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自有国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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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锦州的“真气”
事情正在起变化。
11月30日召开的卫健委开座谈会上，孙副总理听取了有关专家对优化完善防控措施的意见建议，重点包括：
1，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在减弱。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2，走小步不停步。防控工作稳中求进，防控政策持续优化。
3，疫情防控更加注重科学性、专业性、精准性。争取实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目标。
12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优化防控二十条措施问答》，正式提出封控管理要快封快解、应解尽解。
也就在这一天，广州市共7个区解除了临时管控区，希望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向全国推广。海珠区更是提出：
除了38类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外，其他人群非必要不做核酸。
然鹅，在一片应接不暇当中，锦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在12月1日发布了一篇名为《关于当前疫情防控措施的几点考虑》，里面“金句不断”，兹摘录几则如下：
我们认为，不管新冠病毒的毒性减没减弱，重症率和死亡率如何，后遗症有多少，但它毕竟是病毒感染，“不得总比得了好”；
我们认为，在短期内就可以实现“动态清零”的情况下，不应当放弃近十天以来的努力。
我们没有必要在可以清零、可以不形成大面积感染的情况下放弃防守。
总之，这篇704字的通告里，说一千道一万，最终都汇集成核心题眼：
能清零而不清零，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句提示颇有“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买就是你的损失”那味儿，因而迅速出圈，成为全国网友转发的对象。
恍惚之间，我似乎回忆起当年辽沈战役时教员同志“先打锦州、造成关门打狗之势”的战略大手笔。想起了他怀念罗同志时的诗作：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但是且慢，锦州的积极请战是相应哪门子的中央决策呢？明明在12月2日，新华社连发三条“时评”，标题分别是：
《快封快解 应解尽解》
《抗疫，要帮特殊人群兜住底》
《每个人都是重要一环，不能掉链子》
而锦州通报中第一句话就是：
近一两天，国内个别城市做出了疫情防控措施的一些调整。
好家伙，这“个别”城市，是恢复堂食与市内交通、在“小蛮腰”上打出“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提醒的广州吗？
还是提出“老人、孕妇等特殊人群阳性可居家隔离”的北京市？
亦或是在寒潮来袭下提出“明日也冷，不做核酸”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这尴尬的局面，还得请“已经研究决定了”的锦州同志上来，当场给大家念两句《九阳真经》的心法口诀：
它强由它强，清风拂山冈；
它横由它横，明月照大江。
然后再补充一下当地防疫政策的要旨：
它自狠来它自恶，我市一口真气足。
❷ 谁在可惜？
按照正常逻辑，疫情防控沿用旧策略还是采纳新策略，理应请出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专家来，评估两方面的情况：
一方面是流行后果。例如放开后感染率会有多大？重症率究竟是多少？会不会对现有医疗系统构成灾难性挤兑？
另一方面是防控效果。例如病毒的潜伏期有多长？当前条件下能不能响应追踪溯源的要求？
如果疫情的持续冲击如当年黑死病一样（直接就抹去了欧洲1/3的人口），那毫无疑问，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多难多苦的措施都要上；如果毒株变异、情况出现了变化，则对策也可能存在调整空间。
我们援引《人民日报》对国家卫健委专家的“二十问”。一方面：
国际和国内监测数据证实，与原始株和德尔塔等变异株相比，奥密克戎变异株及其进化分支的致病力和毒力明显减弱。国外研究表明，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重症和死亡的比例明显低于之前原始株和关切变异株…
目前学界并未确认新冠肺炎有后遗症。至少尚没有证据表明有后遗症…
我国新冠重症及其关联死亡处于较低水平，这与我们积极的预防策略和统筹优质救治力量有关，中医药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个表述的含义是，经过多次变异，新型毒株的致病力明显下降。在三年的积极应对救治下，我国的新冠重症率为万分之2.1，处于较低水平，流行后果上不同以往。
另一方面：
奥密克戎变异株隐匿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早期感染者更难快速识别。例如北京等地流行的BF.7毒株，以呼吸道飞沫传播为主，但经物体、气溶胶传播概率显著增加；感染后1天就可以排毒，2天左右就可出现二代病例…每个人都是（抗疫工作）重要一环。
这对防控效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原有的封控+排查溯源工作，难以及时、有效地跟上变异毒株的传播速度。
因此，锦州有关部门提到的“疫情防控的几点考虑”，其实很难站住脚。
例如它说到：
“11·21”聚集性疫情发生以来，防控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1月28日已出现拐点…只要继续将已经采取的措施再坚持数日，即可取得全面胜利。
但通报中也承认，当地防控部门“很快取得全面胜利”的结论，是建立在11月28日出现拐点（感染者数量下降）基础上的。
同时，通报中还提到“按照专家们的分析判断，新冠病毒的致病性在逐步减弱，所以’越往后，越安全’”，但紧跟着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在可以清零、可以不形成大面积感染的情况下放弃防守”的结论，这格格不入的两句话，根本就不构成因果关系好不好？
在这个略显奇怪的表述中，就得出了有关部门“太可惜”的呼吁。
我们认为，在短期内就可以实现“动态清零”的情况下，不应当放弃近十天以来的努力。我们这些天实施的相关管控措施都是依据“第九版”“二十条”做出的具体安排，如果现在放弃了这些已经见到突出成效的措施，可以预见，没有清除掉的病毒一定会一传十、十传百地蔓延起来。能清零而不清零，实在是太可惜了！
实事求是地说，即使这一轮清零结束，作为东北交通枢纽的锦州，在人员、物资流动下，依然面临着新的疫情传播风险。扬汤止沸的措施并不那么理性，也没有一劳永逸的重要意义。
但这个“暂时性的全面胜利”对当地有关部门、有关人员来说，却是很有意义的。
你们有没有考虑到现阶段正处于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上？简单地说，还有一个多月后就是元旦及农历春节，这正是政府部门总结一年工作、评定工作业绩的关键时期：
在年终总结报告里，“疫情清零的阶段性胜利”是熠熠生辉的政绩与成果，关系到部门与个人的绩效、奖金甚至前途。
所以，一年到头为抗疫奔走的有关部门，又怎么能接受与忙碌一年，最后功亏一篑地“与病毒共存”的现实？这种锥心的可惜，必须站在另一个维度才能理解与共情。
不由得想起了罗隐的诗：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❸ 别样的感受
莎士比亚曾经很无奈地说到：
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有人总结了疫情政策调整下，各个群体可能表现出来的迥异反映，并把这一现象归咎于“人性”：
这种故作高深的轻浮感，我隔着千里都觉得膈应。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一个更直白、更大众的解释：
政策执行后，受实际影响最大/最小的群体，往往对政策评价大相径庭。
如果仅从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看，封控对经济的影响似乎并不太离谱。例如受封控影响，上海市在2022年第二季度的GDP降幅为13.7%。
但GDP的降幅，并不是所有部门、所有行业都同等降低。例如作为当地支柱产业的金融业，疫情期间一直在正常运转（上交所并未关门歇业），反而同比增长了6.1%；再例如高端制造业（如新能源汽车、机械、电气设备），也在“有序复工复产”大旗下实行“闭环生产”，影响相对较小。
这些关键部门由于事关国计民生，或者因为规模极大，在享受“闭环倾斜”的同时，可以产生规模经济与协同效应，从而提高了政策执行效果、降低了综合实施成本。
相对而言，规模较小的小微企业、市场分散的服务业企业受到的影响则大得多。例如由于封控期间禁止堂食，上海餐饮营业额暴跌72.5%，东方既白、贤合庄、克里斯汀等大型餐饮连锁企业（加盟店均超过100家）宣布倒闭。
出现这样遗憾的结果，其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即使有关部门有意支持，但为这些企业单独建立起闭环管理与供应链通道也是不经济的。
但服务业与小微企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它们虽然不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贡献的GDP产值有限，但它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2022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0.9%，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是就业最集中的部门，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最主要产业。
打个比方，一个小餐馆算上厨师、服务员，以及以此维生的快递小哥，提供的岗位可能有10-20个，但它们的规模与经营业绩，甚至还达不到纳税标准。
在此背景下，如果你是在防控政策下决定恢复经济活力的决策者，你很可能把大部分资源与精力放在规模以上工业、重点行业与重点企业的保障上，而很可能忽略掉类似于小餐馆之类的小微企业——毕竟它们交不了多少税，甚至反映不到统计报表上。
但事实上：
小微企业对于GDP而言并不重要，但对于底层民众的生计很重要。
所以从个人角度看，封控政策之下，体制内人员、大型企业员工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他们可能更理解当前政策；相反，在小微企业、服务业中打拼的人们，则更需要宽松的政策支持。
根据锦州市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
分产业看，2021年我市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下降6.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6.0%，第三产业投资增长4.8%。
考虑到第二产业以工业为主，且其数据以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计算，这相当于是：
锦州大型工业的投资增速最快（规模以上工业的标准是年主营业务收入大于2000万元），服务业增速最慢（服务业是第三产业的主体）。
正因为服务业与大型工业GDP增速的巨大差异，锦州有关部门“继续坚守几日，实现动态清零”的决心很大。
要不，暂且苦一苦似乎无足轻重的服务业吧？
❹ 封控的底气
而如果从组织角度看，问题可能更加有意思。
据悉，锦州是积极封控的典型代表。例如在2022年11月间，“锦州发布”就先后颁发了3道防疫政策。例如11月26日的《关于我市疫情形势和有关问题的通报》就提出：
我们放开‘躺平’可不可以。答案是全市绝大部分群众一定不会认可让疫情失控，四处蔓延，不可收拾，不在乎的只是极少数人。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争论的必要，极少数服从绝大多数。
11月28日，锦州发布甚至发布了一条视频，标题为：
《为什么要早晨六点开始做核酸？》
在看到该视频的一刹那，一向懒散的我竟然羞愧得无地自容：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应碌碌无为而羞愧…他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应当为人类的公共卫生安全而时刻准备着。
他真的，我哭死。
十来年前“非典”期间，网上有人提出一个特殊现象：
地方财政自给率越低，就越有底气层层加码、采用更积极的封控政策。相反，财政自给率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采取封控政策的态度就越谨慎。
从博弈论角度，财政自给率与封控政策的负相关关系，是可以进行解释的。
财政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该数值越低，说明当地财政收支“入不敷出”的现象越严重。
对于财政自给率较高的地区，它们的财政主要来自于本地经济，甚至本身就是净转移支付为负的省份，一旦封控导致经济下行，当地财政收入的影响极大。因而综合考虑的因素更多。事实上，调整防疫政策呼声较高的区域（广东、上海、浙江），正是我国财政自给率较高的省份。
理论上，财政自给率较低的地区似乎应该更重视当地经济，但得益于转移支付体系，这些无法自给的地方政府部门也得以正常运转；甚至于本地经济对当地财政的贡献度较低，反而成为优先级较低的决策因素。此时，为了争取到更多的上级财政拨款，“可见的积极表现”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可能是当地政府敢于“层层加码”的底气所在。
具体到锦州而言：
2022年前三季度，该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1.6亿元，同比增长2.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6.2亿元，同比增长19.8%。财政自给率为39.57%。
缘，妙不可言。
❺ 中奖的经验
在经济学史上，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人物。他创造性地“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学模型”，使得制度成为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因素并列的，影响经济演进与决策者行为的内生变量。
在获得1993年经济学诺贝尔奖时，诺斯在获奖感言里说道：
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我有一个朋友，曾吐槽道：
过去的历史证明，当听到“不惜一切代价”的口号时，我应该首先反省自己是不是划在“代价”那一边，免得到头来自己“一哭二闹三上悠亚”。
当然，这位朋友也不是永远如此忧郁。
例如他还回忆起，有次感冒去医院输液，好不容易盐水瓶的水打完了，护士过来马上又换上一瓶。他谨慎地指出开药时候只开了一瓶。护士小姐甜甜地说：
先森，你运气很好，第一瓶的瓶盖上印着四个字——再来一瓶。
据说，“我有一个朋友”往往约等于“我本人”，这倒无伤大雅；而人们在意的，很可能是运气爆棚的“再来一周”大奖。
简要说明：
1，锦州市有关部门在12月1日发出“再坚守几日”的通报后，12月2日凌晨，锦州市连夜发布解封通知，决定从12月2日6时起，全市主城区有序回复生产生活秩序。这似乎印证了“地方表决心”与“等待反馈再调整”的动态博弈过程。好消息是，锦州人民没有“再来一瓶”的阳光普照奖了。
2，晚上写完的文章，尴尬地发现今日已经没有群发次数（个人公众号每天只能群发一次，我上午已经发布了视频），只好设置到零点自动发布，望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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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c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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