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阅读 批判心理学、批判精神医学与马克思主义部分
批判精神医学一书 第一章
拓展阅读材料
涉及批判心理学、批判精神医学与马克思主义部分。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激发了对精神医学的批判。一些反精神医学的人士，如南非精神科医生David Cooper，他们创造了“反精神医学”一词，将自己认定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了精神卫生等机构如何通过医疗化提供伪装的社会控制形式，从而产生个体的社会和经济不公正来维持现状[4]。这些学者还强调了精神医学在与制药业联盟中的作用，以支持最近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自由化和社会不平等趋势。精神病诊断的扩大和抗抑郁药等精神障碍治疗方法的使用越来越多，鼓励一种消费主义者的不满态度，将注意力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中转移出来，而这些社会政治因素才可能是痛苦的根源。
第三章
被任命为联合国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的精神医学家Dainius Pūras[56]一直站在此类努力的前沿。他呼吁精神健康领域，特别是精神医学，要解决解构和过度治疗情绪困扰的问题。在最近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中，他建议以“全球障碍负担”为重点，取代针对全球精神障碍负担的言辞和政策倡议。也就是说，心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应该占据中心地位，而不是只关注个体内因素来解释情绪困扰的病因。正如科学史学家米切尔·威尔逊（Mitchell Wilson）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所说，必须重新将精神障碍问题定义为“不是真正的医学问题，而是社会、政治（重点补充）和法律问题”
1.
有人曾经批判心理学将自己的使命定义为“造就精英”“构建幸福”“缓释创伤”这三个概念，但有一定心理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哪一种心理学，其最深切的关怀都是人类的幸福与平安。哲学与科学共同诞下了现代心理学这个孩子，它天生就具备哲学与科学的内在精神——追求真理与智慧，探索本质与根源，发现意义与价值，建立理性与实证。这样一门学科，我们完全可以说它能够造就精英、构建幸福。
书名：孩子的品格：写给父母的积极心理学
作者：彭凯平 闫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8-01
2.
书名：真正的幸福
作者：金泰亨
译者：曹红滨
出版社：中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1-01
心理学阻碍社会变革
哲学家卓石山曾说过，心理学处方倡导通过调整心态或获得精神胜利来追求幸福，这种心理学处方虽有助于维持现状，但同时他还批判道：
“他们还说怨天尤人也是愚蠢的行为。他们的教诲是，怨天尤人之前，要将自己内心用来观察世界的镜子擦干净。……世界的问题要按照世界的标准、以世界的方法来解决。即使自己的内心想要休息，世界也不会轻易放过我们。即使我们善良诚实地生活，得到的也只是不公平的对待。这就是现实。……如果说不去理会这种现实，心平气和地调节自己的内心，世界就会看起来有所变化，那这无意中便有助于维持现状。”
心理学的幸福论有助于维持现状，这无疑表明心理学会阻碍社会变革。少数心理学家已经开始批判心理学阻碍社会变革。心理学家艾伦担忧道：“如果积极心理学（过度？）强调‘积极的力量’和个人创造自身幸福的能力，那么由于这种对个人权力的信仰，要求社会变革就会沦为无关痛痒的小事。”同样，心理学家戴维斯也担心，积极心理学可能被用来阻止社会改革；他主张，相比于改变不利的环境，资本家更倾向于通过调整工人的心态来解决生产力问题。
此外，社会批评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等担心，积极心理学会钝化人们对社会改革的需求，同时主张，“相比于呼吁改变社会现状，积极心理学更倾向于建议个人做出改变。”她还批判道：“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人主义，将解决幸福问题的责任过多地分配给了个人，反而压制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需求。”
伪幸福处方泛滥的心理学
通过改变主观心理追求幸福的行为并不能带给人们幸福，这主要是因为，幸福产生的条件大多与社会有关。很久以前，哲学家卢梭曾经说过，“导致人们不幸的罪恶来自社会。”伏尔泰(Voltaire)曾经强调：“即使一个人有能力获得幸福的生活，但他所处的世界和社会，会使他不断地陷入不幸。”同样，吴延浩在《我们也能够幸福吗？》一书中谈道：“如果社会不能提供完善的福利制度，如果社会制度无法保障维持人类尊严的基本收入，那么每个人承受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在比较幸福水平的许多调查中，哥斯达黎加等国的幸福排名比较靠前，但这并不是因为积极心理学影响广泛，使人们能够随心所欲转换自己的心情。真正的原因是，社会福利制度完善或国家体制健全，人们能够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在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中生活的人们，每三人中就会有一人晚上害怕在自家附近散步。人们之所以会不安，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犯罪率极高。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高犯罪率，并不能通过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会没事的，最多被刺伤。”——来减少不安。相反，社会和谐，犯罪率下降，才能减少人们内心的不安。
即使我们不讨论幸福产生的条件大多与社会相关这一事实，我们仍然会面临一个问题：转换心情并不容易。心理学在煽动人们追逐个人幸福的同时，却自相矛盾地劝告人们要抛弃欲望和私心。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凌驾于人类之上，这种事情真的可能发生吗？当然，会有极少数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对于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心理学家戴维斯曾劝他们不要听信心理学的幸福处方，他说：
“由于积极心理学反复强调幸福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因此许多人即使知道自己在追求消费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却无法找到摆脱这种生活的出路。”
事实上，许多心理学家都很清楚，精神疾病和幸福等基本上都是社会问题。心理学家戴维斯曾经说过：
“许多心理医生和临床心理学家比其他人更加清楚，他们收钱解决的问题，并非源于个人的心理或身体，抑或家族病。这些问题源于社会、政治或经济的衰退。”
即使知道幸福基本上由社会决定，但是绝大多数心理学家几乎并不关心社会。正如俗话“难上之树不可仰”所言，这是因为他们信仰失败主义，认为世界无法改变。逃避社会问题，可能会得到暂时的心理安慰，但绝对不可能走向幸福。因为社会对幸福产生绝对的影响，只有改变环境，人们才能够获得幸福。
社会心理学家 金泰亨
是一个讲真话的人。
该书诊断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幸福热潮和主流心理学所说的幸福是“虚假幸福”，追求虚假幸福的虚假幸福理论在韩国社会盛行。他批判了传播金钱就是幸福的物质主义幸福理论，使人们只追求一时享乐的享乐主义幸福理论，以及只关注个人心理的主流心理学。作者本人也是心理学家，所以对心理学的批评之刃更为锋利。作者分析了主流心理学幸福理论的局限性和问题，提出将心理学创新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学科和社会所必需的学科。此外，作者认为，我们需要摆脱虚假幸福的理论，改革为真正的幸福，即一个人人都可以幸福的社会。这是因为降低对幸福的期望，只追求每个人生活中微小的、轻松的和确定的快乐，无异于逃避现实的问题。与他人团结一致，恢复健康的社区，创造每个人都可以一起幸福的社会，是『鼓励虚假幸福的社会』所推荐的真正的幸福理论。这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然而，他断言，当我们大胆地打破虚假幸福理论时，通往真正幸福的道路就会打开。
金泰亨，毕业于韩国高丽大学心理学系。他一面肯定当代心理学的积极意义，一面大胆批评其中的错误和局限，为树立“正确的心理学”而不断努力。著有《成瘾社会：韩国社会必备的心理诊断和处方，沉迷于成瘾以避免焦虑》《无意识的两张脸》《尽情玩的孩子将成为幸福的大人》《不安加深的社会》《全新心理学》《神经病与自我陶醉者》等。
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Freudo-Marxism)是兴于20世纪20年代、在六七十年代仍方兴未艾的若干批判理论倾向的松散集合。虽然其主要代表人物在一些理论问题上并不一致，甚至彼此冲突，但总体而言，它致力于综合马克思哲学及政治经济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用以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和矛盾。其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尔海姆·赖希、爱利希·弗洛姆，以及赫伯特·马尔库塞。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借用了精神分析的理论范式。德鲁兹与瓜塔里在其代表作《反俄狄浦斯》中接续了赖希的问题“为何大众需要法西斯主义”，进一步拓展了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当今炙手可热的齐泽克则熔铸拉康派精神分析、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于一炉，以批判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现实。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晚近余脉。本章着重介绍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家的贡献。
第一节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及历史定位
20世纪初，西方工人运动失败，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西方资本主义进入新的阶段。在这种历史与理论背景中，真正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研究提供了现实理论契机的，正是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说。一般而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提出的关于精神生活的无意识方面主宰人的行动这样一种观点，对颠覆人是理性的动物以及人的理性自律性这个传统观念居功至伟。从这个角度来说，精神分析学说似乎为遥相呼应的影响了新人本主义的生命哲学所高扬的非理性冲动提供了科学心理学的理论依据。事实上，问题并不尽于此。暂且不谈弗洛伊德学说中大量关于本能冲动、人格结构、人格发展以及意识理论等创造性的观点，其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并非如通常所了解的那样，要求人们从首先表现为非理性的生物本能方面来分析人格结构，恰恰相反，他是站在理性主义立场上对个体心理机制进行了科学分析。弗洛伊德有言：“哪里有伊底，哪里就得有自我。”这意味着精神分析的理念就是用理性来驾驭非理性，将人从无意识欲望和力量的操纵中解放出来。他指出“用来加强受到削弱的自我的方法有，扩大自我的自知”，“丧失对自身的了解，对自我来说意味着丧失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而“心理治疗所能做的无非只是把潜意识置于前意识的控制之下”，最后被召回到意识中去。（［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车文博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678页，第709页。）通过对无意识的发掘与强调，弗洛伊德攘斥了客体向度对主体向度的排挤，确立了主体向度的逻辑。但是由于把对无意识的考察建立在理性的和科学的基础之上，并试图用理性的意识控制非理性的无意识，弗洛伊德又将客体向度取了回来。这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内部张力。而这种吊诡的收场正是齐泽克等人后现代反讽的滥觞。弗洛姆总结道，他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所发现的无意识过程以及性格特征的动力学本质，都是对人的科学的独特贡献，因为它业已改变了未来关于人的图景”（［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弗洛伊德相信“理智——科学精神、理性——随着时间的进展可能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建立独裁的统治”。正是弗洛伊德从人的深层心理机制出发，说明了文明之理性特征恰恰基于它是一种压抑及其不满充满张力的颉颃机制，从而也就从崭新的角度奠定了对现代文明的困境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如果说马克斯·韦伯是从合理性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积极的正面论证，而青年卢卡奇也正是从颠倒韦伯开始，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那么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弗洛伊德恰恰是从深度心理学意义上指认了资本主义社会之表面合理性内部的心理矛盾。恰如弗洛姆所言，这种分析的意义在于“为了改变要求幻象的社会环境，就必须摧毁幻象”。或许正是基于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晦涩难懂，却能够声名远播，并开始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社会困境的理论根据。
在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引入精神分析作为分析框架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们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重要理论缺环：当马克思在设想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演变时，他似乎预言了两个自然而然的平行过程。一是资本主义自身的溃败，他清晰地分析和指认了这个崩溃的过程：市场最终扩张到其自身的极限，随着垄断的加强和利润率的下降，资本主义经济自我复苏的能力不断减弱，终于陷于全面崩溃。另一个进程就是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日益增长。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似乎着墨甚少。在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眼中，马克思所设想的工人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工厂中的高度集中以及日益被编织进社会化大生产的链条之中是这种政治意识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马克思没有具体说明他勾画的解放蓝图为什么能够或者具体如何被普罗大众所接受。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理论缺少一个心理学的环节，使得其解放预言与工人的行动具体勾连在一起。这就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最终何以会产生这样一种天真的想法，即工人阶级内部固有某种革命因素，其阶级意识的增长将会伴随着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经济过程的瓦解而自发产生，也就可以理解了。但事实却是，当马克思主义者瞩望欧洲工人阶级出现在革命舞台上，出演一幕轰轰烈烈的世界戏剧时，这些理论上本来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却或者加入了希特勒的冲锋队，或者面对奴役与残暴忍气吞声、无所作为，甚至麻木不仁、漠不关心。又如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会的兴起会发展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阶级意识，然而如今工会组织的集体讨价还价却被证明是与资本主义配合得天衣无缝。因为这样的讨价还价只关心雇佣劳动的具体利益，与雇佣劳动的合法性无涉。这种痛苦的理论与现实的分裂在敏感的理论家身上无疑会更加痛切。他们逐渐发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不仅为外在的政治经济强权所压迫，被资本家和政客宰割，而且也被隐藏得更加深刻的阻碍人们追求自身解放的意识形态和虚假意识所奴役与支配。于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为一种优越的能够助益勘破意识形态之幻象的有效框架进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
……
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质言之虽然是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但在对工业文明批判方面却具有共同的理论旨趣。作为对发达资本主义铁笼的挣脱，精神分析围绕自我压抑、精神分裂、神经症等问题把哲学探索引向个体主体的心灵深处。但与传统的人本主义哲学截然不同的是，它们把人的理性本质指认为与工业文明同体一致的支配性道德而抛弃，转而极力伸张个人的欲望和主观感受。正是这一点生长出了西方主流文化在20世纪对所谓“晚期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内在理论张力。精神分析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与文明的症结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它在无意识领域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个体心理压抑的机制，并把对社会的批判引向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批判。正是在这种理论影响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逻辑上重新设计了人类的解放议程，在新的出发点上把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拓展到人的心理层面，而把实际的解放斗争扩大到了日常生活领域，从而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值得注意的是精神分析这一学派本身后来的发展。由于仅仅致力于对具体精神疾病的治疗而不关注压抑的社会历史根源，精神分析及其后来的各种支脉便从一种敏锐而富有力量的深刻思想沦为一种学院式的按部就班、行规森严的心理治疗技术，只能为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庸生活中孤立无援、深陷绝望，又出得起钱的中产阶级成员带来暂时抚慰，从而也就可悲地蜕变成一种被资本主义体制收编了的维持现状的文化工具。
4.
批判心理学、哲学与社会治疗
[美]劳艾丝·霍尔兹曼
作者单位：纽约东边研究所
译者：王波，
单位：南京大学
https://ptext.nju.edu.cn/f5/16/c13164a521494/page.htm
最可能被称为批判心理学家的美国学者是丹尼斯·福克斯和艾萨克·普瑞勒腾斯基。他们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批判心理学的大学教材（《批判心理学：一个导论》，1997年第一版，2009年修订）。
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主流心理学在建制上支持某些相当有问题的伦理实践，尤其是朝向被压迫者和弱势群体的实践。批判心理学主张对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根本的变革，目标是实现更大的社会正义和人类福祉。……更广泛地说，还有更多的从理论上或实践上质疑心理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或者方法论取向，由此它们也可被认为是批判心理学。
这是一个庞大的挑战心理学的所谓客观性和自然科学定位的群体。涵括其中的有人本主义、超个人、后现代、协作、存在和现象学等诸种心理学，以及文化—历史活动理论（CHAT）和社会建构论。另外，那些建基于“各种主义”并直接关注压迫和被压迫群体的研究——诸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心理学、黑人心理学等——也可以被视为批判心理学。因为它们代表性地对主流心理学进行了广泛地批判。这里还包括数十年来兴起的各种另类的治疗方法，其中很多并不是从学术取向的理论视角引出的。
……
另一个群体是那些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实践批判心理学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称作批判心理学家，甚至其中大部分人按职业来说都不是心理学家。他们是工作在不同岗位上的普通人，除了反对主流心理学的建构之外，他们可能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在处理自身的精神和肉体痛苦，或者孩子的教育问题时，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途径。
……
尽管在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个人化医学模式一直占统治地位，然而更少个体化，更注重社会文化层面的预防和健康恢复观念已经成了主流的话题和研究议程。
……可以大体从三种类型来审视对主流心理学的批判取向：
基于身份的；
基于意识形态的；
以及基于认识论的。
……二、基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心理学现在讨论的取向通常也支持前面涉及的身份群体的赋权和解放。然而，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存在局限的身份立场，而是意识形态。所有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都属于这个类别。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虽然在美国很少提及，其他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判、后殖民主义批判和解放心理学。泛言之，产生于欧美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心理学的中心论题是，心理学如何通过将民众社会化而认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而维持现状。……有关的著作有数十部，其中就有普瑞腾斯基的《心理学的道德与政治》（1994）。在关于意识形态与心理学的一章中，他强调心理学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普遍二分”及其后果：“这种二分导致了一种直接的意识形态利益——也就是说，个体作为一种反社会反历史的存在被研究，其生活变迁被人为地脱离了更阔大的政治社会语境。按这种意识形态推理，人类困境的解决几乎完全依赖于其自我，与社会秩序无关。”（Prilleltensky，1994，pp.34-5）.
我的书架上堆满了批判心理学的著作，而其中绝大部分与普瑞腾斯基观点相同。更令人吃惊的是（直到我为这篇文章回顾这些文献时才注意到）在这些论文中马克思几乎完全缺席。除了英国心理学家伊安·帕克之外，最多产的基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心理学家很少引用（更不要说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如Cushman（1996），Richardson，Fowers and Guignon（1999），Sampson（1993），Sloan（2000）。而在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心理学家诸如格根（Gergen，2001）和布尔曼（Burman，1994）那里，马克思同样缺席。
就发展心理学而言，莫斯（Morss，1996）广泛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并对作为一种心理学建构的发展概念进行批判，由此在学界独树一帜。……社会治疗是由美国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弗雷德·纽曼（Fred Newman）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它不仅仅是一种批判心理学，而且在马克思“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上，还是一种实践—批判的心理学（Marx and Engels，1974）。对马克思而言，世界的变革与人类自身的变革是一回事。正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人类运用自身的力量改变现状的社会的、公共的、改造性的活动——才使得个人和物种的发展成为可能（Holzman，2009；Newman and Holzman，1993，2003）。
尽管马克思不是心理学家，而且他也没有直接地非常关心过心理学问题，他的哲学、社会学，特别是他的方法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批判心理学。他反对作为心理学基础的心与物，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分裂，比如他说“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活动及其成果的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马克思，1967，p.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