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疫期读书③丨夏榆:灾难之时,以个体记忆抵抗时代的遗忘

徐学勤 文化客厅 2020-02-18

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到作家夏榆,他分享了自己在疫期阅读苏珊·桑塔格等人的作品的感受,也谈到自己对瘟疫、战争、饥荒等灾难问题的思考,并重申了写作之于灾难记录的永恒意义。



“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明代文学家和书画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的这句话,常被读书人用以自况。然而,在疫情洪流席卷宇内的此刻,读书人是否还能在书桌前安坐如山?在外界灾难的纷扰和心灵的安顿需求之间,他们该如何寻求平衡呢?这或许是每一位有责任感和独立精神追求的知识人的共同疑难。

 

曾担任记者多年的作家夏榆,没有改变关注时政和社会议题的习惯,他为那些痛苦无助、绝望呻吟的医生和患者忧虑神伤,也为疫情中暴露的制度之病痛心疾首。他每天都以日志记录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因为他相信这些声音都会成为未来的证词。他说,“在灾难来临之时,写作的意义尤其凸显。”他的读书和写作,并未因疫情而中断。相反,他每天都在有规律地进行着,从苏珊·桑塔格、马可·奥勒留等人的作品中寻找安顿和慰藉,但绝非虚无遁世。他的写作和思考始终紧贴着现实大地,深具悲悯和关怀。


夏榆,作家。现居长春。曾任《南方周末》资深文化记者十年,访问过海内外众多思想、文化、政治精英,并应邀访问瑞典、挪威、波兰、德国。著有访谈集《在时代的痛点,沉默》《在异乡的窗口,守望》,长篇小说《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我的神明长眠不醒》《黑暗纪》,随笔集《黑暗的声音》《白天遇见黑暗》等。


采写 | 徐学勤



01

没有人能永久幸运,唯有坚韧应对

 

新京报:这个春节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与往年有何不同?

 

夏榆:我现在双城居住。春节,我在长春过。东北过年讲究,有各种礼仪和风俗。然而,凶猛的疫情改变了年味,居家是唯一的选择。原准备回京,因为疫情取消了旅行计划。其实,我很喜欢居家独处,但现在独处会多出忧患感。因为远方和近处的疫情,网络时时可见身陷疫区的病患痛苦呻吟和绝望呼救,看见这些令我有痛苦感。

 

当然,我个人的生活还是会像平时一样过,每天雷打不动地按时写作、阅读、运动。我居所前的森林公园因疫情被封园,我经常去的活力城咖啡馆和西西弗书店也关闭了,不能到森林运动,不能到咖啡馆和书店,我就去公园外部的野湖散步。冬天的湖面结冰,旷野被积雪覆盖,倒是合适的去处。危机之时,在做好自我防护之际,我发觉拥有强健心肺的重要性。强健的心肺和人身的自由都是我珍视的,它们可以使你免于恐惧。这段时间,我白天按照计划修改最新的长篇小说,晚间写关于苏珊·桑塔格的约稿,这都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新京报:疫情期间在读什么书?此时阅读有何特殊感受?

 

夏榆:阅读是令我心神安定之事,因为要写关于苏珊·桑塔格的阅读随笔,在这瘟疫汹涌的时候,我也读完了苏珊·桑塔格的两本传记《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与《苏珊·桑塔格全传》,两本对话集《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和《苏珊·桑塔格谈话录》,两本随笔集《重点所在》和《土星照命》,一本演讲集《同时》,读过桑塔格在耶路撒冷文学奖的受奖演说《文字的良心》,读过她在德国书业和平奖受奖辞《文学就是自由》。现在,读桑塔格我觉得也是对自己忧患心神的安定,注视他人的痛苦,同时也要安定自己焦灼的心,在危机之时镇定而不慌张。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慌乱和恐惧,桑塔格都经历过、书写过。她的《疾病的隐喻》,刚好对应疫情肆虐下恐慌的世界和人。强悍坚韧如桑塔格也长久地与疾病征战,她三次罹患癌症,身体的病痛和疗治的经历,以及对疾病的思考,使她写下笔力遒劲、文思浩荡的杰出文本。是的,对个体来说,困境永难避开,人总会有身陷困境的时候。重要的是人被困境压垮,还是从困境中鏖战出来。有的困境属于个体,有的属于国家或城市、族群。任何一种都能压垮脆弱的个人。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是每个人需要应对的考验。没有人能永久幸运,惟有坚韧应对。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德)丹尼尔·施赖伯著,郭逸豪译

索·恩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02

“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我写作的意志”

 

新京报:春节期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有何感受?

 

夏榆:前几天闲下来想看电影《卡桑德拉大桥》,看了五分钟没有看下去。恐怖主义事件,致命病毒的泄漏、感染和传播引发的灾难,我们的生活中不乏类似的事情,此刻不愿意再从电影里看这种恐惧。

 

不过,今天我看了美国电影《末日危途》。这是人类文明毁灭后的寓言,幸存下来的一对父子相依为命,他们穿越寒冷的城市废墟,历经劫难和凶险,在荒原里挣扎前行寻找活下去的生机。电影对文明毁灭的人类末世景象的想象,具有哲学气质。

 

稍早之前,我还看过《切尔诺贝利的祭祷》,由谎言引发的世纪性灾难,万千生命在核辐射中化为烟尘,这样的惨剧令人震撼,必然也令人深思拷问灾难背后的罪责和缘起。

 

新京报:最近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在这特殊时期,做这项工作有何特殊感受?

 

夏榆:我不是医生,也不是救援者。作为自由文学写作者,我的职责和战场在写作本身。最近的主要精力放在修改长篇小说上,这是我只要活着就愿意完成的作品。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我写作的意志。现在我们经历的是旷世灾难。我写作的背景,是另一场旷世灾难——一代人的生命之旅、精神境况和心灵图景,这是我关注的领域。我当然知道它对我个人的重要性。

 

有人说,灾难发生之时,写作是无意义的。这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逻辑翻版。我的看法相反。在任何的灾难性经历中,个人记忆都是重要的。我欣赏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说法:“写下,即永恒。”不是说写作者渴望经久,而是杰出的书写有永恒的意义。现在我不再写别人想要我写的,只写自己想要写的。活到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外部力量的教导和指引,当我决定坐下来书写的时候,所写之物即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在灾难来临之时,写作的意义尤其凸显。我是一个意义决定论者,现在我已不想做无意义之事。


 《在时代的痛点,沉默》夏榆著

新经典文化丨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12月版



03

“以个人记忆,抵抗时代的遗忘。

 

新京报:你对疫情有持续关注吗?是否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

 

夏榆:早晚我都会看即时推送的疫情动态。就像我现在回答问卷的此刻,全国在确诊人数高达40235例之后,依然以日增2984例的速度增加;疑似病例在23589例之后,依然以日增4008例的速度累积;死亡数字高达909之后,依然看不到停止。这疫情令人忧虑,还有更多没进入统计数据、没被医院收治、没有病床可栖的病患,在他们所处的暗角里呻吟呼求,这些情形真是令人悲伤。

 

众多的城镇正在饱受瘟疫之灾,我相信会有很多正直的公民、持守道义的独立作家和有职业精神的媒体人,在辨析、倾听和留存浩劫之下无数绝望个体的沉痛之声。这些声音会成为证词,我也会写日志记录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以个人记忆,抵抗时代的遗忘。”这句话现在或许更有效。

 

每个世纪都有浩劫,战争、饥荒、离乱、瘟疫……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此前也发生过。“活下去,并记住。”俄罗斯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这句话,成了很多灾难幸存者的命运写照。不论是在纳粹法西斯暴行之下熬过巴黎沦陷的萨特和加缪,还是走出纳粹集中营的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esz lmre)、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甚或伊利·威塞尔(Elie Wiessl)、普利莫·莱维(Primo Levi),都成为他们经历的浩劫的思想者和见证者。对劫难的见证使笛福写出《瘟疫年纪事》、加缪写出《鼠疫》、马尔克斯写出《霍乱时期的爱情》、J.M.库切写出《凶年纪事》。或许,中国的好作家也会写出中国版的《鼠疫》或《凶年纪事》。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意]普里莫·莱维著,杨晨光译

三辉图书丨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0月

 

新京报: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有何政策建议?

 

夏榆:显而易见,疫情发展到今天的巨型规模,有太多需要反思之处。官员的平庸导致行政能力低下,危机出现时的噤声和危机引爆后管控的混乱,都显示出行政能力的涣散低效。

 

期望为政者能汲取此次灾难中的教训,重启体制改革,广开言路,广纳英才,激活政务机构的自主创新能力。国家治理体制要打破壁垒,吸收更多不同阶层、不同党派的精英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务管理,提升国家政务的现代化。期待这次疫情能带来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转型。

 

新京报:在防疫期间,你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可以是知识型和实用型的,也可以是有助于人们精神安顿的。

 

夏榆:我个人非常喜欢《T.S.艾略特:不完美的一生》,喜欢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博尔赫斯的《最后的对话》,《加缪传》《普鲁斯特》《乔伊斯》,这些传记是我经常阅读的案头书。里尔克的《穆佐书简》也是我经常阅读的。另外,像世界顶级科学家访谈集《我们都是散落的星骸》,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样的书会帮助我认识星空宇宙和生命的奥秘,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瘟疫之年的人的境况。

 

阅读是心灵生活的一部分,阅读价值的产生依赖一个人的心性品质。如果推荐一部可以安顿精神的书,那就阅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你会看到勇毅坚韧的品质和深广的智识对人的重要性。这些品质是人在遭受危机和祸患之时的自我保护,如同船舶在惊涛骇浪中的压舱石。



采写 | 徐学勤

内容编辑 | 吕婉婷

值班编辑 | 高贵兵

校对 | 翟永军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