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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过去，张桂梅华坪女高第一届学生命运真的改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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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越，来源：遇言·不止（ID：Yuyantalks），转载授权请联系原平台。
2021年6月7日，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的张桂梅校长亲自将150名女孩子送入高考考场。
这是她带出来的第13届学生，在此之前，她已经将1800多个闭塞山区里的女孩送进大学。今年的高考结果虽然尚未出炉，但这群女孩已经开启了改写命运的第一步。
13年来，女高声名鹊起，报名人数逐年增多，高考成绩一年比一年好。去年，女高有159人参加高考，其中150人达到本科线，上线率高达94.3％。
然而，这一切都是从2008年那100个华坪女高首届女孩开始的。她们带着飘摇的未来犹疑不定地走进张桂梅的教室，又带着新的希望走出贫穷的大山。
13年过去了，她们的命运真的改变了吗？
2008年，张桂梅决定在华坪县一个尘土飞扬的破操场创办免费女子高中。她有一个宗旨——不设分数线，不搞培优班，只要是想上学的贫困女孩，不管学习基础有多差她都收。
经过挨家挨户游说，张校长招到100名女生。这100名女生中，有96人坚持到毕业，其中69人考取本科，综合上线率100%。
这其中就有周云翠、周云丽姐妹。
作为女高第一届学生，周云翠、周云丽姐妹是一对“幸运儿”。母亲早逝，父亲残疾，在当地，和她们一样年纪的女孩都早早被嫁人了。
但进入女高帮她们摆脱了这种命定的未来。从女高毕业后，姐姐周云翠考上了一所师专，目前在云南一所县小学任教。
妹妹周云丽则以超出一本线的成绩考上云南师范大学。
小时候一心想离开大山挣大钱的周云丽，大学毕业后听说女高缺老师，放弃了县城编制，回到女高教数学。
“老师老了，我们长大了。”周云丽说，“我们要继续她未竟的事业。”
另一个女孩杨珍高考分数上了三本线，因为学费贵，父亲不愿意供她继续读书。为了赚钱，暑假期间，杨珍在张桂梅担任院长的儿童福利院打工。
两个月后，在张桂梅支持下，杨珍带着800块工资，一个亲戚送的旧手机，背着女高发的床单被罩，踏上去往大专的求学路。
之后几年，杨珍靠贷款、补助、打工，读完大专。虽然工作后数年里，生活极简的杨珍一直在还大学时欠下的债务，但去年，杨珍又报了个专升本，因为知识改变命运的烙印已经深入骨髓。
4岁丧父的叶云是傈族人，母亲改嫁后，她跟随祖父母长大，家境极度贫困。张桂梅为叶云找到一位资助人，每月资助给她200元的生活费。
从她家到学校要坐5个小时的车，高一去报道时，叶云晕车吐了一路。然而，背负重压的叶云也只有寒暑假才回家，生病也不敢离校。
现在的叶云是丽江一所乡镇中学的老师，教语文和历史。她的学生多是少数民族留守儿童，叶云要手把手地教他们洗头洗衣。
看到男生在校外赊账买手机，叶云会气得拿笤帚追打学生，一如她那位“坏脾气”的张桂梅老师。
高世婷也是女高第一届毕业生，父母均过世，家中只有弟弟和爷爷。
张桂梅接纳了这个女孩，还把她的弟弟安排进福利院。此外，女高每个月补助高世婷300元生活费。
3年后，高世婷考上了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现在，已经结婚生子的高世婷是华坪县医院的检验师。她说：“张桂梅老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喊她阿妈。”
何先惠也是第一届学生，中考成绩相当不错，但因家贫无力继续读高中。张校长到何先惠家中家访时，看到衣衫单薄的何先惠母亲，直接将自己的棉衣脱给了她。
每次提起这件事，何先惠都掉眼泪。
现在的何先惠是华坪县中学的初中数学教师。周末，她会去张桂梅担任院长的儿童福利院做义工。
“没有张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何先惠说。
陈法羽是女高第二届毕业生。
2009年，中考分数没能过线的陈法羽，由于读不起一年几千块的自费高中，正准备回家种地。当她得知女高招生时，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赶紧报上了名。
开学报到那天，新生的宿舍已经整理好了。回想起那张被褥崭新、铺着凉席、贴着自己名字的床位，陈法羽哭了：“这张小床让我感到安全和温暖，这张纸条为我打开了一扇大门。”
3年之后，陈法羽考上云南警官学院，现在是永胜县一名人民警察。
她将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给女高，之后每个月拿出500元钱资助贫困学妹。
“女高改变了山里女孩的人生，我要把张老师的精神传下去。” 陈法羽说。
山启燕是女高2014年毕业的学生，她是在集市上被张校长“捡”回去的。
山启燕父母亲在水泥厂打工，住着土坯房，而她一放假就要背甘蔗到镇上卖。
高三那年寒假，家里没钱过年，山启燕一早便背着一捆比自己还高的甘蔗赶到集市摆摊。正在家访路上的张桂梅看到学生在摆摊，又心疼又生气，自己塞生活费给山启燕，让她回家好好复习考试。
如今，山启燕已经大学毕业，是一名乡村幼儿教师。她说：“我会谨记张老师的教诲，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我的地方去。”
对于那些考上大学的孩子，张桂梅打定主意永不相见。她不许毕业生回到老地方，甚至不接受她们来看自己。
但张桂梅也对学生们提出自己的期望，她希望学生进入机关部门，或者当警察、进部队。她觉得这类工作伟大，因为对人民有所帮助。
因此，女高早年的毕业生大致遵循着“贷款进入大学——毕业回到云南——从事基层工作”的路线。
她们十分在意张校长的评价，总是担心没有达到校长期望，怕自己不够格成为张桂梅要求的“对社会有用的人”。她们说：“张桂梅在我们心里，是无法形容的人。比亲情还高，比老师更广。”
返乡做了大学生村官的女孩感慨，“命运对我真是太好了，但我回馈女高太少”，她说，“如果有一天女高有困难， 我们会义无反顾地回去”。
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一样，女高走出来的女孩总有新的难题。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融入外面的世界，如何与自己内心和解。
家里靠种烤烟叶为生的杨珍，大学时兼职做移动业务推销，给同学们做宣传时把活动内容说错了，紧张到不知怎么办好，只能从讲台上跑下来。
她感慨，大山里出去的孩子，思维封闭，遇到事情不懂变通。
她用“封闭”来形容自己，害怕面对女高之外的世界，觉得自己与别人格格不入。
并且，叶云的心理包袱非常沉重，刚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精神焦虑、昏昏沉沉，一想到张校长和资助人，叶云惭愧得喘不过气来。
直到现在，叶云都不敢和两位恩人联系，觉得自己没有出息，对不起他们的期望。
黄付燕考取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在此之前，她全家没有一人出过远门。坐在火车上，黄付燕紧张得不敢动，实在憋不住才上厕所。硬着头皮跟同伴去买饭，自卑感忍不住往外冒。
“太贵了。”黄付燕说。
大学毕业后，黄付燕和男友去了上海，大城市的竞争令她局促。看到上海的小学老师不是重本就是海归，想着自己的二本专业，黄付燕瞬间没了自信。
她们觉得自己缺乏才艺、见识、沟通能力，除读书外没有特长，当班干部连班级活动也不会组织，不知道怎么沟通协调。胜任不了只得提出来辞职：“确实努力了，但是做不好。”
此外，几乎每一个女高出来的女生，都会做回到女高考试的噩梦。
女高校训中写道，“上清华揽月，进北大摘星”。但是，女高目前最好成绩是浙大，这令张校长耿耿于怀。
张桂梅曾花重金请来名师讲课，但是学生表示自己完全听不懂。她也曾试着开放课堂讨论，但是学生没有自主讨论的能力。
孩子们一遍遍下死功夫背书，遇到不会的题就干着急上火。但无论孩子怎么努力，就是无法再进一步。
“这个结我们死活打不开。”张桂梅校长说。
比成绩更艰难的是保持“不设分数线，不搞培优班，只收想上学的贫困女孩”的宗旨。
随着女高声名鹊起，报名人数逐年增多，女高的高考成绩一年比一年好。事实上，由于出色的升学率，从第二届学生开始，报名人数就开始大于招生指标。
家家都说自己贫困，家家都有贫困证明，张桂梅只得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这也就被动形成一条分数线。有人担心，这样下去，女高会变成县中那样依靠生源的掐尖中学。
无论是对张桂梅校长，还是女高的毕业生，生活总有新的难题，也总需要社会的帮助。
她们接受帮助、逃离大山、独立生存，在这个过程中，女孩们对生活的改善心存感恩，同时在自我治疗原生家庭的伤。
她们在贫穷与自卑的撕扯中，努力扭转命运，虽然艰难但从未放弃。
她们用吃苦耐劳来抵挡生活的困境，如同她们的张桂梅校长，生生用双手凿出一线光。
她们尽最大力量回馈社会，以最大善意庇护着山里女孩未卜的命运。
如同张桂梅校长所说：“华坪女高三年，学生们懂得了感恩和奉献。”
她们扛起了大山里的希望，撑起了不屈的灵魂。
再次致敬张桂梅校长和所有永不放弃抗争命运的女孩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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