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号关于丰县事件的文章引发了众多反馈，除却“行走的50万”之类的无脑攻击外，有认为文章太绕看得不过瘾的，有说观点隔靴搔痒欲言又止的…我只能说，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我仅从社会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而已。
但也有网友义正辞严地责问：
一刀切地指责与严惩，会不会导致弱势人群的生育权、生存权被剥夺？是不是在事实上加剧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与稳定？
的确，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那个名字长得吓人的俄国作家说过：
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
尤其是在讨论社会问题时，放大了看具体的人，可能看起来缺点多多甚至面目可憎，难以引发同理心；相反，拉远了看抽象的人，人们只看到宏大的叙事与抽象的符号，进而去全心思考深邃、缥缈的终极概念，忽视了个体的命运。
但我觉得，动不动就把“天赋人权”、“生活所迫”、“男权女权”之类挂在口头的，才是真正的依据某种片面的特征割裂人群、制造抽象的“人”的概念。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生而为人，到底是什么特质构成了人？我们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人类共识？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此，今天再从个人角度说说对丰县事件的看法。
❶ 康德说了什么？
鉴于以上问题属于哲学本源的范畴，所以不得不从一位大佬谈起。
大家都知道，学术界是存在严格鄙视链的。例如在自然科学领域，学物理的看不起学化学的，学数学的又鄙视物理学家；而在人文社科领域，经济学以“显学”自居，但在政治学、历史学面前不得不当孙子，后者又要拜倒在哲学与美学的某个山头之下。
所以，作为现代哲学扛把子、“解决了所有的形而上学问题，并提供了打开所有问题之门的钥匙”的康德，堪称食物链顶端的存在。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三条著名的绝对命令：
① 普遍性要求。无论做什么，人们必须按照那些个人遵循、并可能被大众认同的准则去行动。
② 行动性要求。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人都是目的和宗旨，而不仅仅是手段。
③ 意志性要求。道德准则不是外界强加给自身的，而是个人依赖自己的理性，为自身行为立法。
三项绝对命令由浅入深，环环相扣。
首先，普遍性要求不是简单的“善良意志”，但它很接近于我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理念，只不过更强调“施于人者，必付诸于己”。
举个例子，素来被视为“绝对道德主义”的康德却赞同“杀人者死”。他不认为保留死刑是为了震慑其他犯罪分子或者告慰被害者（这是把杀人者当作了某种社会规则的工具），而是因为犯罪者的杀人行为说明了：
当事人认为极端的待人方式（例如弱体消灭对方）是合理的，同时也认为这个规则可以被大众认可。因而被处以极刑是合适的。
其次，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其实是对趋利避害本能的抗争。也就是说，人类不能把那些满足自己各种欲望的行动视为天然正确，而要把正当的理由（道义）作为行动的动机。
我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克己复礼为仁”，甚至于存在“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描述。本质上就是“不因本能而放弃做人准则”。
再次，意志性要求说明的是，因为人类存在自律的行动，才与动物区别开来，真正摆脱了本能与欲望的奴役，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
综观康德的三项绝对命令，其实是从个人的“行动原则—行事目的—主观自觉”层面，回答了“人应该做什么？”的哲学命题。而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❷ 为什么单片雪花不无辜？
（一）严峻现实
我们根据康德的三项绝对命令。分析丰县事件中的核心问题：大范围的适龄婚育男女比例危机是怎么来的？
关于丰县事件是否构成人口拐卖，目前还存在争议。最新通报表明，杨某系云南省福贡县人氏，因治病而走失，后续仍待调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丰县所在的徐州市，“男女比例失衡、男士娶妻难”是客观存在的。
2月7日，网传的邳州（同属徐州市）某相亲大会现场，男女比例竟然达到了20：1，女生变得异常抢手。这固然有哗众取宠、贩卖焦虑的成分在内，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在正常情况下，男女比例应该是接近1:1才对（由于男性在未成年前夭折率略高，因而自然生育率方面男女比略微超过1）。但为什么现状是出现了严重的性别问题？这里面：
首先是婴儿出生率方面的比例失调。例如根据2007年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治理问题研究---以徐州为例》中的统计数据，无论是公安口还是计生口的统计，2004年徐州市下属区县的出生人口中，无一例外都是男多于女。
更直观的图形统计结果如下：
哪怕是开展专项治理工作以后，高达126.98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依然意味着：
在不出现人口流动的情况下，有21.25%的新生男性婴儿是找不到配偶的。
而进一步的数据更加触目惊心，该地区二胎以上出生人口性别比超过了：
140。
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一、二胎男女性别比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极可能与一再禁止的利用B超检查性别的人工干预相关。
其次是当地适龄女性的大量流失，加剧了婚育阶段的性别失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友表示：在这样压抑的社会环境中，许多外出的女孩（不管是外出打工，还是外出求学）基本都不愿意回老家结婚，甚至也不愿意找老家人结婚。这对于性别比失衡的现状更是雪上加霜。
此外，苏北地区的名声不佳，使得外地媳妇敬而远之，反过来又加大了男性的择偶难度。想娶老婆先准备高昂彩礼，既是当地择偶标准的内卷结果，也是证明自身能力的信号标识。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是难上加难。
因此，到最后就形成了“择偶难”的恶性循环…
（二）谁来承责
如果套用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论，稍微琢磨一下就明白，以上三条在很大程度上是自食其果。
例如根据普遍性要求，父母人工干预性别比，其实就隐含着“承受性别失调后果”的觉悟，即自觉承受潜在的择偶风险。因为你自己都遵循男女性别存在价值差异，并认为可以推广为社会共识啊。
而根据行动性要求，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意味着你很难以“生育权是基本人权”而将“买媳妇”合法化。人类存在的目的是作为人的本身，而不是自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人，更不能把配偶视为延续血脉的手段。
至于要求更高的意志性要求，则是对人性的拷问——如果以极端手段（例如近乎奴隶制的人口买卖）达成目的，表面上你是站在强势方（奴隶主），但这与懵懵懂懂受到本能驱动、奴役的动物有什么区别？这与孟子“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这么多，无非是表明：
无论是自身还是他人，都不是成为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每个人都要审视自己的行为，不能拿本能来理直气壮地说事。
而在200多年前，伏尔泰就说得更直白：
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❸ 板子与屁股
但要注意的是，康德的绝对命令是从哲学角度探讨人类道德与原则的，并不意味着功利主义的“谁出事、谁负责”，更不是鼓吹丛林法则，消灭弱势群体的那一套。
从绝对命令角度讨论伦理与道德，恰恰是要求有能力者从本我出发，思索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而不是“何不食肉糜”地缺乏同理心，站在高地倨傲地一口一个“法律”、“廉耻”。
这是因为，底层人们的资源有限，能自发组织、影响社会的力度有限；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拥有资源却自以为站在高处、与我无关的看客心理。
1988年9月3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记者武勤英的《沉重的思考》，报道了上海某大学女研究生在做社会调查时被拐卖，历经艰辛方才救回的故事。
报道中受害者的高学历背景、案发过程中令人发指的细节，深深地刺激了全国人民的神经。公安部开始了系统的打拐营救行动。
但十年以后，经济学家茅X轼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提出了“灵魂之问”：
为什么她不依靠法律来解救自己呢？
茅大师显然忘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据武勤英在后续回忆中的叙述：
在这么严苛的整体社会环境下，你指望自己绝对能在第一时间逃出生天？
也许有人说，我是男的/一线城市居民/知名公众人物…才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知道有黑砖窑这种东西吗？
因此，不要成为“板子不落在自己屁股上，就不知道喊疼”的存在。
这个世界要好起来，需要人们谨记“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对自我本能进行约束，对个人的道德法则进行自我完善，对社会责任进行善意的鼓励与参与。拥有这些理念的人，才能抗争欲望驱使、实现自由意志，才是哲学意义上的 “人”。
这些天来，我们为女足姑娘们感动，为谷爱凌们所惊叹，但也不要忘记为8个孩子的母亲呐喊！
对了，康德从出生到去世，从来都没有离开柯尼斯堡（即如今的加里宁格勒）。
据说，从十九世纪初开始，无论是在东普鲁士时期，还是后来的苏联/俄罗斯时期，当地人婚礼仪式的最后一项，永远是向康德墓献花，然后拜读墓志铭上的文字：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头顶上灿烂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