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悟》：话剧民族化的一条新路？

京剧演员演话剧，在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把视线放在当代，以京剧团为创作主体的完整话剧演出，倒是可以作为宣传上的一大亮点。至于跨界的动机是否还是京剧的式微，比照话剧与戏曲的演出市场看，未必。

话剧民族化也是老生常谈。可以说，自东西方的戏剧艺术形式发生碰撞开始，就有一群人在尝试话剧的民族化，又有一群人在尝试戏曲的现代化、国际化。面对两个根源深厚的文明各自发展起来的具有共同特性的艺术形式，这两群人都做出了非凡卓著的成果。

话剧民族化，一方面是在学习民族形式融入到话剧表演中，一方面是在学习民族精神以重构精神内核。实践上，就是向内学习本民族的艺术技法，向外挖掘本民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对艺术技法的学习，最为常见的是横向学习戏曲。从焦菊隐导演郭沫若的《虎符》《蔡文姬》开始，戏曲的程式及音乐节奏就正式的进入了话剧舞台。此后不论是北京人艺还是其他创作者，使用程式、锣鼓点这类戏曲的元素装点话剧，就成为了有意无意的民族化中的常态。

但是，正如《“郭、老、曹”与北京人艺》的作者陈军的观点，话剧民族化不等于话剧戏曲化，民族话剧的发展也不止步于向戏曲的学习。对本民族艺术技法的学习，也可以扩展到曲艺、杂技、歌舞等其他舞台形式，可以扩展到舞台之外更广泛的艺术。譬如从诗歌的意象中寻找舞台上的意境。相较于搬用锣鼓点，这种方式不是那么的显而易见，运用起来也更“润物细无声”。挖掘本民族的生活方式，老舍以《茶馆》为代表的京味话剧是个代表。一个地区因其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结构滋养的特在生活方式，是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精神内涵的重要部分，一群人构成了民族，所以这更是构建民族精神内核的重要成分。将这些生活方式，包括特在的文化认同和具有地方色彩的语言总结并写进剧本，搬上舞台，自然是“民族的”话剧的重要一笔。民族化是个很宽的概念。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民族化走到今天，当然远远不止步于搬演一些戏曲的组成成分。当前在排演的话剧，似乎在重复近几十年西欧和美国的戏剧实验，或者尝试和更为流行的艺术形式融合。我可以大言不惭的说，这些戏剧背后的文化基因（如果有的话），要么是无国界的，要么是欧美的。即使是在人艺，对民族化的系统探索也暂停或缓行了。民族化的新戏，又倒退回了使用戏曲元素而非对于本民族可称得上是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全方位引用。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话剧，被放置在了讨论室的偏远席位。

那么，是否应该继续地进行民族化的尝试？我觉得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关系“文化复兴”的问题。站在戏剧本身的角度上，就像站在希腊的圆形舞台望着四周的残垣断壁。民族化的试验有机会为戏剧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就像从前布莱希特从戏曲的表演样态中启发出了新的表演形式一样。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条将戏剧从后戏剧的漩涡里拔出来的出路，不知道，但也许有，那像考古学家一样一层一层的向下挖掘又何妨呢？可能失败，但也许有答案。

《戏悟》可能是民族化的尴尬局面下的一条新路。这并非是以话剧创作者为主体向戏曲、向其他艺术形式、向地域文化学习，而是作为京剧的创作主体，凭借几十年的舞台经验去创作一部话剧。在客观上，他们创作出的作品可以称得上是民族化的。

这与从前的“时装新戏”有着本质的区别。《戏悟》及风雷京剧团从前的话剧作品，是严格按照话剧的艺术规律创作的。分享会上创作者曾交代，要痛苦地去除京剧的程式化动作，按照角色特征在舞台上行动，“把你曾经最骄傲的艺术打碎。”他们向观众呈现的重点亦不放在歌舞，而是注重“好的故事”的重要性。的确，这一故事足够地吸引人且具备了一定的悬疑性。

这条路的起点是曾经民族化尝试的终点，风雷京剧团可以更自由更得心应手地在话剧舞台上运用京剧元素。他们也反对单纯元素的搬演，而是要从“元素”到“故事”。其实戏曲元素累积到一定程度，会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首先，故事与戏曲强相关。主角是是京剧票友，亡妻是昆曲演员，围绕在其周围发生的故事用就能自然地运用戏曲的本来面貌进行呈现。其次，戏曲进入了主角的思维想象空间。设置主角PTSD后“一犯病，瞧谁都像戏里的人”的情节，使得戏曲元素可以直接的在表现主角思维想象时进行直接呈现。戏中人物的扮相与其送外卖、推销健身卡、公交车上的让座的动作形成一种错位感，为这部沉重题材的作品提供了一丝插科打诨的喘息时刻。同时，作为整体情节来看这些戏中人物生活在主角的想象空间，观众是被抽离到了主角的主观视角看待如此，稍纵即逝，这是戏曲虚拟性的直接体现。

另一层次上，戏曲营造了动态的剧场效果，即吕效平言中抓观众眼球的“剧场性”。这在暖场音乐及检场锣鼓点即开始将观众引到一个“戏里”的梦境氛围。借戏曲常用的虚拟手段营造时空变幻和风雨等自然要素的配合，作为一种假定的真实，胜却繁复的舞台技术效果。谈判一场，化用《三岔口》带有猜疑的对决，一边是写实的正邪谈判，同时是写意的黑白交锋。整部作品武打戏不断，彩扮戏装接连，发挥了京剧的剧场性长处。

当然如上是我面对迎面走来的他们的分析。他们的创作目的是“为了京剧，将观众引进剧场了解京剧”，以及让京剧“跟当代生活产生关系、跟更多人的生活产生链接。”其实按大部分观众的反应来看，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但我也遇到了一位观众，是风雷的京剧票友，通过这部剧目认识了话剧。可以说，戏剧创作的目的可能是单一的，但戏剧过后引发的讨论是多元的。也许将走过的路换一批人反过来走会是一条新路。

我好奇，站在戏曲的创作者这一主体，如何看待话剧的民族化以及自己已经对其做出的客观实践。无奈分享会没有提问环节，隔空喊话吧。

（掌扇胡同/长清湖 23.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