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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阆中人未来30年的口味,就这么被承包出去了?

将军箭 将军箭 2023-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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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承包三十年


青春浪漫爱情偶像剧《杉杉来了》有个镜头,张翰搂着赵丽颖说: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


讲真,偶像剧里出现这样骚气四溢的“土味情话”,瞬间就进阶成为乡村爱情喜剧片,杀伤力直逼《绿化树》里马缨花的名言:


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


于是,多才多艺的网友反其道而行之,创作了霸气侧漏的中二宣言:


这片鱼塘被我承包了。


好家伙,你这是要当新时代的“海王”,扬帆启航开启大航海时代吗?



也许对于广大新新人类而言,“承包”是一个遥远的词汇,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承包是“承包经营管理”的简称,是指企业与承包者间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在一定期限内交给承包者,由承包者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并承担经营风险及获取企业收益的行为。


在改革开放初期,承包是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放开搞活”过程中的重要形式,在调动当事人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它的本质特征是:


通过未来现金流折现,估算公允价值(fair value)。



对于习惯了在过河前摸块石头的“有关部门”而言,这种方法很好,好就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折现率的“自由心证”。所以承包被广泛应用于垄断性的资源行业,大到国有煤矿,小到河流采沙,无所不包。


然鹅,四十年过去了,某些地区的同志不顾河面上架起了桥梁的事实,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打算继续摸石头呐:


7月7日,南充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阆中分网挂出一则资产资源出让公告称,以1.8亿元的底价,拍卖阆中市公办学校、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资公司等食堂食材统一配送服务的未来30年特许经营权。



根据公告介绍,此次特许经营权涉及98所公办学校的81828名师生,以及当地77个行政事业单位、国资公司的18575名职员,这意味着:


一旦成交,每年约有10万名阆中人的日常口味,将被特定公司“承包”。


我们来粗略地算一笔账:即使是以底价成交,而且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即不考虑“钱生钱”的问题),获得承包权的公司每年的承包费用是600万元。如果按照每年250个工作日(就不考虑学校寒暑假了),每日两餐(早餐规模较小、盈利不高)计算:


每个人、每一餐都必须为承包人额外贡献0.12元利润,才能堪堪抵消承包费用。


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员都在食堂用餐,而且考虑到30年的时间折现,每人份“反向餐补”的费用,翻一番都止不住。


你敢保证,在如此沉重的现实压力下,承包人不采取某些降低成本的方法(例如放松对食品安全的监控、降低对食材采购的要求),以确保不出现亏本甚至提前回本吗?


要知道,被承包的人群中,有80%以上是中小学校。我随手在某度搜了一下相关关键词,前两条都是日本中小学出现的食物中毒案。不知道我堂堂崛起的大国,这方面是不是消灭了潜在隐患?



更耐人寻味的是,根据“七普”数据,阆中全市人口约为62.27万人。当全市1/6的人口被统一的口味支配30年后,当地人会如何定义“美食”?


众所周知,阆中是四川省有名的古城,这里的人们不但享受着传统的川菜,当地还有着独特的美食——张飞牛肉。我担心长此以往,当地人民将如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鲁迅一样:


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吃到家常风味了。Ade,我的保宁牛肉;Ade,我的凉粉和米豆腐!



我们的口味,能否被打包拍卖?


这起拍卖新闻之所以引发众人关注,除了对食品安全的某种担忧外,其中更重要的是:


被列为标的物的“特许经营权”是否合法合规?


根据2007年施行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商业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下称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以下称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
 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


而拍卖公告的落款单位是阆中市教育科技和体育局,这是当地政府的直属职能部门,不是市场经营主体(企业),不从事食材配送经营服务。更何况,该经营活动不具备专利、专有技术等资源,不存在《管理条例》第七条中所称的:


为被特许人持续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的能力。


既然有关部门把不存在的“特许经营权”公开拍卖,那就明显超出了其职权范围,属于“滥用职权”甚至“权力变现”了。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9条的规定是明显抵触的。


而且,阆中市有关部门的这个主意,严重地损害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经济学上认为,现实中之所以出现电力供应、自来水、邮政、电信等自然垄断的企业存在,是因为相比多个企业自由竞争,某些产品和服务由单个企业大规模生产经营更有效率。以电信运营为例,前期的固定投资(譬如基站建设)极大,只有服务的人群足够多,成本才能降下来,固定投资的更新才能跟上去。此时,由一家或几家企业垄断市场,总的社会成本是最小的。


相反,餐饮与物流行业更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行业内有众多的买家与卖家,产品具有同质性(注:单位食堂不同于高档餐饮,可以认为产品可以相互替代),此时,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是最优的,企业的竞争最终体现在产品价格与服务上,消费者的福利得到充分保障。


而阆中市以拍卖的手段人为地制造市场准入门槛,直接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大批合法经营者被迫出局,竞标成功者有可能利用垄断地位操控价格牟利


退一万步说,哪怕供应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继续保持平价供应,但单个企业供应10万人次的需要,必然要考虑成本问题:


出于规模经济、生产成本的考虑,供应商一定会倾向于供应标准化菜品。


然后,食堂里就出现了雷打不动的“老三样”,吃得让人怀疑人生。



总之,无论发生以上哪种情况,最终受损的都是消费者的权益。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所以,一个哲学问题浮上众人心头:


理应为公平竞争创造条件的阆中市政府部门,为什么带头破坏正当竞争环境呢?



都是财政惹祸?


其实,出售公共资源/国有资产经营权用于渡过财政困局,这是上个世纪末期全国县级政府纾困的传统艺能。只不过新世纪以来,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补充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简单粗暴的传统艺能才有所收敛。


而阆中市的财政状况,可以从最近的公开信息中略做推测。有兴趣的可以参阅我的好友、公众号“有个锤子”发布的《阆中自费检测的背后,是众多县城的无奈》,这里简单归纳、补充一下关键信息:


首先,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资料,阆中市在2021年的人口净流出超过20%,且流出的人口以青壮劳动力为主。



这一人口统计特征,意味着当地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实体经济较为艰难,也意味着当地养老、医疗方面支出的捉襟见肘。例如在2020年,当地养老金与医保金就存在着13亿元的亏空。


其次,从当地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阆中市的财政收入不容乐观。例如,当地财政局编写的《阆中市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


2019年阆中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30,073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41,160万元,收支差距较大。


在最近的几年,由于区位条件不占优势,阆中曾把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作为发展重点,斥巨资打造了阆中古城。2019年,阆中市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并在四川省召开的县域经济发展大会中被作为示范城市。在2020年公布的GDP数据中:


阆中的第三产业GDP增加值达到120.26亿元,远超第一产业(61.71亿元)和第二产业(83.40亿元)。换而言之,旅游业收入差不多占据了当地GDP的40%。


而爆发于2020年初的疫情黑天鹅,对阆中的旅游业构成了致命打击,让当地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2022年5月27日,阆中市提出“每周自觉自费核酸检测”,这是全国首个提出自费核酸检测的县级城市。



而仅仅两天之后,该市又发文,将“第一轮常态化全员核酸采样工作”调整为“按照愿检尽检原则,自愿检测”。


理论上,即使按照当地常住人口每周全员检测计算,一年的核酸检测费用也仅为1.1亿元。然而坐拥5A级旅游资源的阆中,却负担不起1个“小目标”,不得不朝令夕改。如此境地,令人唏嘘。



而更麻烦的,是疫情突袭之下的政府债务问题——例如为开发旅游景点配套设施及房地产而产生的城投债务。光是城投旗下的阆中名城经营投资有限公司,2021年的有息负债就高达14.85亿元,且目前已经出现4.1亿元的债券违约。



目前,已有债券评级公司将该城投债调整为负面评级,这基本上断绝了当地通过银行及资本市场进一步融资的可能性。


有读者问,直接融资不行,可以启动房地产救急吗?目前来看,难度很大。


一方面是财政缺口太大。当地房价长期稳定在3000-5000元,土地出让金一直上不去。


另一方面是远水不解近渴。我们说过,阆中是人口流出较为严重的县级市,当地人更愿意去成都(省会)、南充(地级市)置业,你造出来的房子打算卖给谁呢?


而最关键的是,阆中新城的土地,已经通过BT工程质押等方式,几乎全部转给了私人企业(投资者)。一片土地不能卖两次,即使重启房地产,当地政府也吃不到这波红利了。



所以,在各种方式都无法奏效之下,重拾当年“出让公共资源经营权”的绝技,似乎成了必然的选择。


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记录了旧时受王室委托的包税人、财政总监的来往信札,让我们得以窥见包税人游戏的基本玩法。


简单说来,它是指政府将某一种捐税按设定数额承包给私人或团体征收的制度。但要注意的是,为了充分从民众手中压榨到足够的额外收入,私人包税人数量较少,往往是由商人、骑士、大地主、贵族联合,组建包税人公司。它们在公开拍卖中对政府合同竞标,尤其偏爱地方性税收项目。


明眼人都能看出,包税人制度下的税负更重。但它得以流行的原因有二:


一方面,包税人制度灵活,适用于解决临时性的金融问题。以阆中为例,如果明摆着要向中小学校与企事业单位收取“午餐特别税费”,必然会激发强烈不满,税收成本将高得可怕。而把“特许经营权”发卖给包税人公司,直接与后勤部门挂钩,进退的弹性就很大。


现实中,某市以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的特许权经营)修建了机场路,约定项目公司经营期为10年,结果发现仅用3年就回本了。在热心群众的反映下,有关部门的新任领导干部实地调研、严肃处理,很快就收回了经营权。


另一方面,包税人为各阶层提供了共享扩张红利的途径。当然,这个“各阶层”另有玄机,肯定不包括普通纳税人(具体包括谁,想想也能明白,这里不多说)。联合竞拍后,包税人公司的股东是可以灵活转让退出的,不愿意经营的小伙伴可以转包;或者以经营权作为核心资本去设计金融产品,然后去抵押或融资…


举个例子,河南村镇银行的首犯、新财富集团实控人吕弈的第一桶金,就是把兰尉高速61公里路段的30年收费权抵押给银行,获得资金用于参股金融机构,然后滚雪球似的将股权抵押融资、做大做强…



如此一来,阆中市有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似乎也可以理解,只是苦了当地师生,还有机关单位吃大食堂的人。


有位网友对当地体制内人士表示深刻同情:


锤子哦,这个潲水吃上30年,脑壳都要吃瓜!


对此,我倒是希望大家看开一点。毕竟在二十年前,就有段子手淡定地表示:


自从我得了精神病,我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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