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前，北京市的房地产还没有搞起来，例如人民大学西门不远处还是玉米地，16路公交车的终点就设在那里。至于再远一些的地方，生活配套主要靠想象。
所以25年前的今天（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昌平某破旧的平房内，一位孤单的中年人因心肌梗塞而挣扎时，全程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更别提什么救护车或者电话报警了。
根据法医检测报告与好友描述，事发时当事人为了减轻疼痛，曾用头撞墙、以牙齿啃咬门框、用指甲刮擦墙壁…
几个小时后，他终于安详下来，像个诗人一样静静地离世。
彼时，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❶ 高手在文坛之外？
这个落魄的中年人叫做王小波，是一名脱离了体制的自由撰稿人。
之所以用这么一个奇怪的称谓称呼他，是因为直至生命终结，王小波都没有被邀请加入作协，不能算成是“作家”。故而他曾自嘲说：
听说有一个文学圈，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因离职与无收入等世俗压力，他几乎斩断了与周边的社交联系，全身心地投入下一部作品的写作当中。在去世的前一周，生活窘迫的王小波刚办下来一张“大货”驾照，半是兴奋半开玩笑地对朋友说：
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当卡车司机。
混不下去有很多种原因，最常见的就是缺乏才华。但号称“东方卡夫卡”的王小波显然不在此列——他是《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报刊专栏撰稿人；创作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荣获阿根廷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入围戛纳电影节；而在他真正看重的小说创作领域，王小波曾两次获得台湾联合报大奖，《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四版对此进行报道，并赞誉为：
真正的高手，在文坛之外。
然鹅（而），从人大统计系离职后的五年间，他的小说因尺度与价值观问题迟迟不能在国内公开出版，而尖锐的杂文与评论也不受主流文学的待见。
1991年，华夏出版社的赵洁平在与上级力争无果后，趁着总编辑出差的机会，偷偷出版了王小波讽刺WG、汪洋恣肆的作品——《黄金时代》。
再次然鹅，由于没有获得正规的发行渠道批复，首批6000册成品无法正常销售。于是，王小波和赵洁平一起，把书籍捆在自行车后座，拉到图书批发市场甚至小书摊叫卖。
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他逝世后，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大卖特卖：
4年内即销出20万册，其后累计共再版十余次、销量上千万册。
又双叒叕然鹅，这一切已经与他无关。
据说，一名作家要成为“大家”有两种常规路径：要么就活得比王八还久，要么就死在出名之前。对于前者，真正因痛恨自己创作力衰竭而叼煤气管自杀的川端康成是极少的，倒是兴致盎然写出《我们仨》的人很常见；对于后者，这个名单就能列很长，例如写出《平凡的世界》、但临死前只给女儿留下一摞欠条的路遥就是。
同理，活着的王小波是一个文学圈外人，死去的王小波才是一个伟大作家：
在他逝世的一个月后，北京万寿寺现代文学馆召开了一场“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研讨会”，但与会者大多只看过《黄金时代》，基本都没有读过《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因为后两本书还没出版。
当人们开始为“不世出的文坛奇才”而扼腕叹息时，王小波早在《青铜时代》里前瞻性地描述道：
我没有点灯，也没有打开铺盖，就在杂乱之中躺下，眼睛绝望地看着黑暗。这是因为，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上前往湘西凤凰寨的不归路。薛嵩要到那里和红线会合，我要回到万寿寺和白衣女人会合。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❷ 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
王小波说过，夸大与自恋都不能带来幸福，只有远离偏执，从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中才能获取幸福。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而他却恰恰有幸得到，那就是：
写作。
所以，如果王小波能活到今天，这位年近七旬的小老头儿大概率不会倚老卖老，成为《青铜时代》中在扶桑打草鞋的“人瑞”虬髯客，而顶多是在每年元旦的《写给新的一年》里感叹一声生活的平淡，然后继续其旺盛的创造力，写出更多小说或杂文。
很多人据此为王小波的生平而惋惜，惋惜他电脑中的未完成小说稿。其实，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
王小波的早期的小说背景，是从他年轻时的特殊经历开始的。例如《革命时期的爱情》以他小时候经历为背景，而《黄金时代》描写的是他插队的云南农场生活：
同样的时代悲剧，之前的作家大多从宏大叙事、从个人反思角度予以阐述，恨不能把时间、命运与人性灌入读者的脑袋。而王小波是冷静地站在一边，以黑色幽默的笔调去让人发笑、心惊，然后思考。
例如他描写WG时期大学武斗的荒诞场面：“姓颜色的女大学生”兴致勃勃地与“以笔为武器的小将”在操场乱斗，结果却被土炉冶炼出来的“像牛屎一样的钢”划破了脚。这场景深深地刻在王二脑海里，与达利的超现实绘画作品媲美，甚至产生了大逆不道的想法：
我们根本不是战士，而是小孩子手里的泥人。这种事实使我深受伤害。
所以，透过幽默而有趣的叙述，我们感觉得到他对疯狂年代荒诞根源的反省，对各种粉饰与辩解的讽刺。
而他的真正创作目的，则是追求自由、智慧和有趣。
在王小波的小说里，主角都是有着沉重生活的有趣灵魂，例如生活在各种时空之中被社会戏耍的王二、追求自由却最后被困在自己设计的长安城里的李靖、试图在禁忌边缘疯狂作死的“我的舅舅”…他们被生活与命运反复击倒，但总在试图找到一点别的不同。
例如知青王二的想法：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以后期作品的创作背景为例，王小波真正地向卡夫卡、奥威尔看齐，通过未来世界的构思，对将来表示出某种敏锐的猜想。
《南瓜豆腐》里，人们对拥有“做梦自由”的主角深感担忧，同时又无比羡慕。《2010》里，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如同置身于魔幻世界，为了活着而拒绝一切新奇，并且遵循一套令人毛骨悚然的生存诀窍：
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
如果说信息匮乏年代，保持愚蠢的基本方法是切断信息源，那么在信息过载年代，相应的办法则升级到了算法推荐制度。只要你愿意，就一直能得到你愿意看到的信息；与此同时，更有某些聪明人也学起了装蠢，并美其名曰：
都是生意，挣钱么，不寒碜！
所以，如果王小波活到今天，他一如既往的犀利作品，还会成为大众畅销书么？恐怕最可能发生的是：
读者老爷们心善，看不得这么不和谐的小说。
❸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
当然，除去小说家，王小波的另一个身份是杂文家。在文学批评家眼里，王小波的杂文仅仅是“还行”的水准。但联系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它的杂文承担了“热爱真理、追求智慧”的通识教育功能：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
即使放到现在，大家想想身边发生的各种光怪陆离的反智与妖魔化行为，它们也是不过时的。
另外，王小波的杂文总归有人愿意去读，不是因为其文字优美到无以复加、值得如古诗一样反复吟哦，而是因为他所有的文字都蕴含着一种真挚。
例如在《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他就以大白话方式说到：
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
20多年后，当某些精英们为唾手可得的话语权沾沾自喜、自娱自乐时，可不要忘了，这个世界虽然没有势均力敌的异样声音，只不过他们忙着工作、生活或其他事情，没有时间来网上争辩罢了。
而王小波虽然在小说里调侃“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但在杂文专栏中却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应当与拜金、犬儒、自私、智识匮乏做坚决斗争。并郑重地提出：
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
假如王小波活到现在，以他对各种矫揉造作的批判、对真理与科学的捍卫，很可能是两面都不讨喜。甚至于，他那令人回味无穷的“橄榄式幽默”很可能导致批判对象的持续性伤害，让他们恼羞成怒地喊出：
来人啦，快把这个伶牙俐齿的老头子ban了。
所以，尽管王小波在去世后被加封为“行吟诗人”、“浪漫骑士”尽管他的诙谐幽默被众人四处引用，但真正的王小波并不浪漫，而是沉重。这一点从他的几乎所有作品中都可以看出来。
而我们，真的做好了强忍不适、阅读其杂文随笔的心理准备了吗？
我不希望最终结果，是如同王尔德被反复演绎的某句名言一样：
好看的皮囊三千一晚，有趣的灵魂无法显示。
❹ 来自星星的灵魂
王小波曾悲观地宣称：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虽然大半生都在抑郁中度过。
而正是这个事实，却加倍突出了他“在地狱仰望天堂”的宝贵品质：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我听到了金喇叭的声音。在这个荒岛上，我写出了一生中第一首从源泉中涌出来的诗，我把它刻在了石头上。
所以，在这个没有了他的世界里，我们也很有必要创造一点新奇美好的作品。它们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是来自星星。
这也是为什么25年以后，我们依然思念一个沉重却有趣的灵魂。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