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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他的处级父辈:对周劼炫富案的深度解读

将军箭 将军箭 2023-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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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一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炫富


1842年,因主张禁烟而被发配伊犁充军的林则徐,在西安与家人道别时留下了如下诗作: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郭则弦在《十朝诗家》中对此评价为“迹其生平,无愧此语”。


然鹅,180年过去了,这一凝聚万钧之力的名句,居然被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周劼化用,毫不做作地应用于朋友圈炫富场合。并且周公子自比严世蕃,表达了拳拳的辅佐之心。


这应该是林则徐与严嵩父子都万万没有想到的。



而在事后江西国控的首次调查通报中,这位周劼被三次表述为“普通员工”,但就是没有解释人民网总结的炫耀行为:


炫父是否属实?例如宣称“省厅人事处的人刚打了电话给我爸”;

炫富是否真实,例如“喝的白毫银针20万一斤”;

炫背景是否存在?例如“我办公室主任怕我吹空调冷,帮我加挡风板”。


我相信,很多人对人民网的评论隐隐觉得哪儿不对劲:


不管最终调查结果如何,周劼的“凡尔赛”都制造了社会矛盾,让很多人产生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周劼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



事实上,在被各行业、各人员花式作死的“炫富门”极大震撼之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神经已经足够坚韧:


时至今日,你敢打出郭美美晒豪车的牌,我就亮出纪委书记夫人“摇人”的王炸,用50辆宾利堵得让你出不来;你非要列举曲婉婷在海外上演“母慈女孝”的名场面,我们自有“工作生活分得清”的某老师表态“事情很严重,责任在美方”…


所以,人民网与其担心人民的心理感受,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关心国企家族化的问题:


普通员工周劼背后,矗立着至少5位江西省交通部门的父辈,其中包括3名“苟利国家生死以”的三位正处级干部(父亲、大伯、三伯)。这是因为他们天赋异禀、特别地适合交通部门的工作吗?


讲真,周劼在炫耀父亲“进步”的同时配以严嵩、严世蕃父子的“帮扶”故事,这是很有意思的。倒不单单是因为这对江西籍奸臣声名狼藉,而是因为:


严世蕃虽有“鬼才”之称,但却考不上科举,只能以严嵩的名势,先入国子监读书后为官,开启仕途。


所以,这位“周世蕃”心里打的什么算盘,大家都明白了吧?


要我说,在被“父上大人”不断上进的好消息五雷轰顶之后,周劼就该搭配一个45°仰望星空的表情嘛,如此方能表达他肾结石直接碎裂、随排泄物排出的震惊。


用大白话说就是:


震碎了周世蕃的牛黄狗宝,开始畅想“以父荫”的远大前程。




为什么要炫富?


很多人弄不明白,这位沐浴着父辈恩泽的“普通员工”为何如此高调,遵守潜规则、来个“闷声发大财”不好吗?


这里面有多重原因。例如响应 “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的上古思维,例如以炫耀掩饰自己能力不足的自卑感。


但从生物学与社会学角度,周某人在朋友圈散布“亦真亦假”传闻的行为,倒也完全符合人类本能


在生物进化史上,智人(Homo sapiens)的认知革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他们以高达1200-1400立方厘米的脑容量,进化出学习、记忆与沟通的能力,使得“社会性合作”成为一种可能。这也是智人战胜更强壮的尼安德特人、成为人属唯一物种的主要原因。


但是,这样的进化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对于智人来说,大脑消耗的能量非常惊人。即使在身体处于完全休息状态时,占身体总重约2%-3%的智人大脑,却消耗了人类25%的能量,以及占用心脏输出血液的15%。相比之下,其他猿类的大脑只占据了8%的能耗。


能耗超高的大脑对人类的直接影响有二:


首先是肌肉的退化。很显然,当人类在运动时,大脑的耗氧量将显著高于25%。而人类的能量储备有限,优先拨付给大脑中的神经元,就很难保证发达的肌肉所需。因此,人类的体能甚至打不赢黑猩猩(虽然后者平均体长只有150厘米),这对于早期人类的野外生存来说是一个坏消息。



其次是漫长的成长周期。考古学家发现,智人的直系祖先怀孕周期是12个月,但人类只有9个月左右。原因是胎儿的大部太大了,外面又包裹着坚实的颅骨,所以只能提前生产出来,以降低分娩的风险。“适应性早产”意味着婴儿在长达数个月的时间内,完全没有任何独立存活手段。事实上,为了选择性获得生存所需的复杂认知,人类的“新手期”往往需要8-9年。


所以,孱弱的个体条件、漫长的“发育打野”期,使得婴儿的成长需要众多个体(甚至整个部落)的努力。由此,人类出现了强烈的社交属性,产生了紧密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基础。


而社会关系的确立,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确定成员与自己的反应”,也就是知道团体成员中,谁对我友善诚实,谁对我隐含敌意。


这就需要一些特殊的技巧。


1998年,Robin Dunber出版了《扮演、流言与语言的进化》一书,正式提到:


流言蜚语(gossip)是人类社会形成后最重要的沟通方式,现代智人以此得知群体中的复杂关系,从而支持部落规模持续扩大,并发展出更紧密复杂的合作形式。


举个例子,由四个人(ABCD)组成的小群体中,想要知道相互之间不断动态调整的人际关系(注:只考虑1对1的关系组合,不考虑多人博弈),需要分析并储存6种组合关系,也就是:


AB、AC、AD、BC、BD、CD。


但如果是一个50人的部落,这种一对一的组合关系将高达1225种。如果考虑到部落中的群体性对抗(例如部落中不同的派系),人们需要获取并存储的信息是惊人的。


因此在生活中,早期的人们率先掌握了传播“流言”的技巧。这些传递出来的信息斑驳,需要个体判断真伪,并以此建立起对他人的“印象”,形成真正意义的“人际关系”(例如喜好与亲疏)。


而流言的高级应用就是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社会建构的核心在于现象的现实,即创造所有人都认同的共同信念。


例如,你认同血缘纽带会形成稳固的未来预期,所以才出现大规模的家族与传承;你认为年轻时共同的求学经历会形成相似的“三观”,所以才会有广泛存在的校友概念;你认为同一地域的人们在生活习惯、思维习惯、文化认同上有共性,才会有老乡、城市、国家的存续。


因此,基于血缘、地缘、神缘、共同经历与身份所形成的现代人类社会关系,本质上依然是一种由想象建构的秩序。


这种“共识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类发展壮大的基础,也是现代社会的稳定根基。



当然,“江西周世蕃”理解不了这么专业的知识,他只有一个朴素的理念:以夸大的方式,掌握着群体内的第四权力(即正式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新闻媒体发布权),从而稳固在群体中的自身地位、享受欺诈他人的特权。


只不过周公子被自己的能力、眼界局限,把大好资源用在了“骗炮”——有网友曝出,“周世蕃”以朋友圈炫富方式周游撞骗,四处招惹年轻女性。



但凡你玩过DND游戏里的盗贼角色,也知道把技能点加到聆听、侦察、伪装、唬骗,可以干的事情多出太多啊。话说,拿着这么珍贵的脑子干这种贫瘠的炫富,生而为人,你不抱歉?


由此可见:


周世蕃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高级趣味的人。



炫权炫富是怎么伤害社会的?


网友还从周公子的朋友圈扒出,这个人喜爱读书,但又生怕被别人从书本里学去了什么。



他是如此的“沉湎学习、无力自拔”,以至于如图片所示,在书本上为桎梏、淫秽等“生僻字”认真地标注了拼音。


因此,这么“人菜瘾大”的劲头,能口无遮拦地“苟利国家生死以”,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以及,他在朋友圈中对“小镇做题家”的仇视,也是毫不遮拦。



其实,江西国控集团公布的周家官系谱一点儿也不起眼(仅仅处级干部而已),但他们系统性地盘踞在江西省交通系统内,形成一目了然的裙带关系、利益关联:


周家的发迹,始于省高速集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的大伯。在他之后,二伯和周母进了南昌长运公司;周父进了江西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客货运输处;三伯进了江西省交通设计院,官至党委副书记…



请问,这是新时代的“内举不避亲”,还是封建时代“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的延续?


在人类历史上,作为社会关系中的底层逻辑之一,家族传承具有特殊意义。这是因为:


人类是一种体能与心智成熟较晚、创造高峰期有限的生物,真正能够利用聪慧的大脑做一番事情的时间很短,因而为后人留下“遗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其中既包括物质遗产,例如留下财富,供子孙生存与成长,以便继续自己未竟的意愿;也包括精神遗产,例如自己的见解或技能,让后人中的有识之士认同、继承。


我们的祖辈早就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例如气候、疫病、战乱、社会制度),物资遗产的传承是极其艰难的。所以孟子形容为: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亦五世而斩。


相反,精神遗产的传承相对靠谱,但却容易走调变味。哪怕是家族传承逆天的孔子一系,历代衍圣公中也不乏汉奸出现。


而要把两种传承有机结合起来,那更是难上加难。


这方面,北宋名士范仲淹为国人创造了一个较为优秀的解决方案。


1050年,曾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的范仲淹宣布,以他全部积蓄在苏州购置1000多亩良田,划拨给“范式义庄”,用于以下用途:


1,维持族人的基本生活。例如规定,5岁以上的族人每月可领白米三斗,每年可领衣料一匹。

2,维系族群延续的支出。例如族人婚嫁皆可领取二十贯,丧葬给以二十五贯以内费用。

3,鼓励开拓族群生存空间。例如开办族内义塾,对本族子弟免费;族人参加科举予以全额费用补助;族人获取功名外出任职,给予相应的津贴鼓励。


为了防范内部贪污与倾轧,范仲淹规定义庄的财务独立核算,不受族长直接支配,同时义庄的土地不许雇佣本族人耕种,避免出现“关起门来争遗产”的糗事。


明眼人可以看出,这基本就是现代家族慈善基金的雏形,说是范氏宗族的“专项基金”也毫不为过。


它的优点在于:


一方面,可以保证族人基本生活保障,确保宗族人丁兴旺;另一方面,对子孙后代进行大规模的教育,鼓励不断续地产出社会精英。


事实证明,这一族群生存策略是成功的。例如从宋代到清代,苏州范氏涌现的进士就超过了60人,他们为宗族的存续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平庸的家族坐拥财富,难免被“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等豪强势力盯上。正是由于连绵不绝的精英阶层(进士)涌现,周边觊觎的目光才不得不收敛,这才是范式的家族传承得以延续千年的奥秘。


所以说,在族群内部,平庸的个体可以获得繁衍后代的基本所需,并保留了“子孙变异翻身”的希望;优秀的个体则获得家族的鼎力支持,在建功立业之后再庇护、反馈家族,这是一个完美的“支持外卷、反对内卷”的范例。


而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无论是义务教育的推行,还是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组建,亦或是扶贫攻坚、共同富裕等“第三次分配”的尝试,都是一个升级版的“范式思维”:


保证全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从子孙后代中选拔优秀人才,开启健康发展的向上循环。


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劼对“小镇做题家”的恐惧与仇恨,似乎就容易理解了:


自承“学渣”的周劼,利用父辈的资源在全民所有制的国企内攫取资源,德不配位下的诚惶诚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故而必须发声壮胆、确立他在系统内的存在感。


而周劼的父辈们齐刷刷地汇集在该省交通体系内,他们是不是真的凭借能力、把握机会的时代菁英?这应该是调查组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们要求起点的公平,拒绝或明或暗的门槛设置,警惕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与践踏,而不仅仅是放出一句“职级晋升符合有关规定”完事。


换而言之就是:


进电梯的程序没问题了,再来讨论里面的人到达高处是否符合规定。




 他的处级父辈,与你的残疾二舅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基于对制度先进性的自信。百年前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可不是为了建立一个世袭罔替、看不到未来的国度。



同理,我国人民对“共同理念”的认同,才是防疫政策顺利推进、国民经济复苏增长的根本原因。如果“由想象建构的秩序”不再得到认同,又如何做到:


一代人经历衰退,一代人重拾信心。


没错,我说的是泡沫散去之后的日本。



这两天,一部《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短视频红遍全网,说实话,我的内心感受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我认为苦难从来不值得歌颂,而是需要反思;另一方面,它揭示出在经济下行大环境下,普通人是如何从身边的痛苦中汲取上进力量的。


所以,面对社会不公,普通人自当竭力打好一手烂牌。但上位者也应当考虑如何设计公正有效的制度。


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曾问起一个社会问题:


该怎样组织我们的社会结构,使得无能的制度不会造成根本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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