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来袭，四川人民还有没有逃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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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天灾与人祸
2022年9月5日，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里氏6.8级地震。截至9月7日11时，地震已致74人遇难。
对于震区群众而言，大家最关心的是地震烈度（即地震对地表及工程建筑物影响的强弱程度，用于描述地震的破坏程度），而影响地震烈度的因素包括地震等级、震中距离、土壤地质条件、地貌，以及最重要：
震源深度。
简而言之，就是震源到地面的垂直距离——同级别地震里，震源越浅，破坏力越强。
在地震学中，往往把震源深度在0-60公里内的地震称为浅震，它对构筑物威胁最大。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巨大灾害与强烈波及范围（连1500千米外的上海、北京，以及2000千米外的泰国曼谷都有强烈震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震源深度仅为14千米；再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震源深度12千米，临近的天津市都遭到Ⅸ度的破坏。
此次甘孜地震的震源深度仅为16千米，属于典型的浅源地震，因而多地震感强烈。例如236千米外的成都市，就有多人反映：
高层住宅在晃动。
不幸中的万幸，在地震发生前十多秒内，成都市应急管理局就及时发出了倒计时的橙色预警，让不少居民在第一时间内明白了什么事，从而有利于紧急避险、避免延误与恐慌。
但万幸中似乎包含不幸。例如有居民遵照预警提示，快速下楼前往空旷地带避险时，却愕然发现小区大门紧闭；例如地震发生后，有关管理人员用大喇叭督促居民赶快上楼，并随后在小区业主群内发出强烈指示：
不准跑！！！
显然，在某些人眼中，天大地大不如抗疫事情大；千好万好不如全体静默好。
其实一开始，广大网民怀疑这是P图的段子，因为如此言论实在是辣眼睛。但当官媒记者致电核实时，这位小区管理人员很实诚地表示：
地震再严重也严重不到哪里去，在家待着最安全。
讲真，没有二十年以上的脑血栓经验，断然说不出类似的反智言论（9月6日此人又称是调侃，仁者见仁吧）。
更大的问题在于，持有这种态度的管理者并非个例。
例如某平台流传的一则视频中，工作人员与跑下来的居民隔着铁门对峙，并反复用喇叭喊话：
我就问你，楼倒了吗？倒没倒？？
就想问一句，万一接下来楼倒了，你负得起这个责吗？
而最魔幻的是，这些信息的评论区里出现了大群的“理中客”，说着 “防疫人员也不容易”、“成都也不缺这一次地震，只不过是找个理由闹腾罢了”…之类的胡话，如果鲁迅再世，一定要发出如下感慨：
这些文字没有章法，歪歪斜斜的每条上都写着“伟大光荣正确”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四个字：居心叵测。
妄人们的逻辑是，成都距离震中有236公里，震感也就3.8级左右，实际影响不至于达到“天灾级”，如果人都跑出来了，有造成社会面传染的潜在风险。
例如著名的飞盘运动高端玩家胡锡进，就以推心置腹的口吻与大家说：
非震中地区，特别是远离震中的地方，地震的危险是有限的，如果抗疫的秩序能够保持，能保持当然还是保持为好。
合着这是要求全国人民人均地震专家，在灾害面前冷静地花上3秒钟掐指一算，快速确认震级、震中、震源深度…然后迅速变身地理学家，测算本地与震中的距离、本地地质条件…接下来再化身建筑师，评测住宅楼的抗震水平。在完成以上复杂计算后，你终于可以淡定地表示：
看似影响不大、不如安逸躺平！
这不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事前猪哥样”吗？
甚至有学术圈高人从历史与社会角度，分析在现代社会中，从来就没有“想干啥就干啥”的绝对自由，不能为一己之利而破坏社会秩序与XX大局。
难怪有四川网友无奈地写下一副对联。上联是“不跑有地震，跑了有确诊”，下联为“人在家中躺，灾从四处来”。至于横批自然是：
活着就好。
❷ 自由的界限
此番四川地震中，少数有关人员的行为之所以“动作变形”，其中缘由甚多。例如反映出当前疫情重新严峻下，基层执行人员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紧；例如反映出当前复杂经济环境下，一个稳定的饭碗是多么金贵，以至于有违道德人伦的事情也干得出来；例如反映出21世纪了，法制建设依然在路上…
而我仅想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一下面对天灾时，公民到底有没有紧急避险的“逃跑自由”。
1859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出版了政治哲学著作《论自由》，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自由主义，即：
① 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认为人类只有出于自卫目的，人们才能干涉他人的行动与思想；
② 个人幸福与个性自由，认为人性不是一台精密设定的机器，而是内外趋势下全面成长的树苗，应当允许人们去体会、证明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
③ 社会对个人权力的限制，认为个人自由并非无拘无束，反而是因为社会契约而受到法律、道德的约束，自由在社会的边界之内。
④ 自由的原则，认为个人应当对自身做出的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负责。
穆勒把这本书命名为《On Liberty》，而不是《On Freedom》，因为Liberty的原意是“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受外界限制”，这是一种相对自由；而freedom的原意是“从某种约束中解脱出来”，更接近于哲学意义上的绝对自由。
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简称为PLA（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而不是PFA（The People's Freedom Army），这表明我军是为了帮助受苦受难的群众挣脱束缚，让他们获得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机会，而不是为了让他们无法无天、过着没羞没臊的生活。
穆勒在《论自由》开篇清楚地指出：
The subject of this essay is not the so-called Liberty of the will, so unfortunately opposed to the misnamed doctrine of philosophical necessity; but civil, or social liberty: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the power which can be legitimately exercised by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
（本文论述的并非个人意志的自由，即哲学必然性的自由；而是社会合法地施加于个人的限制，即社会自由）
举个例子，面临地震灾害的四川人民，自然有趋利避害、跑向空旷处的绝对自由（Freedom of Run）。这是人类在面对生命威胁时的天赋人权与哲学必然，恰如罗翔所言，人在快要饿死时，吃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都不需承担法律责任。
但反过来，面对地震灾害，失去双腿的人几乎不可能独自做到“拔腿就跑”，他们失去了逃跑的能力自由（Liberty of Run）。
可见，Freedom回答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Liberty回答的是“能不能”的问题。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轻松识别砖家们搬弄自由概念中的逻辑错误。
回到四川地震的现实场景中来。在地震发生时，民众不可能全知全能、准确判断地震影响的。大家只能根据地震预警短信、房屋摇晃的事实，得出“生命遭遇潜在威胁”的结论。更何况，现在楼没有塌，不代表后续一定不塌。感染新冠固然可怕，但不一定死亡；真要被埋在大楼废墟里，那是十死无生的事。这时候，紧急避险的绝对自由（freedom）显然压倒了一切。
即使按照“理中客”诡辩的相对自由（Liberty），“不以一己之利而破坏社会秩序”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穆勒看来，自由是“个人在不干涉他人的前提下可以做任何事”，意味着契约社会中个人享有的权力界限。
而在本案例中，以遵守社会秩序的名义干涉群众的生存权，显然属于最粗暴地干涉他人。因而此前约定的社会契约已经不适应当前环境了，改一改、变通一下才是王道。如果在搁这儿卖弄术语，哪怕用最客气的话来说，那也得是“削足适履”。
事实上，哲学家们对两种自由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绝对自由（freedom）中的哲学必然性相当于客观规律，类似于苹果在万有引力作用下一定要砸向牛顿的脑袋，婴儿在基因驱动下必定在挨饿时大声哭喊…因此马克思在一番哲学思辨后指出：
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人类将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越。
按照这个理论，在面对地震时的基层管理者，不但要认识到人民群众具有避险的绝对自由，从而遵循“事急从权”的基本原则；还必须考虑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妇孺存在避险能力不足的客观事实，然后再通过工具选择（例如轮椅）与社会手段（例如紧急救助的法律法规或社会公德），帮助这部分人实现避险自由。
这才是和谐社会该有的样子。
当然，我们永远都要相信群众的觉悟。例如另有一则消息称，面对封控局面，下楼群众里有位带头大哥主动出列，一脚就踹开隔离铁门，带领大家开辟出逃生通道。
不管当事人后来有没有被追究，但我觉得：
这哥们实在，这样的邻居能处。
❸ 自由与自繇
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翻译家严复把穆勒的《On Liberty》引入中国，为了准确表达“个人与群体间之间边界”、强调“在社会契约既定条件下，公权对私权的约束尽可能少”，特意把本书译名定为：
《群己权界论》。
不但如此，严老爷子还费尽心思，把大众习惯的绝对自由（Freedom）翻译为“自由”，而把相对陌生的相对自由（Liberty）翻译为：
自繇。
在古汉语中，繇是多音字，最基本的读音是yáo，意为劳役，常见词为“繇役、繇赋”；而另有一个读音是yóu ，是“由”的通假字。
可见，“自繇”与“自由”的翻译，不但达成了“信、雅、达”的翻译标准，而且寄托着严复特意区分两者的本意。
在序言中，严复这样写道：
由繇二字，古相通假，今此译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为古也。视其字依两文规例，本一系名，非虚乃实，写为自繇。欲略示区别而已。
严复之所以煞费苦心地向读者阐明两者区别，最直接的原因是，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少有“社会契约”的公开思想，人们对公权与私权界限认识模糊。
而如果从更宽广的视角，思考更深层次的原因，严复此举很可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严复出版译著的1900年，国内正在搞“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我大清”更是霸气侧漏地同时宣战11国，整个华夏充斥着无可救药的狂热劲头。
而留过洋、干过洋务的严复，算起来属于保守派。他希望政府、社会进行渐进式改革，而不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叛乱。因此，严复为了避免受众对《论自由》的标题望文生义、刺激社会动荡，就有了这一系列的复杂操作。
悲伤的是，严复的种种担心，在今后数十年都顺利地实现了…
甚至于在一百多年后，Liberty先后被中西方民粹同时污名化，或成为“输送激进”的代名词，或等同于“皿煮柿油”的歪理邪说。
这真是一则恶意满满的黑色幽默。
当然，这都是看似遥远的题外话。对于四川的受灾群众而言，当务之急是无视“大震之前必有大旱”的马后炮言论，积极参与灾后恢复，避免“大震之后必有大疫”的情况发生。
综合央视、中新网、财新等媒体报道，截至9月7日11时，四川省甘孜州已设置41个集中安置点，共安置群众超过1.5万人，累计收治伤员259人。
而成都等地也对抗震救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就12345热线及网络反映的“疫情期间遇到地震能否撤离”，成都市卫健委进行了正面的回答：
疫情防控期间，发生地震、火灾、洪水等对市民群众生命造成伤害的灾害时，应优先保障市民群众生命安全。条件允许情况下，个人应做好防护，安全撤离；避难时，应尽量减少聚集和接触。高风险场所灾害结束后，应及时做好疫情传播风险评估，做好后续处置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复杂的国际环境，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柏林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矗立起来，成为隔绝东西德的“天堑”。1982年，东德通过了《边境法案》，并于第27条中将“卫兵在警告无效后对翻墙者可予射击”合法化。
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两年之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因射杀翻墙者克里斯·格夫洛伊受到审判，并最终被判3.5年有期徒刑。法官在陈词中指出：
一个没有武器的翻墙者，对其他人与事物不构成显著的危险性，这种犯罪不需要以致命的力量予以防范，民众有理由预期卫兵使用较温和的手段——例如射击腿部——来防范。
需要实事求是地指出，陈词总结中并未出现“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毒鸡汤表述，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宣判表明：
即使是大陆法系国家，在社会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寻求“转型正义”的探讨。
据说，以英雄史观而论，凯撒大帝“吾剑所指，即是目标”霸气十足，但我总觉得，诗人海涅在《论浪漫派》中的名句对常人更有启示：
可笑与崇高，仅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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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ep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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