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16:00许，朋友圈突然刷出条新闻：
邓伦偷逃税被查，税务部门对其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共计1.06亿元。
然后，它的热度直接爆了：当天下午，百度热搜前十名里占了5席。
某深圳网友发问：
为什么邓某涉案金额不及郑爽和薇娅，但声势浩大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其实，这不是一出算术问题，而是一道社会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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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本来是平平无奇的一天。
直到下午的时候，在东莞开厂的堂弟与我抱怨说，因为疫情原因处境相当艰难，一家人为裁员问题而吵得不可开交。
和我从小长大的堂弟，讲义气、能吃苦。他早年在深圳做模具，后来慢慢开厂，然后因房价原因把工厂迁到东莞。由于去年经历了铝价大涨50%的惨剧，今年大年初三，堂弟就回广东，准备把损失补回来…
他诉说了外贸渠道严重不畅的实例：
从上个月起，深圳市以400-500元的日薪，雇佣出租车开展“跨境运输护送”业务，全程跟随从香港过来的货车，防止个别司机中途违规脱管。
遗憾的是，随着疫情日益严峻，公司由于涉及向香港发货，目前已经封厂，业务全面陷入停顿（原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而工人大多是家乡人，这时候裁员，让人家怎么办？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堂弟天天陪着他们谈心打气，答应复产后提高奖金，现阶段只能共度时艰，支付略高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2000元（注：东莞市执行广东省第二类最低工资标准，1900元/月）。
我知道，不到山穷水尽，把面子和义气看得比山还重的堂弟，是不会出此下策的。
堂弟苦中作乐地说：
我们还算好，最难的是货车司机。只是路过中高风险区域就带星了，每隔两三天还得专门去做检测，为了避免进封控区，司机之间还相互交流该怎么绕路…
未几，他又小心翼翼地问我：
哥，我读书少，但我看到统计局发言人说，“从数据上来看，今年1-2月份国民经济恢复好于预期，中国经济呈现出了真正的暖意”。这是咋回事咧？
就在那一刹那，MLF操作、利率不变、工业增加值、社会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一系列专有名词涌到了我的嘴边，让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半晌，我向他发送了一条消息：
可能，数字经济的规律也比较特别吧。要不，我先出去一趟？也不知道楼下的奶茶店涨价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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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之前一天（3月14日）深圳宣布公交停运、提倡居家办公的时候，最大的新闻居然不是市民抓紧时间购买生活物资，而是13日晚间大量“打工人”赶往公司搬电脑、拷贝资料。一时间引发围观网友的感叹：
连夜回公司搬电脑的深圳人有多要强？
一位凌晨1点才把相关资料倒腾完毕的朋友和我说：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深夜搬电脑。不是深圳人有多努力多要强，实在是房贷车贷所迫，断供了怎么办呢？这工作太重要了，丢不起。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截至2021年12月，线上拍卖平台上挂牌的深圳法拍房数量已经达到了9904套，比2020年增长248%。而过去5年内，阿里法拍房的数量，已经从不到1万套增长到168万套。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
① 我国从2017年才正式把法拍房上线，因此2017-2018年数据并不能反映线下拍卖的火爆（例如2018年线下法拍房成交量达到了13.9万套，远超线上法拍房仅2万套的成交量）。
② 阿里法拍房中，诉讼资产达到了98%，说明法拍房源的激增，主要还是借贷、担保等导致的强制拍卖，与断供潮没有必然联系，个人住房贷款整体上还是风险可控的。
但即使如此，因为阿里法拍房都是住宅，这意味着大批法拍房的背后，可能对应着中小企业主或中产家庭踩雷的悲剧。这也与近两年经济形势低迷、各行业深陷泥沼（尤其是旅游、餐饮、教培等）的现实存在一定关联性。
抗风险能力较强的群体都是如此，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一份稳定的工作更显得无比重要。
没办法，世人慌慌张张，不过是图碎银几两；可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万种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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唠唠叨叨了这么多，我总算有勇气来回答邓爱豆被罚1.06元的社会反响问题。
原因很简单，郑爽被曝光时，吃瓜群众稳坐钓鱼台。大家感慨的是娱乐圈来钱真快、拍戏期间每天能赚208万元。甚至当恒大危机出现时，人们还有心情调侃：
强横如郑爽，也得从周朝开始全年拍片，才能还完恒大债务…
但到了2022年，无论是因不可抗力而受到直面冲击的中小企业主，还是热烈讨论哪个民营加油站更便宜的上班族，大家的处境微妙、心情沉重。
因而一个“小目标”的出现，给我们造成了核弹级的震撼：
1亿能发多少人的工资，能加多少油？
而且，邓伦的问题是“被提醒督促后仍整改不彻底”，这样恶劣的行径自然会激起公愤。
我们不是寻求情感的宣泄途径，更不是仇视明星的高收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法治、公平的税收环境。
从过往历史看，中国人是最有纪律，而且最“识大体、讲大局”的。这里面包含两层意义：
首先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民所具有的超强韧性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特别重视和谐与层级，因而踏实肯干，只要给个机会就能工作与生活。
其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义务教育制度，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高素质、有纪律的产业工人与工程师。
因此，即使在疫情“倒春寒”的时期，广大群众依然表现出坚定的配合与理解。
与此相对的是，由于动荡分裂的历史及固有的社会框架，南亚（及部分东南亚地区）盛行的是群体内的“荣誉文化”（honor culture）和个人的“独断性”（assertiveness）。因而遇到突发事件时，各群体都在竭力维护自己的权益，个人又有千奇百怪的诉求，表现出来的就是疫情期间广大民众不配合、基层执行紊乱。
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之处，也是中国治理成本较低的根本原因。但归根到底，这种伟大不是因为受到正能量报道的鸡血鼓舞，也不是看不到普通家庭的现实困难与无奈…大家是出于对国家与组织的信任，才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为全民抗疫提供施展空间。
所以就不难理解《法治日报》的公开评论：
法律面前没有明星，更没有侥幸。
总之，“民心可用、民力可恃”，这是当下万众一心、打赢这场抗疫战争的最大依仗。反之，则可能留下如谐音神曲《东北卖蛤》似的遗憾：
Don't Break My Heart
再次温柔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独自等待
默默承受
喜悦总是出现在我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