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中国慈善家走进成果影响力时代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ImpactPhilanthropy）原创

作者 | 徐永光

编辑 | 林伊人

编者按：2月28日，《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发布首个年度研究成果《影响力慈善白皮书2022》。论坛上，南都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作题为《慈善事业的影响力时代》的主旨演讲。徐永光认为，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创新是公益慈善与生俱来的天然使命。慈善创新成果，有的会被政府接盘，成为公共政策；有的会被市场接盘，通过商业模式，为更多的人群服务，并获得财务收入，让影响力慈善发轫的社会创新保持可持续性。以下是演讲全文。

什么是慈善事业的影响力时代？《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白皮书开篇中有一句话切中要害：“倡导中国的慈善家群体从捐赠规模时代，走进成果影响力时代”。

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创新是公益慈善的天然使命

影响力慈善的目标是通过可持续的慈善投入和慈善成果，推动社会带来正向改变，社会创新是必备条件。无论是政府、商业机构还是公益组织，都有推动社会创新的责任，而任何社会创新都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在三个部门中，政府公共政策和服务面向全体人民，在创新领域一般追求平稳，避免激进，减少风险。企业的科技创新、市场创新中，往往伴随着社会创新，许多互联网平台做得不错，譬如电商、移动支付给人们带来福祉，但企业不会把社会创新作为自己的首要使命；为了追求利润，不少企业还在制造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制假售假，血汗工厂之类。公益慈善则不然，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创新是其与生俱来的天然使命，尤其是慈善家群体。一个具有专业素质的慈善基金管理者，往往可以最敏感发现社会问题，通过实验创新，找到解决方案，进而影响社会，影响政府。一些慈善创新成果，有的会被政府接盘，成为公共政策；有的会被市场接盘，通过商业模式，为更多的人群服务，并获得财务收入，让影响力慈善发轫的社会创新保持可持续性。这就是我所总结的社会创新五部曲：公益铺路，商业跟进，产业化扩张，可持续发展，落脚在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洛克菲勒基金会正是影响力慈善的杰出代表，这个家族的慈善捐赠，为人类贡献了138个诺贝尔奖——1890年创办的芝加哥大学有101名诺奖得主，1901年创办的洛克菲勒大学有36名诺奖得主。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当年资助的10个项目，9个在中国，其中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是中国现代医学人才培养和医学服务管理的样板。1956年，计算机刚刚发明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全球第一个为期6周的人工智能夏季专家研究会。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也是来自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出的《影响力投资倡议书》，积极推动基金会把慈善资产投入影响力投资领域，在保值增值的同时，促进商业向善。2014年，中国多家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中国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论坛，成为这个领域的探路者，现在，有很多商业和投资机构加入了这个行列。

慈善事业服务于社会创新并勇于承担风险，是影响力慈善的内在逻辑。当下中国，慈善家群体每年捐赠总额已达数百亿之巨，这么多钱的投入，有多少是一掷千金，滥行布施？我看不在少数，而这些钱是为善还是为恶？需要讨论。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中说：当今富人的罪恶不在于吝啬，而在于他们滥行布施。如此大把撒钱，只能刺激穷人的贪欲，而不是和穷人一起去排除造成贫困的社会和环境障碍。

实现影响力慈善的三个必要条件

那么，如何实现影响力慈善的目标，或者说如何让慈善投入更为有效，更有价值？我以为，有三条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要重视基金会的公共治理。20多年前，在时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阎明复先生的推动下，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基金会中心网）开展了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培训。关于基金会理事会治理，培训教材是这么说的“几乎在任何国家里，法律要求非营利组织要有一个理事会，理事会对组织、政府和社会承担着法律和道德上的具体责任。理事会有责任决定组织的使命，保证非营利组织的项目合理有效地支持这个使命，保证组织履行其法律和道德的责任，对自身的一切行为负责并保持透明度。理事会是一个组织中最高的权力机构，具有绝对的决策权”。

通过捐赠设立的慈善资产，已经具有公共性，不再是私人财产，需要接受公共治理。其中的逻辑是，虽然钱是你捐的，但你享受了国家税收优惠，国家让渡的税收里面，有全体公民的份，因此你要对政府和社会承担法律和道德责任，并接受监督。基金会理事会里面不应该只有自己人，还需要外部专家或一些利益相关方参加。与企业相比，基金会和各类非营利机构，在理事会治理上普遍存在缺失，其背后的原因是，企业产权结构清晰，股东会对自己的投资负责，董事会也比较健全；而慈善资产的所有者已不是捐赠人，而是社会，经常会出现所有者缺位的问题。

好的理事会治理，是机构追求卓越的关键问题。推荐读一读由李光、黄英男所著《使命与治理》一书，里面真实记录了南都基金会十多年理事会决策的真实故事。

第二，要重视战略规划。赚钱难，把钱花好也不容易。在机构使命指引下制定战略规划，是使命达成的必要条件。做战略规划，需要深入研究所关注领域的社会问题和痛点，了解政府、社会、利益相关群体的需求，找到有效投入和连接各方资源的路线和方法。社会在不断变化，一般说来，机构的战略规划，三五年需要重新研究和调整。以南都基金会为例，成立16年，已经做过4次战略规划。第三次战略规划，决定通过好公益平台推动优秀公益产品规模化。规划做了18个月，经过3次理事会才通过。

第三，要重视慈善投入效果即影响力评估。评估很重要，这也是慈善捐赠投入的逻辑决定的。商业活动的有效性，一般可以通过财务收支报表反应出来，慈善投入的财务报表是有出无进，投入的有效性，需要通过第三方评估才能得到客观判断。美国凯洛格基金会每年资助支出3亿，项目评估经费占项目支出的6%，项目评估成本消耗看起来不小，但保证了94%的投入是有效的。

推动影响力慈善，中国有丰富的思想文化传统

在中国推动影响力慈善，不仅有国外经验可以借鉴，中国自己也有丰富的思想和文化传统资源。

中华商业伦理崇尚义利并举，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慈善伦理主张为善无近名，背后是利他自利。《易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四书《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心学四句教：“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格：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物：心之所在即为物即为理。）“阳明学”在日本深入人心，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源头。稻盛和夫被誉为“当代商圣”，他告诉前来“朝圣”的中国企业家，自己就是王阳明的弟子，你们何必舍近求远？

在近代中国，实业家做慈善的案例很多，如南通张謇，他办教育，办医院，办慈善企业，好多模式很先进，都符合我们今天所讲的影响力慈善的定义。杭州有一位叫丁丙的富商，不仅是中国享有盛名的藏书家，也是一位大慈善家。清代中后期，以丁丙为代表的热衷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杭州绅士创办经营的“杭州善举联合体”，几乎涵盖了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各个方面。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夫马进所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中，称其为中国最大的慈善组织。丁丙这样的晚清慈善家似乎已被今人遗忘，故有“善城杭州，欠丁丙一个纪念馆”的呼声。

我相信，影响力慈善一定会成为当代中国慈善家群体和基金会的追求卓越的目标。此路漫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