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锐评 | 记忆、“家人父子”与小说地方志——读葛亮小说集《瓦猫》
由是，三篇连缀，自成一体，
彰显出“小说地方志”的况味。
作者简介
林培源，青年作家，广东澄海人，清华大学文学博士、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2017—2018）。小说见《花城》《作家》等，学术作品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并有论文被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2016）和第二届“《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 （2020），出版有小说集《小镇生活指南》《神童与录音机》等，作品入选《2019 年短篇小说》《2019 年中国短篇小说 20 家》等选本。小说集《小镇生活指南》入选《亚洲周刊》2020 年十大小说。
记忆、“家人父子”与小说地方志
——读葛亮小说集《瓦猫》
林培源
继“南北书”《朱雀》《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及数本小说集之后，葛亮携新作“匠人系列”小说合集《瓦猫》（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年版）重新亮相。
《瓦猫》收录了葛亮近年创作的《书匠》（《人民文学》2019 年第 12 期）、《飞发》（《十月》 2020 年第 5 期）和《瓦猫》（《当代》2021 年 第 1 期）三部作品，均为中篇小说。单篇作品陆续刊出时已引发广泛关注，但读者仍难窥这一系列全貌，只有当它们被集合、落定 于一部书中，葛亮的“文心”与“匠心”才浮出水面：《书匠》写新旧两派“古籍修复师” 跌宕的人生，故事横跨南京、香港两地，从 “大逃港”时期写到当下，是为“江南篇”；《飞发》被归入“岭南篇”，聚焦上海“理发”与香港“飞发”的江湖争夺及兴衰起落，映照全球化时代香港的市井民心；《瓦猫》则将目光远拓至西南边地，在雪山冰川与西南联大、昆明与德钦的历史地理联动中钩沉瓦猫的来龙去脉，以此成就“西南篇”。由是，三篇连缀，自成一体，彰显出“小说地 方志”的况味。
熟悉葛亮的读者不难从《瓦猫》中读出似曾相识的风格，诸如典雅、隽永的语言，对市井人心的细描，收放自如的小说手法等，但真正令这部新作在葛亮的小说谱系中脱颖而出的，则是其“主题”的统一性和叙事手法的匠心独运。
记忆与技艺
对人心与世情、艺与道、记忆与技艺等关系的书写，是葛亮“匠人系列”小说倾注的主题。葛亮坦言，早在《北鸢》中他便在扎风筝的匠人龙师傅身上寄寓了“三世薪传” 的守诺精神；起笔写《书匠》，则得益于救护祖父遗作《据几曾看》手稿时接触了“古籍修复师”的行业——“不遇良工，宁存故物”于是成为《书匠》一篇的题眼。将《书匠》 一篇置于小说集之首，其“开山”之意可见一斑。我们大可这般设想，假以时日，“匠人系列”会无限繁衍，一辑完毕，还有一辑。然而，小说写作毕竟有别于机械复制和流水作业，葛亮定然深知个中堂奥。因此，三篇作品尽管聚焦匠人，但写法不尽相同，各有千秋。当然，“匠人”题材的生发与衍化，与葛亮常年以来对书画、金石、古籍、匠人的欣赏及其自身文化涵养密不可分。只是有了好的主题，不等于就有好小说，生活经验若要转为小说经验，须经过淬炼和打磨，再形之以恰切的语言、情节、人物和故事等。葛亮常年游走各地，他对南京、香港两地的书写和思考，在新作中以一种更为举重若轻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气度，大抵是“民国叙事”所带来的。以上，关涉“写什么”的问题。
其次是“如何写”。不管是《朱雀》 中传承三代的“金饰朱雀”，还是《北鸢》中对“鸢”这一“牵引”“收放”历史之意象的经营，都有特定的意图，但在“匠人系列”中，葛亮对“物”作为小说线索有了更圆熟和独到的使用。“古籍”（《书匠》）、Boker 与“孖人牌”剃刀（《飞发》）、瓦猫（《瓦猫》）等“物”的存在不单是包含“知 识性”的物质载体，也并非简单的“流离与归属”的情感寄托（或如陈庆妃所言，葛亮试图借《书匠》“重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社会中，‘物’与‘人’之关系，思考新古典主义的守常与新变”。陈庆妃：《“物与人”的流离与归属》，未刊稿），而是与历史流徙中的“经验记忆”与“文化记忆”相交融。
所谓“经验记忆”指的是当下的、留存于个体活生生经验中的“记忆”，而“文化记忆”则指向未来，它依靠物质媒介或政治政策的引导，具有导向性和目的性（集体记忆的生成也有赖于此）。“如果不想让时代证人的经验记忆在未来消失，就必须把它转化成后世的文化记忆。这样，鲜活的记忆将会让位于一种由媒介支撑的记忆，这种记忆有赖于像纪念碑、纪念场所、博物馆和档案馆等物质的载体”，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中的区分，不过是从学理上做客观判定，但小说并非对学理的生硬转化，《瓦猫》三篇书写记忆 / 技艺的传承时并没有泾渭分明地对“经验记忆”与“文化记忆”做生硬切割，而是呈现个人身处历史漩涡中如何自处与抉择。
在《瓦猫》自序中，葛亮引汤姆·史文森（Tom G.svensson）《知识与手工艺品：人与物》中的话“传承谱系中，对于‘叙述’意义的彰显，将使‘物’成为整个文化传统的代言者”，并指出“故物”与“良工” 依靠经年的讲述而抵达彼此。“瓦猫”作为云南汉族、彝族和白族的镇宅兽就是多重隐喻和象征之物，它既有寄托哀思的纪念价值（“这是一座石碑。在这石碑的顶端，有一尊塑像。虽在藤蔓遮盖下，我还是看清楚了。一只动物，似猫非虎。是的，这是一只瓦猫”），又是叙事的牵引物——本产自昆明一带的瓦猫，却现身迪庆藏族自治州，且与纪念山难逝者的石碑镶嵌一起，本身就显得怪异。《瓦猫》正是从这里切入，借叙述人“我”（毛果教授）为“五保户”仁钦奶奶递信、寻瓦猫制作者为线索，串联起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记忆。
待“我”在友人引领下穿过一片昆明城的建筑废墟时，伫立眼前的是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兴国庵（中国营造学社旧址）：“除了远处的摩天大楼造就的天际线，和散落的零星的推土机，四周是没有遮碍的。我们置身的这座庵庙，像是这荒凉原野中的孤岛”，“我在这座古庙的墙头上看到了一只动物，那是一只瓦猫。它虽不大，在这败落坍圮的围墙上雄赳赳地坐立着，在雨水的冲刷下黑得发亮”。至此，“我”在迪庆藏族自治州所见瓦猫，便与昆明龙泉兴国庵上这尊瓦猫有了衔接。经当地街道办负责人介绍，荣之武（在民间手艺衰落的时代，他成了哭丧人，在丧事上出售纸人纸马）出场，“我” 便在荣之武带领下，见到了隐居在弥陀寺的荣瑞红（荣之武祖母）——她正是造瓦猫的手艺人。
《瓦猫》继承古典小说笔法，以人物行迹为依托，串糖葫芦一样串起散落各处的叙事线索。前二节可算作“楔子”，第三节伊始，当年迈的荣瑞红现身后，小说转入第三人称叙事，进入“正题”，勾连起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到当下三代人的家族变迁。当叙事的触手伸向民国，葛亮笔下活跃在西南联大的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金克木、朱自清、傅斯年以及故事的主人公宁怀远和少女荣瑞红，便依次跃然纸上。其中写得最为感人的，要数荣瑞红和宁怀远二人的爱情故事。宁怀远登门拜师学制瓦猫，荣瑞红守着祖辈技艺，不经意间也卷入了抗战救国的时代浪潮。1944 年秋，宁怀远报名参加青年军， 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救亡号召中远赴战场，后受伤归来——此时瓦猫便成了伤残的宁怀远的救赎之物。怀远的战争创伤因瓦猫而治愈，但在看到授业恩师闻一多遇刺的凶讯后，常年积压的愁绪终于爆发。宁怀远自此消失，杳无音讯。
这是《瓦猫》的华彩篇章。葛亮将虚构人物嵌入历史，赋予他们血肉之躯，也借着对动荡时代（“抗战”和“文革”）的书写，将瓦猫塑造成经验记忆与集体（文化）记忆互相较量的“场域”。小说看似稳固的叙事节奏中，其实流淌着某种岌岌可危的气息：旧城改造（推掉旧宅、兴建地铁）锻造的集体文化记忆，始终笼罩着小说，而镶嵌在旧宅屋顶的瓦猫，则因久远的仪式、神秘的民俗性而沦落为岁月淘洗后的残存物。《瓦猫》的存在，为一个濒临消失的时代“复魅”，“记忆”与“技艺”如何平衡，也成为作者反复拷问的对象。
家人父子
赵园在《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中，用“家人父子”譬喻明清之际的家庭、家族关系。“家人父子”作为一 种人伦秩序，支撑着传统社会的运转，《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与之相关。在“匠人系列”中，葛亮对“家人父子”的关注落在了“拜师学艺”的情节上。譬如《瓦猫》中宁怀远“拜师”一节就极为重要，其中既有“民俗学”的意味（小说中，宁怀远曾说过要效仿闻一多先生写研究瓦猫的民俗学文章），亦和“家人父子” 的伦理密切相关。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在宁怀远、荣瑞红和祖父荣老爷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荣瑞红和荣老爷子祖孙相依为命，荣老爷子授予荣瑞红造瓦猫的手艺，同时， 又试图用家长制的权威反对荣瑞红和宁怀远相恋，这其中，涉及“读书”与“匠人”二者间的冲突。书生（宁怀远）学制瓦猫，与荣瑞红因爷爷反对她和怀远的恋爱而赌气关在作坊摸黑“盲制”瓦猫，是小说中关于匠 人如何学成的对照书写。手艺需要时间和精力才能练成，手艺人独特的感知和审美造就 了“一猫一态”，远非机械生产可以比拟。宁怀远和荣瑞红之间相恋相知，皆拜瓦猫所赐。“拜师学艺”也在《书匠》（其中有“徒弟” 一节）和《飞发》（翟康然向上海理发师学手艺）中有所敷陈和渲染，内里彰显的是个人的经验记忆，与城市变迁（《瓦猫》中的昆明旧城改造）、全球化时代的新旧 / 东西冲突（《书匠》中以老董和师承西洋古籍修复术的简女士为比对）等大叙事之间的拮抗。
在《书匠》中，擅长西洋古籍修复手法的简女士赴英伦拜师，以及她和乐静宜之间的师徒关系，也值得分析。简女士作为香港唯一一位英国书艺家协会的会员，其资历、名声吸引了乐静宜，葛亮对人物的塑造是通过“事件”（情节 / 故事）来展开的，其中对人对“物”的情感是最打动人心的部分：譬如“老董”一节，写“我”回忆父亲的旧交修书师傅老董对旧手艺的执着，对古籍的痴迷、因修旧书“固执己见”与图书馆领导起冲突；而“徒弟”一节，叙写简女士带 “我”到观塘区迷你仓参观，并引出她收藏庚辰本《石头记》以及如何从事修书行业的 故事。简女士自幼嗜好读书，大学毕业后赴加拿大学戏剧，回香港工作后，遇上制造业滑坡和金融危机。在全球化时代的浪潮中，简女士逆流而上，利用其周游世界各地积累、购入的旧书开了一家名为“书阁”的旧书店，书店倒闭后，她赴英伦师从古籍修复大师。借简女士的故事，葛亮将古籍修复的技术、欧洲古书的装订史以及与修书相关的诸多学问，细细道来。专业化和陌生化的“知识” 就这样和人物的身世、经历水乳交融，这是 《书匠》一篇的妙处。
简女士收的徒弟当中，乐静宜最出类拔萃（她在亚洲修书大赛上斩获青年组冠军）。但葛亮借“名师出高徒”的框架，反观的却是父辈（简女士与乐静宜父亲）令人唏嘘的情感：父亲独居英伦开旧书店，遇见了简女士，准备结婚，不料婚礼前因心梗而死，乐静宜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唯独没有等来简女士。“我恨她没有来参加父亲的葬礼，我恨她懦弱。或许，我只是恨她自始至终知道所有的事。这两年来，她用我复刻了一个她自己。把我父亲的女儿，变成她所希望的样子。而我却不知情，整两年了。”面对如此扭曲的师徒关系，乐静宜最终还是怀着爱和敬意，卸下仇恨，与父亲和简女士的过去和解。
相形之下，《飞发》对“家人父子”（师徒关系）的处理更具戏剧性。翟家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从内地移居香港，翟家少爷翟玉成早年混迹香港娱乐业，明确自己不适合这一行之后，毅然在北角开了一家“孔雀” 理发公司。经营“孔雀”是翟玉成一生的高光时刻，他也因此见证了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与衰败史。后来他因江湖纷争，被人弄断手指，与新婚妻子郑好彩退 居明园西街开了“乐群理发”；与此同时，庄师傅的“温莎”（上海理发公司）借势崛起，为香港带来“蛋挞头”“飞机头”，更以“顾客至上”的周到服务名噪一时。两家理发店的起落，与香港的时代动荡同辐共辏。小说由此切入，叙写出别样的香港城市史、文化史。
翟玉成的“乐群”理发室，属典型的广东“飞发”（小说每节正文前均有关于飞发、理发的“知识考古”），无论手法还是服务，都散发着粤港的“街坊精神”，但在“温莎” 老板庄师傅看来，“飞发”不登大雅之堂：“按规矩我们上海师傅做事，有客时不能吃东西。不像广东师傅，叼着香烟给客人剪发，冇眼睇”，“汏头、剪发剃须、擦鞋，讲究几个师傅各有一手，成条龙服务。哪像广东佬的飞发铺，一脚踢”！翟康然自幼有“反骨”，崇尚的是西式风尚、时代潮流，他和父亲反目的原因就在于对理发这门手艺有着截然对立的体认。对此，小说的描写也极具反讽：儿子紧跟时尚，他的发廊常年以爵士乐为背景，而父亲却守旧得很，几十年如一日，擅长剪“陆军装”和“红毛装”，“乐群理发”循环播放的，也是粤剧影片。得知儿子拜入上海理发师傅门下，翟玉成以断指 明志，“两父子，今后桥归桥，路归路”。“理发”与“飞发”之争不仅事关商业利益，也事关“匠人”的尊严，更寄托了作者对上海、香港不同文化精神的理解。
在《飞发》和《书匠》这两个小说中，葛亮对“家人父子”关系的描写，始终关联着拜师学艺、新旧 / 东西的文化冲突，简女士和乐静宜、上海“理发”和广东“飞发” 的恩怨，最终消遁于“和解”之中（《飞发》结尾，翟康然带着庄师傅到医院为父亲翟玉成理发，多年的江湖恩怨、父子情仇，以脉脉温情结束）。作为叙述人的“我”既深入故事，又若即若离，虽然消隐其声，但读者仍能从行文间窥见一种温和的文化“调和”论。
（精彩继续）
*全文刊发于《青春》2021年第4期
~~转载请私信后台
责任编辑：孙海彦
文：林培源
图：网络
版：钰玲
监制：游于艺
当期杂志订阅，可点击下方“原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