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话损失1237万！为何金融圈大佬也躲不过电信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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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大佬也中招

2023年1月7日晚，大半个金融业圈的人不顾周末的大好时光，都在密集讨论一件事儿：

国内金融圈大佬、私募中的顶流人士钮YM（以下简称钮大佬），在2022年末被卷入一起“圆环套圆环”的电信诈骗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37万元！

据说，刚入行的金融圈小透明艳羡的是钮大佬动辄拿出千万元现金的“钞能力”，恨不得倒霉的是二十年后的自己；而金融高管们则在仔细阅读被骗过程后沉默不语，因为这个匪夷所思的骗局虽然在程序上错得离谱，但对金融业人士的的理解与把握，却达到了“杀人诛心”的级别，实在称得上是：

峡谷王者局，骗局局中局。

现年58岁的钮大佬，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国内某Top院校，并曾在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没错，钮大佬是研究哲学的，曾在国内顶级学术刊物上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过系统梳理与研究。

90年代初，钮大佬如当时的精英一样，时髦地在海外求学、创业，并先后在英国、印度、越南、中国香港等地工作，逐渐成为投行圈赫赫有名的大佬。2022年，钮大佬定居上海，同时担任安盛私募及安盛海外投资基金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拥有私募基金与QDII（合格境内投资者）的管理资质，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集团（也是业内知名的资管巨头）——法国安盛公司（AXA）——在中国区的揸fit人。

按理说，时代菁英钮大佬学贯中西，走遍海外，什么样的大场面没见过？而私募与资管又都是龙蛇走陆的行当，大佬们天天和各路牛鬼蛇神打交道，早就炼成了识人的火眼金睛。有位干私募的朋友和我树新风（Tree New Bee）：

在涉及金融相关业务时候，只要和对方聊3分钟，我就能大概判断TA是个什么路数。

然鹅，钮大佬以血淋淋的教训告诫同行：

你们啊，太年轻，太简单，有时候还很幼稚…

我们根据钮大佬发布的《本人陈述与声明》一文，还原大佬是如何一头栽在错漏百出的“仙人跳”大坑中，并深信不疑、执迷不悔的。

网传的陈述声明，共四页，详细描述了钮某受骗经过及心路历程。

❷ 离谱的话术，震惊的效果

（一）离谱的公职人员

2022年11月7日，钮大佬接到的一个自称是“香港卫生署湾仔防控中心”的电话。对方称，根据“安心出行APP”（注：香港地方使用的一个类似于“健康码”的软件）后台数据显示，钮某于11月6日下午曾去往香港油尖旺某医院，先被判定为“新冠密接”…

钮大佬据理力争，自辩这几天“人在上海”，不可能去香港医院。而服（zha）务（pian）意识贼强的这位“卫生系统工作人员”不辞劳苦地“调查”后告知：与APP绑定的这张电话卡是中国内地的号码，是在XX营业厅通过本人身份证办理的。

话已至此，我相信99%的国内民众一定会警惕起来。且不说类似的电信诈骗手段见得太多，也不说各部门数据互联互通壁垒，所有中国人都能发现一个明显的破绽：

你见过哪个公职部门的人越俎代庖，为你去其它部门亲自调查求证？这勤勉得过头的样子，一点都不像公职人员…

相反，如果被对方板着脸强调“请尽快联系解决、否则后果自负”，我们才觉得：

嗯，这味儿，总算对得上了。

而随后发生的一幕则是惊呆了旁人：

钮某怀疑自己身份信息被盗用，主动要求报案。而“香港疾控中心方小姐”随即联系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李国兴警官，启动线上办案程序。

任何在体制内混过的人，或者学过政治学、管理学的人都知道，人尽皆知的韦伯官僚组织理论，最核心的一点是：

在层级化的组织构架及节制的权力体系之下，官僚组织的成员被非人格化——他们只遵循法规条例行分内之事，而不会超出已有规章的范畴。

具体而言，这位香港疾控中心的职员顶多建议钮大佬从哪个方面去申请复核，而不会替他追问到香港电信部门，更不会直接联系上海警方。因为她一旦这么做，显然就超出了疾控中心的业务范围与工作程序，事后极可能被其他单位投诉。

但具有英国国籍、持香港永居身份证的钮大佬没明白这个道理啊。可能在高端人士眼中，公仆就应该有无所不包的服务精神？

就离了个大谱！

（二）不合规的线上办案

事情到了这一步，该轮到一心为民的“警官们”粉墨登场了。

首先，经香港疾控中心转手的“李警官”在调查中发现，在核实身份信息时，钮某的身份可能与警方正在承办的另外一桩高度机密级重大案件相关联。李警官立即请示上级，出示国家保密局保密协议条款同意书，要求钮某在手机上电子签字同意。

当日晚间，警方另一办案人员“顾队长”接手此案，顾队长在WhatsAPP上向钮某出示了案件资料，在没有排除钮某与现存物证相关联的情况下，指示钮某在监控条件下回到住所，开启网上监控…

这个报案、办案过程中充斥着太多的荒谬，尤其是办案程序上的错误简直不忍卒看。

1，当时（2022年11月）上海市并未因疫情全城封控，线下办案才是最主流、最有效率的破案方式。而钮某本身就在上海，上海警方为什么放着方便的现下办案不用，去使用线上办案？

2，即使是线上办案，公安机关主要文书的送达与签收也都是寄送纸质版本，不可能用手机签收；

3，如果警方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如本案所说的个人监控），一定会出具取保候审决定书或监视居住决定书。这些都是标准化的制式文件，不可能搞出个什么“保密协议”，然后直接网络监控。

4，我国警方不可能通过WhatsAPP向当事人出示案件相关资料。这是因为，WhatsAPP是美国Facebook旗下的一款社交软件（类似于微信），在国内必须Fan墙才能注册使用。我国的公安机关怎么可能使用它进行办案呢？

（三）莫名的千万元保释金

按照钮大佬的自述，接下来就是图穷匕见的要钱经历了。

2022年11月8日，顾队长将侦讯了解的情况，案件材料及本人的配合态度，呈报给本案的专案检察长，由高检察长通过远程面对面询问，我在顾队长的建议下，以主动报案，非在场证据和积极配合态度等理由向检察长请求不列入嫌疑人名单，避免刑事拘留和冻结管收命令，以免造成公司的重大损失和负面影响，和本案失密可能引起的刑侦困难和社会关注。但高检察长拒绝了。

我再次紧急请求高检察长予以取保候审，争取在监外配合警方进行专案调查…顾队长主动提出愿意做担保人，高检察长要求提供取保候审保证书，案件佐证（由警队提供）和人民币237万元保证金。因我是持香港身份证，高检察长联系香港廉政公署，由廉政公署指定账户接受等值港币，在2022年11月8日15时发出取保候审令。

但在2022年11月17日，由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厅张法官通过远程视频庭询，审查我的取保候审申请。在有案件被害人亲属前一天申告和考虑到案件的重大程度和潜在社会影响的前提下，张法官决定将保释金额提高到1000万元人民币。

这几段描述同样辣眼睛。

首先，在我国司法体系中，公检法具有严格分工，不能逾界。例如，公安机关负责对一般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检察机关负责逮捕和提起公诉等事项，法院负责最终的审判工作。而本案中钮某说到，浦东公安的“顾队长”向“高检察长”汇报，并由“顾队长”做担保人，最后由上海中院审查取保候审申请书。请问哪个公安分局的经侦队长有如此大能量，直接左右检察院与法院？

更重要的是，根据2012年颁发的《刑诉法》第六章“强制措施”的相关规定：

在程序上，公安机关根本不可能与检察院汇报是否取保候审，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更不可能作为取保候审的保证人。同时，法院也无权涉及取保候审的决定，因为这属于司法端非常忌讳的“提前介入”。

其次，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不可能出现天价保证金。公安部规定：

保证金的数额，应当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状况以及案件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情况，综合考虑确定。

对经济犯罪、侵犯财产犯罪或者其他造成财产损失的犯罪，可以按涉案数额或者直接财产损失数额的一至三倍确定收取保证金的数额标准；对其他刑事犯罪，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保证金的数额标准可以确定在2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

而本案显然不属于经济犯罪，因此保证金上限是5万元，不可能出现1000万元的“狮子大开口”。

（四）沉湎套路，无法自拔

且说钮大佬到底是金融大佬，在“办案人员”的催促之下，硬是东拼西凑了两笔共计1237万元的“保证金”，打到了指定账户。

各位看官应该看出点端倪了吧，为什么上海司法系统要求的取保候审保证金，居然要打到香港的户头上？只因为是香港的热心市民率先报案么…

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但骗局并未结束，还朝着“连环仙人跳”方向演绎。

这位“检察长”居然提出，在“已证明钮某与此案无关联，且已脱离涉案嫌疑人身份”之后，1237万保证金将在6个月之后返回，如果再打额外30%的抵押保证金（约300万元），就可以2-48小时内完成程序、迅速退还之前的全部保证金。

钮大佬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啊，但实在是一时凑不齐这么多现金了（为了凑1200多万保证金，已经私下向周围好友借了一圈），怎么办？

不得以之下，钮董事长写下了这份《本人陈述与声明》，申请向公司财务部门另外借个300万元，以供临时周转之用。

还好安盛的财务是个明白人，这一看可不得了，卖保健品、搞传销的都没这么惨啊，骗了当事人都不算，还欺负到公司财务部门来了？

于是就有了一番鸡飞狗跳之下的报案，同时也使得这份《陈述》公之于众。

❷ 大佬为什么中招？

可悲的是，在“再加300万”的明显套路之下，钮大佬却还是深信不疑。在《陈述》中，他这样评价子虚乌有的“公检法人士”：

事实上，这个破绽百出的电信骗局之所以能得逞，并不是因为“诈骗方堪称教科书般的话术和一环套一环的精细安排”，而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精英阶层过于迷信金钱的力量。钮董事长在国外漂得太久，已经完全脱离了国内的实际情况。在此案过程中，哪怕这些“司法人士”所作所为都是真的，这种“你们只管给钱，我们联手消灾”的行为，完全跳出了国内的司法程序，又算得上哪门子秉公执法、为民求正义？

而且，钮大佬为何未对“天价保证金”有过一丝怀疑？因为这一套在英美等国玩得很溜，而香港也捡起了“保证金制度≈保护有钱人的制度”，从而以为“砸钱保平安”是无需证明的公理，成为下意识的习惯。

另一方面则源于金融业人士对“声誉”的执着。钮大佬受雇于国际金融巨头，拥有两个身份：私募基金管理者与资管计划管理者。

所谓私募基金，是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并以特定目标为投资对象的证券投资基金。说白了，私募基金管理者是顶级的金融掮客，他们一方面要说服有钱人募资，另一方面要把这些钱投给初创企业。无论是向有钱人化缘获取资金，还是与企业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基金管理者的个人信用都是最重要的软实力。如果曝出基金经理涉嫌重大案情，募资对象和投资对象不但怀疑基金存续的风险，还会进一步怀疑基金管理者的人品，对今后的投融资产生悲观情绪。

而资管是集合资产管理的简称，是投行等金融机构集合客户的资产，由专业的投资者进行管理。这种“代人理财”的资管模式，最担心的不是管理者的专业能力，而是他们的“心术”。一旦管理者涉及严重刑事案件，谁还敢放心把巨额财富交给他保值增值？

更有甚者，涉及严重刑事案件的资深金融业人士，几乎必然引发风控部门的重视，以及导致监管层对业务运用合规性的问询。无论是审计还是合规性检查，其耗时大、成本高，这是金融人士竭力避免的“大忌”。

因此，在面临电信骗局时，钮大佬的第一反应是“客户和投资者会怎么看？”，哪怕他最终自证清白，那这段流言蜚语的特殊时期内，将会损失多少客户及投资机会？对于顶级金融人士而言，这种机会成本很可能是以亿计的。

所以在遇到职业生涯危机时，钮大佬甚至来不及验证与推敲其中细节，而是义无反顾地“花钱消灾”，力争把“涉案”的信息第一时间封锁起来。这是一种职业敏感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非常果断的。

相反，如果是个“混不吝”的天选打工人，你说我涉嫌重大案件又怎么样？我就耗到真相大白的那天呗，又不耽误我日结的生活——这家砖场老板担心我是个麻烦，我换个场子搬砖也行…

请记住，对待电信骗局，人们在第一时间产生不同反应，是因为他们对话术所论及的事情关注程度不同——不在乎的人更加关注合理性的问题，而过于关注事件的人往往方寸大乱。

这是诈骗话术屡屡得逞的深层次原因，哪怕你聪明绝顶，哪怕你见多识广，也可能被动中招。甚至于，工作与生活日常中的不少谎言，也是建立在这个范式的基础上。

在《1Q84》一书中，村上春树说到：

世间大多数人并不相信真实，而是主动去相信自己希望是真实的东西。这样的人两只眼睛哪怕睁得再大，实际上也什么都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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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an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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