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山事件看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观
作者：草长莺飞
编辑：石龙敬
编者按：近来众多左翼意见领袖和权威媒体都在就唐山事件向大众灌输这样一个观点——不要且不能制造性别对立。这种观念的另一面是要求大家接受默认去性别化的、作为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阶级斗争，那么由此必然引申出两种出发点完全不同的阶级斗争观点，其中肯定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基础，这也是这篇文章希望向大家传达的一种思考和辨认。另外在本次事件中，包括过程和事后舆论反馈，我们能够看到中国进步女性为了伸张自己的权力（是权力不是权利！）展现出来的空前的团结和意识，这是群众意识觉醒才能带来的伟力，而小编我不无恶意的猜测如今某些自诩为左翼的意见领袖慌慌张张地想要“收编”女性究竟是在害怕什么呢？最后有必要重申这样一条革命的逻辑：我们党最伟大的传统就是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最坚定地相信群众，并要求所有政治领导人毫不犹豫地大胆追随这条“群众路线”。必须让群众发出声音，必须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会有一些错误产生（它们在一切运动中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错误将在运动中得到纠正，群众会在行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但绝不能以“可能”会犯错误或过火为借口，预先约束和阻碍这一运动，这样会破坏运动。
★ 青年说 | “阶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差异
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要对唐山打人事件过后，中国所谓左派的一种颇具代表性的伦理姿态做一次考察。将现代左翼就唐山事件的代表性发言与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论述民族自决权的部分进行对比，通过考察列宁对民族自决权的论述同考茨基等第二国际先生们对民族自决权的论述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对矛盾，阶级斗争的意义之考察，即：矛盾由多元决定。也就是通过对列宁关于解决民族矛盾的思考，反过来加深我们对以下问题的认识：
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
我们如何对待性别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衍生的其他矛盾？
我们首先来看看舆论场中左翼对唐山事件所揭发的性别矛盾之普遍态度，他们认为：“事件的本质乃是资本主义的压迫所挑起的，中下层的男性和女性都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压迫，我们应当放下性别偏见，停止打拳，共同进行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
在这些文本中，普遍存在一种元语言的视角：认为存在一个外部立场，即无产阶级会自动的去反对资本主义，不用通过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的漫长发展（这个发展是由革命主体即无产阶级自己做出的），而是通过一种看不见说不清的“主要矛盾”来决定驱使这些。至于主要矛盾是什么，他们会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但如果我们逼问他们，这种主要矛盾具体是什么样呢？是通过什么来呈现呢？他们只好回答：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显然这就沦落到语义重复、循环论证的境地，这样的回答并不能向我们解释什么。
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不是什么对现实的指控，而是一种观念上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认识中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观念上的、其中的压迫也是建立在观念上的、至于矛盾更是建立在观念上的，由此而来的阶级斗争也是观念上的：它没有扎实的根基，它不建立在对现实矛盾的见解之上，而建立在一种对于物化结构作用的想象中。
此外还有一种声音，它认为此次事件是一种公共暴力事件，不应该上升到性别对立的层面；对于这种说法，他们忘了，当我们将这次事件说成是一次公共暴力时，我们就将暴力带来的痛苦，将那施暴男子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一并忽略，也就是说我们忽视了蕴含在其中的结构性暴力，把希望寄托于法上，但法律正是结构性暴力的助产物......（这个在此不多阐述）
让我们回到对当代左翼主流观点的批判中去（庆幸的是至少左翼没有无耻到直接将性别矛盾忽略而是拐弯抹角的想要“抹平”它）。
首先，他们的论述中有一种颠倒的路径，一个经济层面，即生产关系上的矛盾直接的决定统摄了一切。诚然，经济上的（生产上的）对阶级的界定之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们不要忽视特定生产方式下政治上，文化上的界定；它们同样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衍生产物，它们的重要性，对阶级斗争的引导性，并不亚于经济层面的作用，甚至应该居于其上。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浅显的毛主义理论吗？矛盾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随着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条件的变迁，斗争的策略，态势后会起变化。资本主义的现实性正是由次要矛盾凸显的，所以才能够对斗争有引导力量。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女性有没有受到结构性的压迫，如果有，我们应不应该将这种压迫视为一种结构矛盾。最后导向这样一种问题：妇女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是否是一种阶级斗争，即一种能够干预现实的积极行为。
对此，我要说：全部都是，全部都有。
女性受到的压迫这点，是不言而喻的；重要的是，是把它归结于一种偶然性的，还是一种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结构性的问题呢？如果把其归咎于前者，即认为这是由生理差别所带来的，必不可免的一种现象，这毫无疑问是不正确的，是在为资产阶级治理的合法性提供口实。但我们在一些左翼的文本中随处可见这种观点，比如将女性地位的弱势归结于“利润率生产方面不如男性”无疑问的，他看似向我们在伝达一种从社会角度分析问题的看法，但事实上无非是将决定论披上了一层外衣。这是否变相的否定了同工同酬？所谓“生理差别”是否也是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器制造出来的概念？他们没有想过。
最后一个问题：妇女为了自己的权利进行的斗争是否是一种阶级斗争，一种干预现实的积极行动？反对者大多有如下论据：
女权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的运动
它没有改变妇女的受压迫地位
女权是无组织的行为，必将陷入失败
应该进行平权运动而不是女权运动
女权运动演变成了胡乱打拳，足以说明其失败
只有无产阶级获得普遍解放，妇女才能获得解放。
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这大多是由于对女权运动不了解而信口开河导致的（女权运动的历史，意义，我们不在这论述了），他们缺乏一种对过去历史事件的考察，也缺乏对其它学科的研究；并且还包含一种很典型的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做出的机械二分，这不是左翼应有的姿态。
至于后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们当成是一个问题：即，女权运动的低迷与“无能”，是由于自身的本性，还是由于资本主义的镇压机器以及诸意识形态机器造成的。如前所述，他们往往认为女权运动的失败，是因为其自身的本性（它们是小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的运动等），并且要求一种真正的女权运动（无产阶级的平权运动）。说这些话的人，忘记了：妇女在资本主义下所处的不平等地位是客观事实，这种事实是资本主义的构成；一切的斗争都有其现实根源，而女权斗争正是女性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现实手段，是现实的，是积极地干预历史与现实之手段。难道革命不正是介入现实吗？
由此答案可以得出了：不是由左翼观念中的“女权主义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它的失败，而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不断镇压而导致的；女权主义的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性质，乃是左翼幻想出来的观念，而强调所谓真正女权，过分强调所谓田园女拳之危害，并将其归咎于女权主义的必然产物，乃是错误的，事实上女拳仍然是一种父权制的极端体现，不是女权斗争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镇压女权运动的产物。网左不间断的所谓反女拳，是从左面还是右边批判女权，是对资本主义体系起到了撼动左右，还是无意识的加固了它们，这是值得思考的。
对于女权主义的看法，归根结底会引申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如何对现实的矛盾做出马克思式的分析。对此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此文是列宁在1916针对民族自决权这一议题写下的文章。由于民族压迫与性别压迫在很多地方存在着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有一个资本主义进行暴力的中介，如男性，国家中的主体民族等），通过一篇论述马克思式的对待民族压迫的文章来为我们今天看待性别压迫提供思考，并无不妥。
在开篇，列宁就开门见山的指出了民族解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之必要性：
“……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必将实现充分的民主，因而，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
让我们继续沿着列宁的思路，在第二节列宁如是说道：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会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进行的一系列的会战，这些会战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会掩盖、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像不实现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而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作好战胜资产阶级的准备”
列宁再在此提出，经济和政治上的一系列会战，才是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说，不通过对所谓次要矛盾的一系列正视，解决，最终对总矛盾的解决才得以可能，对次要矛盾的重视，以及由此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并非是脱离社会主义革命的荒唐之举；相反，不通过现实具体的途径，阶级斗争乃至最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空谈。
“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加剧不会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为争取民族分离自由而进行的“空想的”（像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斗争，而是相反，会使社会民主党加紧利用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冲突，作为发动群众性行动和反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导火线。”
来看第三节的一段文字：
“……另一方面应当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不是说一些泛泛的、模棱两可的言词，不是唱一些内容空洞的高调，不是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
难道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左翼犯下的错误吗？他们呈现了一种颠倒的路径，不是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决战”；而是正好相反，搁置起来，等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换句话说，所谓民族矛盾、性别矛盾这些都应该服从于“阶级斗争”，然而我还是那句话。这个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他们回答不了。此时，可能有人要提出反驳：难道共产主义的民族关系不应该是各民族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吗？这样鼓吹分离权是什么意思呢？这样鼓吹一种随时可能会被资产阶级利用的运动，是什么意思呢？
“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到了第四节，在这里，列宁明确的指出了，要坚决的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阶级争取自决权，分离权的运动。
“同这种小市民的机会主义的空想相反，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个现象，不论是被压迫民族还是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他们都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开民族压迫这个问题不管，而把它简单的理解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分化瓦解。正好相反，如果无产阶级不谈论民族的压迫，民族的解放不去为民族的解放而战斗，那么，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在革命基础上的联合就是空谈。难道在性别问题上不也是如此吗？不谈论父权制対女性的压迫，而是简单的说几句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漂亮话，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秩序以外别无它用。
来到了第五节，列宁在这里谈论了民族主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为了社会革命，蒲鲁东主义做出了否定民族问题的决断；然而马克思与之相反，他从无产阶级的历史现实的利益出发，提出了民族解放的必要性。民族矛盾不是结构性力量的附庸，而正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民族矛盾已经是一种阶级矛盾了。
通过对列宁文本的简单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矛盾的清楚认识，主要矛盾通过次要矛盾展开，并不存在一个能够统摄一切的总矛盾。这是不是说，性别矛盾，民族矛盾以及诸如此类的矛盾，它们具有优先性，先于阶级斗争呢？不是的，认为谁比谁具有优先性还是重蹈了上文的错误，诚然，不谈论这些我们无法引申出阶级矛盾的存在；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斗争”，因为它已然通过形形色色的各种矛盾具体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这些都是阶级矛盾。但这和那种将内容完全抛弃了的独断主义不同，此时的阶级矛盾与其它的矛盾，已经没有一种先后关系，它们已然是一个总体。
因此，为什么我说左翼们的“资本主义压迫”这个概念是观念上的？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压迫，它是完全的抛弃了内容的一种独断主义形式，其中没有通过对现实进行考察的内容。这种形式有一个致命的矛盾，就是当我们要谈这种压迫究竟是什么时，他们以此为由而反对女权主义的论调就会不攻自破，因为矛盾压迫等总要有一个现实的途径展开。
一旦他们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探索和反思，那么他们最后总要得到上文的结论，即为女性为自身权利的斗争与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是一个整体，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关系，在前一种斗争中，阶级斗争已然通过这个途径生发。要不然就重复他们从各处学来的“阶级斗争”的时髦话，继续他们观念中的“阶级斗争”。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