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看大兴——沧桑凤河故园家山（十四）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鹳窝。
坐落在大兴东南部的采育地区，就其社会演进的节奏和程度考察，与其说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地理概念,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层次相互关联的文化范畴。原长子营乡位于现镇域的北部，旧属东安县（今河北廊坊市安次区），清乾隆年间划入大兴县属顺天府大兴县采育巡检司。1958年属采育乡，2000年长子营乡与朱庄乡合并为长子营镇。长子营与采育是凤河流域的一个文化共同体，二者之间文化内涵与地域的结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流经大兴东南的凤河则是一条文化意义上的母亲河，同时它也将晋南、晋东南的文化与今天的凤河流域文化紧紧维系在一起。蕴含厚重历史感的“七十二连营”，西北起解州营，东南到凤河营，流经大兴东南的凤河全长20华里，沿岸许多自然村因此都以“营”冠名。凤河以采育镇为中心，有沁水、解州、霍州、长子、黎城、河津、蒲州、绛县……山西这些县份在地域结构上，以山西尧都（尧都平阳，即今山西的临汾）为文化纽带，形成中国历史上移民迁徙的融合习惯，这种习惯又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这一点从尧舜的多重定都说可以看出。《帝王世纪》载“帝尧氏始封于唐”，即今中山唐县 (河北唐县）。《元和郡县志》又云：“定陶故城，尧所居也。”同样关于舜，也有生于诸冯(山东菏泽)、都于蒲坂、卒于鸣条或九嶷之说；禹有建都平阳、安邑、阳城等地之说。种种版本莫衷一是，概而统之，与这些县份移民文化的流动性、整合性有关，我们可以将《汉书——扬雄传》自叙的谱牒可作为旁证。
形成凤河流域独特的移民格局，确有其苦涩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元末明初是个多事之秋，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华北平原“积骸成丘，居民鲜少”，缓慢的社会发展使整个国家宛如一台滞重的老式纺车。据《古今图书集成·赋役考》载：清军入关后，旗民多编入军籍，关外更是空虚，田畴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奖励由关内向关外移民，“顺治十年……有能招至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明太祖实录》卷193载：“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户部侍郎杨靖曰：“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今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移民屯田发展生产成为当时朝廷的首要任务。
确切的文史资料表明，明清洪洞迁移活动多，其中洪武年间迁民10次，往京师地区迁民共5次，分别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迁往真定，二十二年（1389年）迁往大名和广平，二十二年（1389年）又迁往北平，二十五年（1392年）迁往河北，三十五年（1402年）迁往北平。永乐年间8次全是往京畿地区(即河北、北京、天津等地）迁民的。明清时期的大兴无论区域怎么变化，凤河两岸村庄始终在京、津、冀的三角带和连接处。山西南部作为移民的首选目标，与其地域关系深有牵连。山西古名晋，《释名》说：“晋，进也。其地在北，有事于中国则进而南也。”山西东有太行之险，西有吕梁之阻，南有大河之阻，北有大漠、雁门之蔽，使此地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安全岛”。“安全岛”无论从哪个方面的发展要素考虑，都最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拉动元素。
《明太宗实录》卷12下载：洪武三十五（1402年）年九月，命户部遣官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明太宗实录》卷31载：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明太宗实录》卷37载：永乐三年（1405年）九 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实北京。以上移民史料看出，明清时期长子、沁水、解州、霍州、黎城、河津、蒲州、绛县等州县均为平阳、泽、潞、沁、汾州所辖管。移民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历史学家们曾不止一次地慨叹：“山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探寻原委，食物是人类文明发生的支撑点，“仓廪实而后知礼节”。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山西，位于黄土高原的腹地，早期最主要的食物是小米，而山西盛产小米。在山西晋南、晋东南一带，自然气候极其适宜小米生长，中国历史的首篇《尧典》便从这里写起，中华文明扉页的治理洪水也从这里开始（见《禹贡》），中华文明始点上的三个圣王尧、舜、禹都在这里建都。
凤河流域移民背景的特殊性，黄有泉、高胜恩先生归结为三个方面，比较有权威性。
一是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十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以至“道路榛塞，田畴草莽，千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几为丘墟焉。若不设法招徕耕种，以实中原，恐日久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垦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治牛种，及时播种，外与之置仓，中分收受。若遇水旱灾伤，踏验优免……”
二是为防各地豪强作乱，朱元璋效法秦始皇、汉高祖，强迁各地豪强于京师。洪武二十四年（1392年)七月，朱元璋十分坦白地告诉工部官员：“昔汉高祖迁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后，也开始了有计划地充实北京人丁，多次迁徙山西南部的人到北京近郊、京畿地区。“州郡萧条，悉心为丘墟”，而山西却因有髙山大河之阻，破坏较小。再加之山西南部人才辈出，亦利于毗邻京畿为朝廷御用。杜佑《通典》说:“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闾井之间，习于程法。”
翻开晋南各县县志，达官显贵数若星辰：卫觊（曾为尚书，著有《魏官仪》《孝经固》《卫觊集》）、毋丘俭（曾为幽州刺史，封案邑侯，有集2卷）、王昶(骠骑将军，著有《治论》《兵书》《家诫》等）、王沈（曾为征虏将军，著有《魏书》48卷，有集5卷）、王浑（曾为征东大将军，有集5卷）、王济（曾为骁骑将军，有集2卷）、王浚（曾为骠骑将军）、裴徽（魏冀州刺史）、裴楷（曾任河内太守等）、裴秀（曾为魏司空，著有《禹贡地域图》《易论》等）、裴顾(哲学家，当时谓其“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等凡300多人，他们的门阀势力与朝廷千丝万缕的关系客观上促成家乡移居京畿地区的可能。
三是出于防守边疆、加强国防的考虑。屯田戍边，汉代以来历代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利用兵士和农民垦种荒废田地。历代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汉武帝时在西域屯田，汉宣帝时在边郡屯田，都使用驻军，是为军屯。三国时，曹操在许下屯田，开始募民开荒种地，此为民屯，应募的农民称屯田客，规定官给牛、种，收获则官六成，民四成，如农民自带耕牛则所获对分。至明代有商屯，明行中开法，盐商在边疆募民开荒种田,以所得粮草换取盐引，即为商屯。形成凤河流域移民区域集中现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能缺失，那就是明代山西相对稳定，人口稠密。《明实录》中洪武十四年的统计数据已经说明问题。
下期预告：扯不断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