国家，后者能够统一成员的意志并发号施令。
因此，国家就像一个伟大的巨人/利维坦，它的躯干由所有的人民组成，它的生命与力量起源于人民对于公共体系的需求。
当然，《利维坦》出版后，霍布斯受到王室与教会的剧烈抨击，不得不离开英国。因为书有个很大逆不道的结论：
人们自愿让渡权利给利维坦，但当它无法有效履行其保护人民的职责时，这个社会契约便宣告无效。
更中二的是，该书出版时为了忠于作品思想，特意在封面上画了一个由无数公民组成的，头顶皇冠、左手持杖、右手握剑的巨人。
简直是太吸引年轻人的眼球了。
你甚至很难想象，这么酷的作品，居然是出版于：
1651年。
要知道同时期的地球另一端，多尔衮刚刚咽气、穿越女们正在为“我大清”的宫斗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呢，哪里还有工夫思考这种“关我P事”的屠龙之术？
然而遗憾的是，哪怕是在300多年后的西安，面对公共事件的舆论时，基本上已解决吃饭问题的吃瓜群众中，还有不少人存在着类似的糊涂思想。
这就让人相当遗憾了。
❷ 关于西安的治理讨论，为啥重点总跑偏？
自封城以来，西安的抗疫工作就三番五次地冲上各种热搜。我这人脸皮还是不够厚，只在开始阶段对物业拿菜和一码通崩溃说过一点看法，而避过了后续的一系列大事件，例如：
两位孕妇被医院拒绝而流产、两位中老年人因心血管急病被拒诊而离世、翻墙买食物被公开检讨、主动请求隔离未果致使全家6人全部感染……
这些看起来魔幻的事件是无比沉痛的，但在后续的讨论中，总会隔三差五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回复，例如著名的国情论（哪个地方都一样）、理解论（抗疫前线已经这么努力了，要多理解他们的辛苦）……
更令人费解的，是一些公共人物与媒体的发言。
1月4日，西安市作协主席吴某痛批隔离区“哭诉卫生巾”的女子过于矫情。
1月6日，《经济观察报》等媒体“深入报道”，心绞痛被拒诊的西安某医院与西安孕妇流产事件医院同属于一家母公司，都是民营医院。
我对这两个事件尤其敏感，因为它们暗合媒体舆情的某些“技巧”，却忽略了卖弄技巧的潜在危险。
先说说吴主席撰文立论的技巧。他是在一篇叫做《扎在长发上的橡胶手套》的主旋律文章里发出“矫情”感叹的。原文是这样的：
而在前文中，吴主席重点讴歌的是某基层抗疫女干部一心为公，仅以废弃的医用手橡胶套扎头发。
从本质上，这种写作套路与中学作文没啥区别，就是通过娴熟的捧一踩一，制造情绪对比与共鸣。只不过，这次吴主席用力过猛，暴露出来基本素质、人文关怀的缺失而已。
至于权威媒体猛挖的私立医院拒诊、背后股东的资本旧事、私立医院不应单纯从盈利角度出发营业……这些内容足够劲爆、调查方法与结果扎实可信，不愧是专业严肃财经媒体，基本功是没的说的。
而报道面世后，社会反响也十分踊跃。人们对资本无节制扩张的担忧，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共卫生机构的社会边界……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但是，有没有觉得哪儿不对劲？？
首先，舆论关注的重点，好像又走向了宏观叙事，却偏偏忽视了事件本身的分析与问责。
其次，文章林林总总列出来众多细节，为什么不重点报道患者在发病后的8小时内，被多家医院（包括公立医院）以风险为由拒诊？
上学时候，老师让我们解释“边际效用”。有位山东籍的女生以食堂的肉卷作为例子：
譬如说学生食堂的肉卷吧，男生们一口气吃了五个才饱。但他们觉得第一个肉卷的味道最好，也就是说，第一个肉卷的边际效用是最大的……
恕我直言，作为“魔鬼料理”中排名第一的存在，我校的肉卷就没人能够吃三个以上的。但在此处，我要说明的是：
不能因为吃最后一个肉卷才管饱，所以就否认前面几个的意义。
同理，不能因为最后患者在民营医院去世，就把锅全扣在医院性质上。
甚至反过来说，前面几家医院都坚决拒诊了，反而显得最后的民营医院并非那么不近人情？
所以，这篇文章角度刁钻、立意高远、叙事清晰、材料扎实，技巧是很高的……
然而并没有什么luan用。
❸ 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
从幼儿园起，我们就被教育守纪律将规矩。但这一回，几乎所有人都对事件过程中的行为表示出不解。
例如围绕着核酸检测，有黄码的病人不能去绿码的医院，找对了该去的医院但检测过期3小时就被拒收……各方都在照章办事，只是当事人没有话语权。
我们对此深恶痛绝，是因为这并非什么克职尽守，而是在官僚制度下经办人思想与行为的异化。
当利维坦建立起来后，需要配套的行政组织制度，也就是按照法规理性建立起来的、包括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特征的层级官僚制度。
这个制度本身是有进步意义的，它打破了传统组织方式的人身依附，以非人格化的组织管理约束人员的权责、以明确的规程制度给予成员清晰的规章与预期，从而为合法统治提供稳定的组织方法。
而且，当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节奏越来越快时，管理制度的外延日趋扩大、层级越来越复杂。理论上，个人接收、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上限的，因而组织的膨胀总是存在边界。
但“幸运”的是，技术的发展强化了个人处理信息的效率，例如通讯工具、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技术……几乎成了人类视觉、听觉甚至大脑的延伸。这也使得组织可以继续扩张下去，造成了机构规模层级与人事组织的不匹配。反映在现实中就是：
政府病。
它的症结在于：
① 把组织目标和组织利益置于首位。只有自己所处的组织目标才是重要的。既然单位认为降低感染风险才是首要目标，其他的事项都要为止让路。西安的疫情虽然严峻，但尚未出现感染者因病去世的个例——这就是红线所在。
② 组织内部人员的思维僵化。一方面，掌握了层级节制的上级人员也受制于分工与职权，导致了“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本位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下级人员对工作的主动性失去热情，因为只需要照章办事就不会出原则性的大错，在考核、任职等方面保持稳定。
所以，在现实中蔓延而至的奖惩机制失衡、官本位思想弥漫、想问题做事情简单粗暴、不想担责只想推脱……其实映射的是官僚组织的失灵。
用最通俗的话解释就是：
只畏上、不惧民。
当这种思想深入骨髓的时候，个人的聪明才智大概率会走歪的。
你以为经办人不知道抗疫的目的是拯救生命？但考评机制上没有包括意外就医风险、只包括疫情控制指标啊；你以为记者不知道患者三番五次被拒诊？但主管部门考虑的是另外的维度啊。
❹ 最终受损的将是谁？
综观封城后的总体表现，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组织的个体成员都在作出其理性选择，只不过最终导致了官僚主义下公共服务体系的暂时失灵？
在此过程中，成员矜矜业业、组织精密运转。为了崇高的抗疫目标：
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除了个别偏激的同志会审视自己属于“我们”还是属于“代价”，总体看来，情绪稳定。
但账不应该这么算。
根据霍布斯的结论，当利维坦无法有效履行其保护人民的职责时，社会契约宣告无效。这意味着，组织的建立过程从来就是双向而不是单边的。规模再大、组织再严密的官僚机构，其本身的权威性是来自于人民的共同意愿。作为交换，组织有必要为民众提供相应的服务。
一旦双方不能达成共识，再强大的巨人也将失去存在的法理、走向崩溃。
当然，在重大事件面前出现一些小瑕疵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只有不干活的人才永不犯错。
但我们要明白，如果失去官僚体质的弊端无节制地延续，损害了组织公信力的同时，也损害了群众的信念。最终结果，即便不会导致社会契约的失效，也会提高社会正常运转的成本。
众所周知，经历了百年巨变的历史沧桑、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与进步；经过完整工业体系的从无到有、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亲历了打破“皇权不下县”、基层组织建设的健全……中国人民真正做到了有组织、有纪律，而且识大体、讲大局。
例如疫情面前，大家积极配合网格化管理，该隔离就隔离，不让出门就主动在家。这种管理制度总体上是极为有效的，在渡过最艰难的突发期后，疫情防控效果突出。
然而，虽然有着中国这么一个抗疫优等生模板，但该模式却很难完美几乎复制。因为某些国家里，自由、ren权的口号震天响，一副“不自由毋宁死”的模样；而在另一些国家，政策实施后基层执行力不够、广大民众不配合，效果很差。知易行难，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大家之所以愿意让渡与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个人利益，给公共安全提供腾挪施展空间，这是建立在大家对国家与组织的信心之上的。
这种珍贵的共识，从来就不是君权神授、自天而降的。如果因为官僚制度的通病、因为执行人员的不作为而反复践踏，人民群众就会思考让渡权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体现在执行层面上，就是组织成员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
工作越来越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