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正当时 | 张德明教授访谈录（上篇）

Original 艾菲历奇退休之后

2024-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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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后，老年轻一代（40-65岁），或已经退休，或走向退休的路上，或期待退休。

年轻态，同理心，艾菲历奇，共谋福祉。

退而不休，瞻望未来，助人自助，创造价值。

本期人物

张德明 教授

1976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复旦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兼党办副主任、校长助理兼校办主任、复旦出版社社长等职。

1994年起，先后担任上海教育电视台台长，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主任、党委书记，上海电视大学（后更名为上海开放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2014年退休后致力于公益国学项目浦江学堂的推广发展，已在全国开办了100多个国学班，获得学生和社会各界广泛认同。

张德明教授职业生涯屡获殊荣，先后获得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职业教育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等光荣称号；在专业学术领域著作等身，成果卓越，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及上海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等。

编者语：

访谈张德明教授，缘于2020年教师节，我们做了一期致敬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先生的特辑：朗读报告文学《祖国之恋——记著名女物理学家谢希德教授》，报告文学作者是张德明教授。在与张教授联系沟通过程中，感觉不到他已年逾七十，反而觉得这是位青春正当时的实干派。

九月开学季，正是张教授运营的大型公益国学项目浦江学堂密集开班之时，他百忙之中为我们介绍了当年创作的背景，惊人的记忆力和一气呵成的表达逻辑，令人叹为观止。言谈中，张教授笑道，我的老师们都80多岁了还笔耕不辍，我还年轻，还有很多事要做。

编者脑海中冒出了一首80年代的流行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教授是80年代复旦的中坚力量，那一批复旦学子又是改革开放后引领风尚的“80年代的新一辈”，为此，我们与张教授约定，忙过开学季就做一次全面的访谈，以此致敬80年代的复旦，致敬80年代的复旦师生！

整个访谈长达数小时，令人欲罢不能。张德明教授为我们复现了一代复旦领导、教师、学生昂扬奋发的风貌，堪称不可多得的口述史料。我们整理了录音，分上下两集呈现给广大读者。

我的青春正当时

张德明教授访谈录（上篇）

在复旦大学

我在复旦学习、工作了二十年，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这里着重讲三件。第一件是我和复旦学生咨询科技开发中心的故事，第二件是我对报告文学的研究和教学，第三件是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改革。

复旦大学

1，学生工作部的岁月

1984年，我从中文系调到复旦刚成立的党委学生工作部工作。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复旦校园，学生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以潘皓波为首的一些同学自发成立了学生咨询科技开发中心，在校园里开设了学生自助商店、学生信用社、学生书报亭、大家沙龙、家庭教师介绍所，一时引起强烈反响。赞成者觉得这有利于学生自立，有利于能力的提高；反对者觉得这样经商把纯净的校园风气破坏了。一时众说纷纭，党委要求学工部深入调查研究。

当时，《中国青年报》曾报道天津大学新生报到时校门口停满了小汽车，很多家长直接到宿舍里帮孩子安顿好，有的还陪住两天才走。在复旦，我了解到一个数学系的上海同学，爸爸每周准备好5个苹果，让他在校每天吃一个，还会来突击检查是否按规定吃。还有学生请阿姨帮忙打扫宿舍卫生，自己不动手……因此有人把大学生称为“抱大的一代”，可他们又是跨世纪的一代。

大学教育到底怎么办？通过调查，我们认识到复旦潘皓波为首的这批学生想从培养自己的自立意识入手，是多么难能可贵！通过自主经营，获得收入，增加自己的生活费，自律意识强了，又锻炼了动手能力，还了解了社会，促进了我们的教学改革，特别是一批学经济，学管理的同学真正做到边学习边实践。

1987年的6月，国家行政学院组织高校学生工作部部长培训，在一个月培训期间，我晚上和周末基本都不出去，赶了一篇8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中国大学生》，这篇我与张晓林合著的作品在大型文学期刊《钟山》杂志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杂志当期卖完加印3万册又售罄，好多报刊都做了转载或连载，仍供不应求。山西师范大学校长派人到太原、西安去都买不到杂志，就请人把作品复印放大，亲自写了篇评论发表在校刊上，题目叫《呼唤潘皓波》。

报告文学中国大学生

《中国大学生》发表以后，全国召开了三个重要的研讨会，第一个在上海，时任市委宣传部长金炳华、团市委书记黄跃金主持；第二个在南京，《钟山》是南京的刊物，当时的江苏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家正主持；第三个座谈会在北京，当时的团中央书记李源潮主持。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林克同志参加了这三次会议，与大家共同讨论勤工助学的价值和意义。林克书记说，以前叫勤工俭学，通过打工挣钱来完成学业，现在叫勤工助学，一字之改，意义大不一样。现在的学生通过打工，不仅在经济上受益，而且通过社会实践，增长更多知识，确实是有助于全面学习。

林克书记还亲自去复旦大家沙龙，参加学生的交流活动，苏步青校长为学生自助商店题写店名。校领导的支持莫大地鼓舞了这批朝气蓬勃，富有创造力的同学。从复旦大学，从学生咨询科技开发中心走出来的这批同学，后来都成了社会的精英。

去年我应邀参加了他们的聚会，他们现在都在很重要的岗位上。比如说当时发起人之一翁铁慧，现在是教育部的副部长；潘皓波，成为上海市智慧城市十大领军人物之一；陆雄文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复旦管理学院在全球排行令人自豪；闵昊，现在是国家微电子重点实验室的主任；还有像史传进，现在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终身教授，还有好几位上市公司的老总……他们回忆这段大学时代的经历，都觉得非常有助于自己日后的发展。

这篇报告文学的稿费是1260元，在1987年不算小数目，我们全捐给复旦团委，作为社会实践基金。复旦的学生是一个有朝气的、有创造力的青年群体，他们也影响教育了我们老师，师生共同促进，共同成长。

2，报告文学为主的教学科研

第二件事情讲讲我在复旦行政工作之外的教学科研。

复旦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叫双肩挑。从杨西光、王零开始老领导都提倡复旦不要太多专职政工干部，除少量的政工岗位必须专职，其他行政干部可以同时从事教学业务，即双肩挑。只有懂业务的人，才能把思政讲到点子上，否则容易假大空，我在学生工作部期间，一直推动双肩挑这项工作。

我当时虽然到学校行政机关工作了，也不能放弃专业。但我要研究什么？教什么？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也是受谢希德校长的启发，她说，以后有前途的学科往往是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她认为要跨界，化学跟物理结合、历史跟文学交叉，往往能够生长出新的增长点。复旦的计算机系创建时，不就是数学系和力学系抽老师出来组建的吗？

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当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催动了一代人的科学梦想，也带动了报告文学的空前繁荣。报告文学的轰动形成一种崭新的文学现象，它是介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一种体裁，但是还没有人去研究。

我决定研究这个别人还不太重视或者没有关注的领域，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从抗日战争开始的报告文学，能找到的都找来，开展了全方位的研究，我跟踪了近百位当代报告文学作家，关注他们的发展和创作实践。1984年，我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研究报告文学的专著《报告文学的艺术》，围绕报告文学我前后出版了15本作品集、创作谈，中国现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潘旭澜教授说我是全方位的研究报告文学。

后来，我又涉足报告文学创作领域，先后写了几个系列：一个是以《祖国之恋——记著名女物理学家谢希德教授》为代表的复旦校长系列，《数学家的诗篇》是写苏步青校长的、《核物理学家的人生哲学》是写杨福家校长的。接着又写了一组青年科学家《中国的大车我们拉》，一共写了6位复旦青年科学家，侯惠奇、杨玉良、黄伟达、周鲁卫、郑祖康、彭希哲，他们至今依然活跃在科研与行政领导的舞台上。

张德明教授与谢希德校长

第二个就是复旦的学生系列，《中国大学生》、军训题材、少年大学生等等。第三个是社会系列，内容比较多，其中一篇《癌症患者》，写的是上海的癌症患者俱乐部的故事，写他们顽强的生命渴求，富有爱心的合作与彼此激励、勇于奉献的分享精神，同时还把他们请上讲台，到复旦大学给全校学生作报告。《钱江日报》做了连载获得全国一等奖，又促成了浙江省的癌症患者俱乐部成立。

我先后写了100多篇报告文学。自己在报告文学领域有理论研究也有创作实践，那给学生上课也就有底气了。而且我这个报告文学课，中文系喜欢，新闻系也喜欢，排课从来没有轮空过。

出版多部报告文学

当然这样也很辛苦。我的研究、写作时间都放在早晨，每天4点钟起床，到8点钟上班，等于多争取了半天时间。按规定我在校机关工作的话，上午要上课就不必到机关上班，但我照样8:00上班，请教务处把我的课排到上午第三第四节，第三节课是10:00开始，我到9:50离开办公室，利用10分钟赶到教室，上完是11:45，再赶回机关处理一些事情，等过了12点再去食堂，这时排队的人少，节省时间又可以处理一些工作。

回想上讲台的那种神圣感、自豪感，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和学生之间互动，思想充分燃烧，上我课的学生中有不少也写报告文学，还有几个出了专辑，在全国获奖。

3，复旦出版社的经历

第三块再讲讲我在复旦出版社的工作。

我在复旦出版社的时间不长，1993年2月-1994年2月，期间还有4个月兼任校长助理和校办主任，真正在出版社大约七八个月时间。但这一年对我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一段经历。

我喜欢出版，到出版社之前就出了一二十本书，跟出版社也打过很多交道。还有个小故事，初中时我看了少儿出版社的中篇小说《刚满十四岁》，很激动，悄悄将少年儿童出版社等一些出版社地址都抄下来，梦想要成为一个作家，要到出版社去出书。

当学校领导说老的社长要退休了，需要物色接班人，我自告奋勇，校领导也很开明，经过讨论，同意我去。上任第一天，我做了个就职演说，同事们说，看不出张德明在党办校办工作，居然这么熟悉出版！其实我上任前调查了十几家出版社，所以我能讲到点子上。我又请每位编辑、员工写一篇文章《假如我是社长……》，他们比我更了解复旦出版社，有必要看看他们的聪明点子，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出版社上任后，我第二个动作就是把全体员工请到旁边的复旦印刷厂，厂里有个很大的车间是复旦出版社的书库，现场是什么场景呢？1.5米高的各种没卖出去的书堆满了仓库，落满灰尘。我跟大家说，这里堆的全是钱，账面上我们有这么多“资产”，可实际上没有变现，报废那就一分钱都没了，怎么办？我发起去库存促销活动，动员每个部门认指标，每位职工领任务，业绩跟年终奖挂钩。

当年寒假招聘了38位复旦学生回家调查当地50家出版社和100家书店，看人家的拳头产品是什么，热销的书是什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样一来，复旦出版社的触角就深入到好多省份，同学们不但带回来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也把复旦出版社的书目推荐给了100家书店。此后我还要求出版社编辑每年上海书展必须去现场，参观同行激发自己的活力和智慧，对优化本社选题，都能起很大作用。

以上的动作之后，第三个动作就是出版社的人事制度改革，重新设置部门，每个部门岗位竞聘上岗，部门领导和员工之间双向选择，这样一来，团队比较有活力，再相应配套管理制度改革——实行绩效管理制度，这是个重大的改革，所有的中层干部、骨干编辑集中到崇明岛开了三天会，关起门来讨论个人业绩与整体效益挂钩，大家一直说“崇明会议”是复旦出版社的战略转折会议，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不少同事提起。

我在复旦出版社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出版《狮城舌战》。复旦大学代表队参加新加坡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代表队出征之前，我找了王沪宁和俞吾金两位教练和领队，说要给他们出本书。他们问，张老师，如果我们输了，这书还出吗？我说输掉也出！输掉我有输掉出法！你看这支青年队伍多了不起，复旦集中了52位专家给大家培训，讲了52堂专题课，堂堂都精彩，队员们也学得非常刻苦，输赢无定，但复旦师生的精神已定。

狮城舌战新加坡辩论赛

复旦代表队赢得冠军，全国有6家出版社抢着要出书，辩论队最终还是选了复旦出版社，理由是：在我们出发前，复旦出版社就说了，无论输赢，都会出书。就这样我们拿到了出版权，又因为在整个集训过程中复旦出版社的编辑早就同步积累素材，所以《狮城舌战》在复旦夺冠后很快就出来了，我们还请几位获胜辩手巡回签售，大学生们特别喜欢，在中学生中也产生巨大反响，那几年，复旦大学文科招生的分数线提高了很多，吸引了全国各地顶尖的中学生报考。

这本书短短的一年时间就卖了100万册，最感人的是，辩手们到武汉大学去演讲，晚上突然断电，2000多名观众坚持在烛光下听完演讲。《狮城舌战》的出版堪称皆大欢喜，首先是这支辩论队为学校争光，然后又有这本书进一步扩大了复旦影响力。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狮城舌战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出版社！因为出版社是一个大学的窗口，能展示大学的学术成果、学术形象，出版社的领导跟编辑、工作人员一定要有这种意识。所以当时我们提出来，要教材找复旦，复旦出版社要出有社会影响力的书。

优秀的教材第一版可能贴钱，但是以后不断地再版还是会赚钱的，这就要看编辑的眼光了。我们在全国第一个设立了100万的复旦大学教材专著出版基金，认准了好的教材或者专著，就跟作者约定用基金给你贴钱出。此外我们还设立了一个复旦大学博士丛书，博士很辛苦的，博士论文要出书都要自己贴钱，他那点科研经费很有限，那我们出版社来出钱，给优秀的博士论文补贴2万元出版经费，基本就可以出书了，这个社会影响力也非常大。

我们还有一个大动作，善待我们的专家教授作者，我到出版社后，召开了一次双效益作者答谢会，重奖优秀的作者，他们为出版社创造了社会和经济效益就该重奖，同时提高再版重印书的作者分成比例。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后，复旦出版社也火了一把，奠定了自己在全国高校出版社中的位置。

优秀的编辑队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绩效激励制度，还有优秀的复旦作者群体，让我的复旦人生，因为出版社这一年的工作也添了彩。

在上海教育电视台

离开复旦，走上社会，进入上海教育电视台。

上海教育电视台

上海教育电视台在组建的时候，开始台长人选不是我，市里领导考虑再三还是要从复旦选调一位台长，市委副秘书长王荣华（曾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找到我，我说我对复旦很留恋，他说复旦确实值得留恋，外面也有很好的风景，我说我听组织的。

离开复旦时，杨福家校长送了我一条领带，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杨校长在上面贴了一张标签纸，写了一句话：德明：精精神神走上新岗位！他知道我要到媒体去，要注意衣冠整洁。在复旦可以随意一点，但是在媒体单位，从里到外都要精精神神。

我1973年进复旦读书，毕业留校到1994年离开，在复旦呆了20年， 20年青春在复旦度过，复旦培养了我，我副高正高职称也都是复旦给我评的。1994年2月7日早晨6点多，我在复旦校园里转了一圈，然后对着复旦校门，向着毛主席像深深鞠了三个躬，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

上海教育台这里，也讲几个故事吧。

1，一穷二白的创台之初

当时上海已经有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这三家电视台都隶属上海文广局，简称广电系统。新成立的教育电视台，隶属于上海市教委办，虽然领导很重视，但和前三个台不是一个体系，经营过程中难免有些磕磕碰碰。

教育电视台是后起的台，做得非常辛苦。当时就在阜新路25号上海电视大学的办公楼里借给我们两层半楼，艰苦到什么程度呢？台长办公室16平米，一隔二，里侧是书记台长副台长三个人合用8平米，外侧是办公室主任和秘书两人合用。新闻部在电大食堂上面的半层楼，记者采访晚归，食堂早就关门了，只有安徽人在大门口的馅饼摊，号称5毛一个的意大利馅饼，记者一吃就是几年，摊主守在电大门口赚了不少钱。

创办时，为了省钱，我们把老电影胶片买回来，用放映机投放到白墙上，再用电视摄像机把它录下来，做成电视播放带，这个过程叫胶转磁，这是上海电视台50年代末成立时用的土办法，而我们这样做已经是90年代了。

创台之初一穷二白，就是靠土法上马。台里的同事都很能吃苦，男同志进台几个月就瘦掉了，皮带需要往里多打几个洞，还有位摄像师说吃头孢像吃花生米，感冒没有时间休息，头孢装在口袋里随时吃一粒。冬天要拍录像，呼出的气都是白的，为了不影响画面效果，摄像师就嘴里含块冰。白天拍节目做节目业务忙，会议都是在晚上集中开，家属们都说是“夜总会”（总是在夜里开会）。

上海有位老教育家吕型伟，他来现场看了说，你们现在还在“延安”，但总有一天会“进城”的！什么叫进城呢？从1994年创台，我们花了6年时间艰苦创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盖起来一座现代化的电视大楼——绿叶大厦。搬家那一天，真的有“从延安到北京”的进城之感。

开台以后，首先遇到了员工思想问题。招聘时，大家热情踊跃，以为电视台是高大上的，40个名额有1300多人报名，可是员工进来发现就连老破旧的办公场所也是借的，而当时的广电系三大台，家家都有独立电视大楼，想不到教育台又穷又破又苦又累。

我就跟大家讲教育台的定位，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提出了“立足教育，服务社会”的办台宗旨。这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优势。做综艺体育，上海已经有三个台，还要你干什么？当时市委市府就希望你在学技术、学文化、学知识这个领域为市民创造更多的条件，所以才成立这个台。

2，两大栏目一炮打响

一般的号召没用，我就带头去搞社会调研，搞观众调查，迅速抓住社会的痛点，创立了两个栏目，一炮打响。第一个栏目《招生快讯》，调研表明，招生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1994年，上海有20万人高考报名，这些考生的家庭，再加上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以及学校的老师，那就有几十万的观众群了。

我们从学校介绍，填报志愿到考前复习，考前保健、心理咨询，政策解读……设计了一系列的版块，还第一时间从考试院拿到录取名单，报纸不可能这个时候印好塞到读者信箱的，但我电视就可以守在考试院，名单一出，马上就传真到台里，在《喜洋洋》的音乐声中滚动播出，金榜题名电视播出，这一时刻，有多少人就守在那里，兴奋不已，不眠之夜。开始的几年这档节目着实火红了一把，带来了很多高校介绍的广告。围绕如何填志愿我们又开设了一档大型直播节目《我们一起填志愿》也是很受欢迎，这档节目一直保持到现在……总之，第一年一百多万的广告收入就有了。

调研下来，观众另一个刚需是什么呢？家教问题也是社会热点。许多家长都在请家教，但是家教老师良莠不齐。我们把上海最好的老师请到电视台，分学科辅导，语文请资深特级教师于漪、数学请上海中学校长唐盛昌……这个家教节目一炮打响，开播后家长写信表扬我们是雷锋台，因为谁都不可能请到顶级名师到家给孩子辅导功课。这个栏目又是一年一百多万广告收入，名师讲座又在复旦出版社制成VCD，出版了图书，也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1994年，建台当年我们立足教育为市民服务立即就有收益，员工就信服了：第一，教育是大有可为的，教育电视确实是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第二，教育也是有效益的。员工情绪稳定了，我们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台训“有作为才有地位”，办好一个台，光靠领导重视不够，我们开台是市委副书记陈至立致词，谢丽娟和龚学平两位副市长揭牌，但是如果自己不拼搏不出业绩，那再好的舞台和机会也没用。

我始终有危机意识，社会上比我能干的人多的是，别人只是没有当台长的机会而已。我经常跟同事们说，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这就是我们台朴素的奋斗原理。我们的状态也跟外面的压力有关，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遇到竞争对手的打压都很正常。只有自己做强做大，才能从市场上分到一杯羹，不能够靠领导来帮你占领市场。

我们遇到的是什么样的竞争呢？我们是教育专业台，广电系统是三个综合台，在实际营运中就有不少矛盾，第一，购买节目和电影版权，我们台小经费少，说一部电影版权5千元市场价，听说我们要买，大台直接开价2万元，商家当然卖高不卖低；第二，我要在平面媒体上宣传推介一下自己的节目，专业的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都是广电系统的，在版面上把你压到最低限度；第三，我们要搞经营拉广告，他们跟广告公司说，凡是在他们之外的媒体投广告的，就不能享受他们广告折扣优惠政策，我们碰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3，错峰避锐智慧办台

那么，教育电视台怎么办呢？智慧办台，硬拼硬打不行，那就错其锋避其锐，新片出价我争不过你，老片新放行不行？老电影老电视片是个富矿，价格低，效果也不差，我们开了《绿叶影院》栏目，专放老电影，经典重温，老年观众很喜欢，没有看过的年轻观众，也蛮有新鲜感，果然，这档栏目广告效益也不错。比如167集美剧《成长的烦恼》，是讲美国家庭教育中遇到的两代人的矛盾冲突与化解，非常有借鉴意义，我们播了以后，广告部主任的BB机第一次被广告客户追着叫，享受了甲方的愉悦，播了一遍就收到广告1700万元。后来又重播了一遍，仍然带来了1000万的广告收入。

美剧成长的烦恼

这个成长剧影响非常大，但我们播出跟一般广电播出不同，我们注重教育领域的联动，电视在播的同时，我们同步开通了一条成长热线，美国孩子成长中遇到的问题，中国孩子也一样会遇到。家长和学生观众在看剧的同时还可以给教育台打电话，我们请了一批专家，有搞家庭教育的、有心理咨询的、搞德育的老师现场接线沟通，我记得热线开通的第一次是教育党委书记王荣华亲自来接线，电视剧播了160多集，我们的成长热线就开了160多期，聚焦教育，聚集为家长和孩子排忧解难，社会反响很好。

还有一部老电视剧是我女儿推荐的《排球女将》，她说自己小时候看到日剧排球女将很喜欢，重播肯定会火爆，我听了她的建议后，和台里认真分析了一下觉得很有道理，就立即跟日方谈购买二轮版权，引进来之后，果然又是火爆，火爆到什么地步呢？上海中学里的女孩子都去剪小鹿纯子的发型，体育用品商店的排球卖到脱销，每天晚上到6:00——我们特地选了学生放学后晚饭前的一点空档时间，弄堂里楼道里都是同一个主题曲。很励志的青春剧，哪怕是老片依然能带来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日剧排球女将

广电大台他们不爱播老片子，反而给了我们一个市场缝隙。但是也不能全播老片，我们又找到了打新片时间差的机会，在卫星频道播出新片之前，买来仅做地面频道播出（我们台没有卫星频道），价格比卫视便宜。迪斯尼动画片《狮子王》就是用这个策略的，相当成功。我们依然是打立体战，在《狮子王》播出的同时，与教委和学校联合起来，鼓励孩子们带着思考看动画，讨论什么是真善美，善良和邪恶的分别在哪里？我们在具体的编播经营策略上一直立足教育本身，而不是简单地与广电竞争，我们各自定位不同，做出特色就是最好的发展。

教育台总结了“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走，人走我回”的节目编排策略，做好差异化竞争。《招生快讯》是人无我有，《健康热线》是人有我新，观众可以直接打电话与专家互动，这是全国首创，央视还派人来交流取经。

那“人新我走”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当时有一档展示大中学生风采的节目《绿叶风》，很受欢迎，但东视突然开出了青少年的综艺节目，我的先发优势就没了，那我改做大学生辩论赛，又成了我台主打优势节目。“人走我回”呢？当时上海电视台做了一档名诗古画欣赏的节目不知为啥停掉了，我们觉得这类节目很符合教育台的定位，就开了一档《诗情画意》，请过传中和黄玉峰两位资深专家主持，国际知名华语电视台纷纷来买版权，还在复旦出版社出了书。

电视是个高投入、高消耗的行业。要使一个台可持续发展，广告经营就很重要。开始，有员工认为反正我们是政府办的专业性电视台，就该政府出钱，我们要什么广告经营，累个半死苦得要命。我跟大家说，别人一个频道一年能有几个亿的经营收入，我们要有自信！在原始积累的时候，连我的驾驶员都有指标。

等我们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广告经营也从第一阶段的人人拉广告进入第二阶段专门的广告部来经营广告，但员工有广告线索和关系可以介绍给广告部，照样拿相应奖励，这使得我们的经营又上了一个台阶，第三个阶段就是和专业的4A广告代理公司合作，我的体量大了，就有必要也有能力参与到更大社会分工平台上去。等我们做到年营收1个亿的时候，我就招标广告代理公司了，向全社会招标，中标公司按每年递增10%速度增收，到2013年我退休时，年度广告营收达到1亿5千万，创造了教育台历史上最好的水平。

4，与电视台共成长

成长的过程有时是痛苦的，但我喜欢把真相传递给员工，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的解决方案告诉大家，这样才能让让员工与你一条心，同心同德干事业。等我们拿到1.5亿的时候，我想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教育电视台会受到那么多的竞争压力？这就是市场经济啊！我跟同事们说，广告经营不同情弱者，电视竞争不相信眼泪，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把教育台做强做大。

如果没有那么多压力困难，过着政府养着的舒服日子，那我们这栋16层的绿叶大楼也估计造不起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建台六年就造出了一栋现代化的电视大楼，还获评上海市白玉兰工程奖，当年获评的只有两家，这是我们全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大河有水小河满，这是我经常跟员工说的一句话，在奔事业的同时，我们从没忘记员工的辛苦和付出，也靠自己的努力改善了员工的住房条件，开台三年，大楼还没有造，我去每一家员工家里家访，不少员工住房小得不得了，有的人均4平米都不到，太苦了！我最多的一天跑了10多家，晚上10点跑完最后一家，心里挺沉重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台长，带领大家把事业发展好，我对得起这份事业，但也要对得起员工，1994年2月7日到教育台报到时，在全台员工欢迎大会上，我讲了4句话，我说我心目中的教育台要成为一个“出色的舞台、战斗的集体、可爱的学校、温暖的家庭”。

三年后，尽管我们还不是很富裕，但也按照家庭人均10个平米解决大家的住房问题。新闻部主任唐洪平写了一篇分房有感叫《三个想不到》。第一，想不到建台3年就分房了，尽管台还在积累期，却优先考虑了员工的住房；第二个想不到是分得面积这么大，人均能有10平米；第三个想不到是覆盖面宽，基本上100%解决了员工住房问题，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房子。大家信心干劲更足，所以用了6年时间把新大楼也造出来了。

我跟员工交心，我说咱们绿叶人要有三个气：人要有志气，台要有生气，节目要有名气。不要老觉得我们是小台专业台有自卑感，实践证明我们小台也能干大事。

我们《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连续办了14年，每次8所学校参赛，985、211学校都请来过，还有港澳台名校，成为中国的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品牌赛事。我们还搞了不少百集工程，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合作做了100集《自古英雄出少年》动画片，江泽民总书记专门写信表扬我们，还拿到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百花奖、童牛奖，该拿的都拿了。百集《中国名菜典故》是最早的“舌尖上的中国”，版权直接行销新加坡等华语地区。百集工程还有《一代名师》，因为都是蔡元培、陶行知、苏步青、谢希德这样的大家，央视倒过来问我们买版权在黄金时段播出。百集系列片《院士礼赞》为每个院士做专题片，节目的启动仪式，由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和上海市委陈至立副书记亲自致辞启动。这些节目为民族为后人保留我们一个时代的科教英雄。

我受到汽车刮雨器的启发，发现它的工作轨迹是个平行四边形，这就是生活中的科学现象，在无锡参加全国教育电视台台长会议时提出来联合做一个“身边的科学”的系列节目，类似10万个为什么，但是用电视的语言和手段表现出来，提议得到大家一致响应，100集节目竟然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来又继续制作了一千集。我们还做过弘扬祖国历史文化瑰宝的大型系列片《中国之最》100集，这些精品节目无论何时都不过时。可以说这是我们教育台的镇台之宝。

教育台虽然是小台是个专业台，但在社会大事件面前我们也不缺位。比如汶川地震，先后派了6支队伍去，一边余震一边直播；1998年抗洪抢险，派了4支队伍分赴哈尔滨、武汉、岳阳、九江……全国教育电视台中很少有像我们这样冲到一线的，8月底我们又作了一次赈灾直播，一个晚上募捐了3800万元，这在1998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全国两会我们磨破嘴跑断腿争取到2张记者证，在北京很小的招待所里搭了个“北京两会直播室”，请教育界的代表，从教育的角度看社会，用社会的眼光看教育。地位、影响力都是靠拼打出来的，要有志气，有作为才有地位。我退休的时候，我们账上有4.2亿元现金，同时当年投资的东方网1500万元，现在新三板市值也有一个亿了。电视圈的人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一个小台，专业台，只有一个频道，运行了20年，还留下5个多亿现金，连许多大台都不容易做到。

有了效益以后，我们不忘回报社会，每年台庆日，我们都不搞奢华的晚会，而是多做教育扶贫的事情。开台一周年，我们把价值20多万的《ETV家庭教师》的优秀节目像带送到边远省的教育部门，央视《新闻联播》还专门作了报道。开播两周年，我们领养了26个革命老区的孩子（我们是上海的26频道），有的直接供到他们上大学。以后，还捐建西藏日喀则的广播电视站，援建了湖南“高建成希望小学”……每年台庆都做一个公益项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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