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小花梅没有逃出生天
2月23日江苏省委调查组发布了丰县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很显然，这个结论比之前的四次通报更严谨，但依然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核实的争议之处。
例如，（此处省略388字）。
但是，基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没有进一步的结果证实之前，我们倾向于维持现有结论，只希望八孩女子得到更妥善的处置，希望正义得到申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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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27日“丰县八孩女子”视频在网络流传开始，经过20多天的反复波折，该事件引发了全国甚至全球的持续关注。除了对当事人遭遇骇人听闻迫害的同情外，人们的关注更多地是出于“免于恐惧”的迫切需求。
例如最新通报中公布的“关于小花梅从云南省福贡县到江苏省丰县过程”：
1998年初，她（人贩子桑某）以给小花梅介绍对象、看病为由，将小花梅带至东海县卖给徐某东，收取现金5000元。据徐某东供述和邻居陈述，徐某东与小花梅共同生活三四个月后，于1998年5月上旬某日早晨发现小花梅不知去向……谭某庆、李某玲夫妇在夏邑县骆集乡经营的饭店内，发现流落至此的小花梅，将其收留一个月后卖给在饭店附近工地务工的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将小花梅带回丰县经刘某柱介绍转卖给董某。
我整理了一张图表，以便更清晰的看出其中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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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从1998年1月到6月，发生在小花梅身上的悲剧细节：
首先，在短短半年之内，小花梅就多次被侮辱，然后如同牲畜一样被3次转卖。
其次，在1998年5月中旬侥幸逃脱第一次贩卖后，在半个月内，小花梅从江苏省东海县流浪到河南省夏邑县。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个人防卫心理，基本可以判断她是以步行为主，且走的是生僻小道。而地图搜索可知，两地的直线距离为272.9公里。这意味着，小花梅每天步行距离极可能超过20公里。
毫不夸张地说，换作你我，在当时的绝境中可能也不会做得更好。但这么顽强的21岁小姑娘，依然躲不过身边的重重捕猎。
再次，令人恐惧的是，3次转卖过程均为“两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违法行为”，也就是刑法中认定的“结伙作案”。其中，前两次生捕和拐卖人口的“湿活”都是夫妻齐上阵。
可见，“夫妻小黑店”不止存在于古代小说中，它就在并不遥远的周围，离你我仅差一闷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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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梅的个人悲剧似乎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如果她在饭店遇到的是一对好心人，人生可能由此改变。但是，短期内接二连三发生在其身上的种种集体罪恶，是不是预示着某种必然性？
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认为，是人类特定的基因决定了犯罪遗传的不可避免。但现实中，小花梅的不幸直接归因于并无血缘关系的多对夫妻的共同犯罪。这就引发了一个毛骨悚然的问题：
难道她遇到的所有人，都是犯罪基因携带者？
此外，婚姻理应是家庭伦理存在的基础。然而综观案情，且不说女权主义者高呼的“女性博爱”未能出现，这些贩卖妇女的夫妻，连“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原始感情都没有了，他们的婚姻观又是怎样的？
这些沉重的问题，压在每个理性者的胸口，逼着人们从更广阔的地域、更久远的历史维度去冷静思考：
长期以来，是什么决定了人们对拐卖行为的群体性失明？如果时间可以回溯，勇敢的小花梅真的能逃出生天吗？
❷ 奴隶贸易与地区信任度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体系中，形式逻辑与实证方法相结合，才产生了“观察现象、提出问题——根据理论、提出假说——逻辑推导、进行预测——搜集证据、进行验证”的研究范式。
甚至于社会科学也不例外。
例如，尽管“地缘政治学说”常常被“地理环境决定论”拖累，受到意识形态上的批判，但它依然由于形式逻辑严密、实证研究丰满，而在历史学、社会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的基本观点是，地理因素是影响社会的基本因素，人们可以根据地理要素（尤其是资源禀赋、区位战略等）分析组织与个人的政治行为。
注意，它和“异位面哈佛研究员”高晓松鼓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有严格区别的。后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与动植物分布一样，由地理环境决定。这种唯心的观点充满神秘主义的宿命，因而特别受非专业人士（尤其是自诩知识分子的跨专业人士）的钟爱。
地缘政治学说的一个典型实证研究就是Nunn在《美国经济评论》（AER）上探讨的，奴隶贸易对非洲地区社会信任指数的影响。文章研究过程概述如下：
① 发现现象。有统计数据发现，非洲人民对陌生人的信任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尤其是与海港及通航河流的远近呈正比。那么问题来了：这是因为水中含有什么特殊物质，或者水域影响周边生态环境，从而产生“水域的诅咒”吗？
② 提出假说。Nunn提出，根据地缘政治理论，河流的便利性可能诱发某种人类行为，从而改变当地习俗。例如，是15-19世纪期间持续400年的奴隶贸易，改变了非洲的社会环境，导致了社会信用下降。
③ 逻辑推导。作者进而提出：囿于风帆时代的生产力，欧洲殖民者需要利用河流、海港的优越自然条件进行捕奴与交易；导致了捕奴队以水域为根据地，不断深入内陆与部落交易，并鼓励部落之间以暴力、诱骗方式搜罗人口。因此，奴隶贸易现象离河流越近就越严重。根据这一推导，长达4个世纪的奴隶贸易，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信任水平。甚至于，只有对外人信任水平高度警惕的人，才能在当地幸存。
④ 实证研究。为此，Nunn等人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确定了美洲黑人的先祖来源地，发现在这些黑奴交易猖獗的地区，当地人迄今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都普遍低于周边地区。从而初步证实了这一假说。
当然，再经过一系列排他性的检验后，作者才得出最后结论：
长期的奴隶贸易改变了诸如个人信仰、价值观以及社会文化规范等个人特征，导致了社会信任水平的降低。而信任水平的地域差异，表现为地理条件影响了奴隶贸易的效率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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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优美而残忍的论文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研究领域，鼓励众多学者从文化角度，研究奴隶贸易对经济、财务等微观领域的直接影响，因而影响力极大。
下面，我们就按照地缘政治论的逻辑，简单复盘丰县八孩女子为什么难以逃出层层捕猎。
❸ 围猎的逻辑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历史丰县及周边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塑造了当地人民的文化传统；而通过历史传承之下，某些思想观念与传统社会组织形式依然得以延续。当他们以围猎的心态打量流离失所的单身女子时，小花梅的悲剧基本无法避免。
我们可以把以上观点简化为“地理—文化—社会—行为”的逻辑链。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坚决反对“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的地理决定论、更反对张嘴就来的“地图炮”。
（一）地理人文
鉴于小花梅的拐卖遭遇，我们把目光聚集在丰县及周边的四省接壤地区（即江苏西北、山东西南、河南东南、安徽东北地区）。根据谭其骧的历史地图册，长期以来，该地区是传统的“四境之地”。
还是大禹治水、以九鼎定华夏时，这里就是徐州、青州、豫州的交汇处。到了春秋时期，这里是徐国、楚国、鲁国、宋国犬牙交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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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各国实力如走马灯一样变幻莫测，但大体上，此处位于魏、赵、齐、楚的四塞之地。直至秦朝统一全国并在此设置泗水郡，它的周边依然有东海、薛郡、淮阳、碣郡比邻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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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代君王与军事家非常重视的的兵家必争之地，为什么丰县周边没有置于有效的统一行政管辖之内呢？
答案就在于：
地理环境。
注意，当时的海岸线还在盐城附近（长江三角洲位于海面下），而地势平坦、水系发达的古徐州居然是一片沼泽地！
限于生产力较低，在铁器未被广泛应用之前，人们根本无法对内涝盐碱化严重、根系发达植物众多的沼泽地进行有效开发，所以当地不具备太大的经济价值；而河湖密布的复杂地理环境，也使得当地难以被政府有效管辖。
而且这片沼泽地大得惊人。这么说吧，180公里外的安徽省宿州市也被包括在内。后者当时叫做：
大泽乡。
没错，就是因“会天大雨，道不通”而拉杆子的陈胜吴广起义之地。
这是各方势力触角的终点，也是一片事实上的“法外之地”。甚至于，正因为有这么一大片地势复杂、芦苇密布而又未被官府控制的地方，被秦朝击败的楚国、魏国贵族才会前来藏匿。这些人的后裔，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项羽、张良等人。
在这里复杂的地理环境下：
一方面，在水洼泽国的穷困之地耕种劳作，对于劳动力（成年男子）的需求是巨大的；成年男子意味着有效开荒，意味着生活的基本保障，这是被刻在基因层面的记忆。
另一方面，“北国锁钥、南国门户”的古徐州位于多方势力交界处。兵凶战危之下，当地民众需要准军事化的有效组织，才能在危险之中生存与壮大。
因此，这里有着重男轻女的传统，以及无比强横的宗族文化——不是他们不追求个性自由，而是离开家族，个人的身世宛如浮萍般脆弱。
以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渠姓官员名册”为例，这个分布在丰县70个村庄的特殊姓氏，总人口只有1.2万人。为了获得稳定的生存空间，他们以诗文起家，竭力向政经方向发展。人才济济之下在当地留传着“无渠不成席”的俗语。
至于小花梅的现任丈夫董某民，更是当地的大姓。这个在元顺帝期间从山西洪洞县迁入的宗族，在丰县扎根600多年，至今仍保留着每两年祭祖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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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丰县流传着“家有千顷，不如姓董”的老话？是因为落魄的董姓男子依然可以得到宗族庇护啊。
例如，可以得到宗族援手，娶妻生子。这不但是出于壮大家族力量的目的，也有另一个难以启齿的现实原因：
老光棍有了媳妇才能安生，省去在村里游手好闲、骚扰妇女的破事。
（二）割裂的社会认知
当然，对丰县人文影响最大的，是正宗的丰县落魄户、汉高祖刘邦（只不过因为他在沛县当官，所以常常被误认为沛县人）。
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刘邦绝对是一朵奇葩。这个仅比秦始皇小3岁的亭长（相当于社区主任）有7年席卷天下的神迹，也留下了逃跑途中丢儿弃女、“喝一杯羹”的不拘小节。
上千年来，这种传奇性十足的故事，对于当地彪悍的民风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当然，民风彪悍也可能与清朝期间的黄河“夺淮入海”大改道有关。
1851年，黄河在江苏丰县北岸形成了宽180丈的决口，丰县、沛县首当其冲。河水漫溢至山东济宁，河湖一片，汪洋三百余里，千万生民被淹，灾民四散。
四散的人总是要谋活路的。因此从清朝到民国，丰县周边的“季节性盗匪”名气极大。《巨野县志》记载：
菏、濮、郓、巨、范五属之交向为产盗最多之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残酷的环境下，无论是居民还是盗匪，都得讲团结：
凡盗案，必有贼线，无贼线必不出案，而贼线非本庄邻人、同族亲戚，必佃户雇工。
也就是说，同宗族之人抱团生存，落魄户与外来雇工勾连打劫——简直是非黑即白、站队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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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什么丰县事件没有发生在更贫穷落后的地区？》一文中，我引用了费孝通描绘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差序格局”：
个人根据个体感知，通过血缘、地缘等互动而形成的“推己及人”的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越远的地方波纹越淡，直至与无。
但在复杂的历史人文环境下，“差序格局”发展到了新的极致：
一方面是对“圈内人”的极度依赖与认同，一方面在“易子相食”的人文与“发如韭、剪复生”的历史轮回中，对“外来者”生命的普遍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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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无比割裂的荒诞现实：
落魄的单身汉董某不需要任何权势，也能够在犯下重重罪行后，依然在结婚、生育、低保等方面一路绿灯，而周围人等或是视而不见、或是默许甚至掩护。只因为他是“圈内人”，将得到左邻右舍的“热心帮扶”。
然而，当地网友还反映，徐州的治安其实非常好，在整体上几乎没有偷盗抢劫等恶性案件，女孩子都是放心大胆地大晚上游玩蹦迪，拐卖失踪真不存在！难怪它能连续数年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全国优秀治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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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如此睦邻友好、安全幸福的首善之区，却存在着铁链锁妻二十年、河流中时见女尸的惊悚事实。
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看自己人如沐春风，看外来者如土鸡瓦狗罢了。
（三）无可挽回
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小花梅的悲剧：
当这个21岁的外地女人逃出虎口，以20公里/天的惊人速度一路向西而行时，却被开饭店的夫妇猎获、反复转卖，最后被囚，沦落为泄欲与生育机器。
而参与贩卖小花梅所有人——包括两对夫妇——都不认为“贩卖妇女有伤天和”，也不觉得对方面目可憎，甚至于一点也感觉不到“如果配偶这样对我”的可怕。
因为他们真心觉得，这个与我完全没有交集的外乡人，就是一只野生的“两脚羊”。即使今天不被我截留，接下来也会被其他人拦住，成为一笔横财。所以，还不如便宜了我罢。
甚至于，不排除这帮王8蛋用范蠡劝勾践的话给自个儿鼓劲：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从这个意义上看，再勇敢的小花梅，也飞不出全民兽化的苦海。
❹ 谁可改变？
在得出小花梅几乎不可能逃回家乡的沮丧结论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问：
怎么办？
这也是我之前反复强调的，要以大无畏的勇气，主动地打破一些桎梏。
总有人拿“衣食足而知荣辱”说事，似乎只要经济发展上去了，生存空间拓宽了，旧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我可以明白无误地给你泼一盆冷水。
2021年，作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的徐州，以8117.44亿元的GDP总量位列江苏省地级市第6位，全国第28位。且徐州市提出力争到2025年经济总量跻身万亿元城市行列。
而丰县在2021年的GDP为550亿元，是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县、全国最具投资营商价值县。
我相信，作为“省级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的丰县，已经不再需要男丁垦荒沼泽地求生，也不需要全民结寨保家族平安。可是，那亲疏两重天的社交认知、重男轻女到无言以对的陋习随着经济发展而冰雪消融了吗？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乡贤文化”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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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说过：
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
所以，这件事上归根到底，就不是“一县一地”、“你的丰县我的徐州”之类的个体事件。这是前人面对生存问题而产生的伦理悲剧，是中国几千年苦难史注入文化深处的“思想钢印”。
但我们需要勇敢地站出来，大声质问自己：
都2022年了，为什么我们还背负这种非人的思想钢印？
我们尊重传统文化，但不是照单全收的糊涂蛋。我们需要有一场自上而下、触及灵魂的革新，把那些丑陋的“生存本能”送进焚化炉。
到时候，希望大家不要有奇怪的遗老遗少思想，而应该表现得像一个坚强的现代人，笑着把它送走，哪怕火化时诈尸，也要把它绑着烧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