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离不了富士康，就像西方离不开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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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山雨欲来

2022年10月30日晚间，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关于苹果 iPhone供应链上的生产变化，其中涉及到鸿海富士康。郭明錤指出：

①（富士康）原计划从今年11-12月逐步降低iPhone产能，以应对季节性问题。但在郑州富士康 iPhone 工厂进入闭环生产后，降低 iPhone 产能的计划将推迟。

② 由于郑州富士康 iPhone 工厂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进入闭环生产的，目前全球有超过10%的iPhone产能会受到影响。

③ 苹果正与和硕、立讯精密讨论将 iPhone 14/14 Plus产线转换为iPhone 14 Pro / 14 Pro Max。立讯精密预计最快在2023年Q1初将开始出货 iPhone 14 Pro。

受此消息影响，10月31日，总部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的立讯精密（SZ.002475）盘中大涨9%，而工业富联（SH.601138，即富士康旗下的A股上市公司）的股价则开盘即砸出-5%的大坑。可见：

股市是经济最灵敏的晴雨表，理性的投资者习惯于用脚投票。

这让身处旋涡中的郑州富士康（iphone14的最大生产工厂）倍感为难。

一方面，闭环生产对富士康的效率产生一定冲击。通常而言，这一生产模式对员工士气产生一定影响，生产效率低于平常。

另一方面，为了缓解“部分员工徒步离厂”的冲击，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富士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对生产成本构成一定影响。例如自10月19日起，对正常出勤且符合防疫要求的所有员工发放50元/天的出勤激励奖金，但从11月1日起，正常出勤的员工，出勤补贴标准提高到了400元/天。

但相比起停工导致的潜在违约风险，生产端的成本递增似乎不值一提。

富士康在郑州拥有近90条生产线，超30万名员工，是苹果手机iPhone系列最为重要的生产基地，其产量占据了苹果手机整体产量的50%。

而iPhone14正是行业巨无霸苹果公司当前的吸金产品，一旦富士康不能及时交货，以严苛的供应链管理而出名的苹果公司，将极可能化身“霸道总裁”，索赔数以亿计（还是美元…）的违约金，进而下调富士康的供应商评级等级，甚至考虑供应链布局调整。

这一系列后果，是作为代工厂的富士康万万承受不了的。

而更吊诡的是，富士康的压力，又极可能传导到郑州当地政府。

❷ 量子纠缠

ACG文化圈的LSP们流传着一句口号：

3D区不能失去蒂法，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这当然是一句调侃。但对于郑州乃至河南而言，富士康的存在意义，是全方位、多角度的。

首先看外贸依存度。我们援引“国民经略”的统计：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协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研究报告》，全国十大出口企业中，富士康就独占三席，分别为：

郑州富士康、深圳富士康、成都富士康。

从中可以看出，排名居首的郑州富士康，出口总额是第二名（达丰电脑）的两倍。联系到当年（2019年）河南省外贸数据，富士康的进出口总额占了郑州市的82%、河南省的65%。

如果但从城市外贸数据看，在全国主要城市中，郑州市对富士康的外贸依存度是最高的，没有之一。

其次是对产业链的影响。从2010年富士康落户郑州，短短十年内，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河南省的优势项目：

2021年河南省生产手机1.6亿部，约占全国手机总产量的10%，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广东）。

而依托于富士康的苹果产业链，郑州吸引了众多零部件商、服务商的聚集。这其中，包括了汇川、领益、胜宏等上下游企业，也包括UPS、伊藤忠物流、海航等物流服务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约有3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陆续入驻郑州航空港，产业规模接近8000亿元。

再次是对当地就业的影响。近年来，郑州市的房地产与大数据相关产业风风火火，但它们都不是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行业（房地产销售可能是，但它已经开始过冬了），真正与老百姓就业相关的，是制造业。

一个最直接的数据是：

郑州富士康的就业人数达20-30万人，比郑州的拳头企业宇通客车（6万人）高出数倍。

别忘了，河南是出了名的教育弱省与人口大省。当地高等教育的资源稀缺，导致了高中升学率的畸低。当全国各地为“大学生就业”而忧心忡忡时，有没有想过，河南省众多上不了大学的青年们，该如何解决就业？

长期以来，农业是不可能有效吸纳这么多青年的（这也是对我国高素质劳动力的不负责任的浪费），大量年轻人的出路就是去长三角、珠三角打工。而富士康及相关配套产业，为当地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就业选择。

一位河南的朋友和我说：

富士康刚搬来那阵，其实也是名声最差的那段时间（注：指连续发生工人jump楼的现象），但我们省的年轻人还是愿意去。因为人口实在太多，街边烩面店招个人，应聘的起码有50人…综合下来，在郑州富士康打工，月薪五千相当于广东的六七千吧。

更何况，富士康交社保、不欠薪、一切按招聘合同办事…这一连串的标准化操作对当地就业市场产生了“职场整顿”的意外之喜。以前用工单位各种不规范招工，但年轻人没得选；现在不规范的企业完全招不到人。这对于改进当地就业环境、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没有对比就没有优劣，如果富士康真的搬迁走了，当地企业的用工环境会不会恶化？甚至于，如果叠加搬迁后锐减的就业机会，这对于试图在当地打工的年轻人来说，不啻于“双重暴击”。

最后是对城市发展规划的影响。我们知道，郑州是一座立足于交通的城市。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认为是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支持把郑州建设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这其中就包括了：

双机场规划。

具体而言，河南省要打造郑州国际航空枢纽，适时启动郑州第二机场规划研究，争取到2035年形成“1+3+N”民用运输机场布局。

打造航空枢纽、造出大批机场，总是要投入使用的。在国内的大型机场中，郑州机场是极少数以货运优先的机场。2021年，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在全国230多个机场中排名第6位，其中国际地区货邮吞吐量位居全国第5位。

可见，郑州的航空布局，瞄准的就是高附加值的货运——这不就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品么？如果富士康真的跑路了，不但投入甚大的航空布局受到直接影响，还会让郑州市的远景规划前景模糊…

综上，富士康对郑州以及河南，确实具有特殊意义。

❸ 如何留人

1956年11月，教员同志在评价国际形势时，生动地形容道：

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国际形势都是如此混沌，更遑论稀奇古怪的互联网言论了。例如最近一周来，对郑州富士康的看法，就从“喊打喊杀”的资本原罪论，突然逆转到漫山遍野的“非它不可”的反击阴谋论。大意就是：

郑州富士康对当地外贸与经济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让它外迁到东南亚，以免中了敌对势力的阴谋。

从罗列数据到蹦出结论，中间再拉扯两个员工故事，情绪拉满，一篇爆款文就新鲜出台了。

但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

如果单以体量与GDP贡献判断产业布局与政府决策，那么就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出现雁形模式理论，甚至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无论是当年香港的玩具产业，还是日本的电子产业，在迁移前还都是就业、税收的大户，怎么能让它们跑了…

如果我们从企业角度看，现阶段富士康的去留，其实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方面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初创企业追逐不确定性，因为这是它们弯道超车的机会；小企业能忍受不确定性，因为它们船小好调头。但作为代工厂中的巨无霸、世界500强的存在，富士康是难以忍受不确定性的。若隐若无的“一刀切”和“层层加码”，让富士康在面对苹果等客户时谈判能力下降、违约风险大增…（此处省略283字）。

2022年11月1日，河南省郑州市防控办发布《关于调整管控区域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通告》称：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经研判，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自11月1日6时起，解除原有管控区域，调整管控策略，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而彭湃新闻援引《河南日报》报道，10月31日，河南省省长王凯强调：

要尽快扑灭当前部分区域规模性疫情。坚持重点区域分级防控、重点人员分类施策、重点场所严格管控，做到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有序放开。科学精准划定风险区，不能因为有个别疫情燃点就长期无差别封控整个小区，让城市逐渐恢复活力。

我相信，这体现了河南省领导同志的勇于担当，对于包括富士康在内的河南省内企业是一个明确的积极信号。

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管理水平的迫切要求。这两天，当地政府非常重视“管”的问题，但对于“理”却似乎有待加强。例如10月31日，郑州航空港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消息：

已要求富士康落实“四方责任”，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要求企业压实主体责任，落实“四方责任”，严密疫情防控措施，备足防疫防控物资，增强防控意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防疫政策、规定和要求，确保生产经营闭环管理，筑牢疫情防控坚实防线。

富士康目前执行的闭环生产模式也叫“防疫泡泡”模式，即以企业为最小的防疫单元，企业做好原材料、生活物资、防疫物资储备；政府为企业保障后续物资供应、点对点车辆运输通行、统一定时消杀等。这种半管制的政策下，市场之手是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作为企业的富士康，有钱也买不到亟需的资源与服务），政府部门不能只要求“压实责任”、“增强意识”、“坚决克服”，而不“管理”。

其实从法约尔开始，管理的五大职能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以富士康山顶宿舍管理为例，政府管理者应当从下列角度思考问题：

1，山顶宿舍生活着1.6万名员工，且大多是八人间宿舍。日常生活保障需求如何满足？防疫用品与检测人员配置如何？阳性人员的报告与隔离如何实施？轻症人员的防治与重症人员的转移如何甄别落实…这些问题是政府管理者应当及时调查、作出预案的。这就是管理中最重要“计划”。

2，为了向山顶宿舍的员工提供必需的生活资料与医疗资源，原有的小规模物业（一线员工仅50余人）显然不够，政府部门应当提供对应的人员、设备、资源，同时安排相应的职位，作出清楚、明确、准确的响应。这就是管理中的“组织”职能。

3，以上人力、物力、财力的调动，需要组织中领导人进行监督执行、定期检查，同时还需要与外界不同部门进行协作处理。例如我们从“XX查”等平台得知，承担富士康山顶宿舍管理的物业，是河南国控集团下属的地煤集团下属的山顶房地产下属的山顶物业公司下属的港区项目部。那么物业部门的人员协调，肯定需要管委会与地煤集团甚至省国资部门逐级沟通，而不是发个文件就完事了。这属于管理中的“指挥”与“协调”。

4，以上工作中，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办？执行过程中发现错漏、原计划不适应实际情况发展怎么办？这属于“控制”的范畴。

而踏踏实实做好这些管理工作，基本上就是企业非常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不能大包大揽地为单个企业输血或豁免，但它可以让企业明明白白地知道：

事情有没有在推行？推进到了哪一步？哪些因条件不具备而暂时难以解决？

没错，服务型政府的最大意义，是让企业对未来产生较清晰的预期，避免“人亡政息”或“特事特办”的大起大落——说得难听点，哪怕这次用最呵护的倾斜手段让富士康渡过了难关，事后它也要嘀咕一下，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X士康”，把资源给导过去。这种忐忑的心理类似于：

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另外，我们重视企业的社会贡献，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政策的原则性，更不意味着以打工人作为某种代价…

（此处省略266字）。

谁都知道，美股上市的要求最严格、麻烦最多。但有哪家公司不愿意去美股上市呢？新兴市场的所谓好公司，如果宣布因受到某种歧视或出于民族情怀而宣布终止上市进程，理性的投资者绝对不会拍手叫好，而是拔腿就跑。

❹ 相互选择

2010年6月，时任河南省省长郭庚茂顶着太阳，在机场专门等待郭台铭的到访，为此，郭省长提前把招商资料背了个滚瓜烂熟，为的是在与郭台铭的谈判交流中，多谈实事、少打官腔。

事后，郭台铭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富士康落户郑州而不是硬件条件更好的其他城市，除了河南省给出土地、税收、招工等方面的巨大诚意，还因为当地领导展示出来的务实态度，以及与富士康紧密合作、带动郑州实现产业转型、加入全球市场竞争的磅礴愿景。

富士康与郑州的合作，与其说是富士康改变了郑州的发展，还不如说是郑州携手富士康，从而改变了自己——这是一场真正意义的“双向奔赴”。

2017年，《河南日报》曾满怀自信地评述：

郑州与富士康，是一段相互成就、互利互惠的故事，但如果说郑州只有富士康，就有失偏颇了…

而现在，我们祝愿当地政府延续这份自信，以务实态度/实际行动吸引所有企业（而不仅仅是富士康）主动留下。

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

人呐，得自个儿成全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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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v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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