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历史遮蔽的人物 张闻天最后十年
张闻天从中央负责人
到寂寞晚年经历了什么？
尊前谈笑人依旧：张闻天影像记忆
刘英：回顾张闻天最后十年
我的父亲，一个被历史遮蔽的人物
尊前谈笑人依旧：
张闻天影像记忆
张闻天是一位谦谦君子，凭着了得的口才、犀利的文字、深厚的理论功底获得各方赞赏，最终当上中共最高权力核心。晚年却因文化大革命被批斗，最终历史给了他一个公道，就像他生前所坚信的：“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终于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被毛泽东称作“皇帝”
风流天子李三郎，
不爱江山爱美人。
当今洛甫做皇帝，
爱江山又爱美人。
这首俏皮的打油诗，是出自毛泽东之手，而他打趣的对象，正是当时化名洛甫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从毛泽东的这首诗，也可以看出来，当时他和张闻天的关系很融洽。
毛泽东与张闻天
张闻天在延安结婚，毛泽东写给他的那首祝贺新婚的旧体诗，语气既亲切又诙谐。由此可见，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跟张闻天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而这两位出身、经历、性格都截然不同的中共领导人，能够相互依托、携手合作，也跟特定的历史时期密切相关。
1935年，张闻天与刘英合影
据张闻天的妻子刘英说，毛主席有时把闻天叫做“青天”，有时又叫做“皇帝”，因为闻天是总书记。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学生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但这一年的4月和6月，党内负责秘密工作的顾顺章、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使上海的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王明见机不妙，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并推举博古、张闻天等人组成“临时中央”，就这样成为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直接领导了苏区的工作。而毛泽东在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排挤下，已经离开中央领导层，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境内的通道城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在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的支持下，毛泽东的建议得以通过。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张闻天和王稼祥说到革命的形势，忧心忡忡。王稼祥不禁发问：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到底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无奈地回答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但他明确提出，“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不恋栈权力，屡次退位让贤的“明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之后，张闻天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的一致意见，作了一个反报告，批评博古、李德在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同时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就这样，张闻天继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博古之后，成为第五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关头，毅然担起这个重任，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从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接替博古，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明确让位给毛泽东，张闻天一直处在中共中央“一把手”的位置上。由于张闻天不恋权位，作风民主，非常尊重地毛泽东，所以两人合作得很愉快。据统计，在这四年时间里，以“洛、毛”和“毛、洛”联名发出的电报多达286件。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常常说张闻天是“明君”。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以中央负责人的身份，多次在关键时刻鼎力支持毛泽东指挥红军的行动。
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意见是一致的，只是两人对待蒋介石的态度有所不同。经过六天的观察和研究，特别是周恩来赴西安了解情况后，张闻天在1936年12月19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党内形成了联蒋抗日的统一意见。这体现了张闻天的远见卓识，也彰显了他的民主作风。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带回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的意见。对此，张闻天衷心拥护，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主动向毛泽东“让位”。但毛泽东从全域考虑，要张闻天将中央负责人的名义继续下去。
有人对张闻天身居“一把手”的位子，却甘于当毛泽东的配角，颇有议论，甚至说他是“泥菩萨”。张闻天知道后，不为所动，反而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抽调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张闻天主动要求前往，先后任合江、辽东两个小省的书记，以及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从中央负责人到东北地方官，张闻天的身份陡然下降，但他并不在意。相反，在东北的4年多时间里，张闻天过得很充实，也很愉快。
1945年11月22日，张闻天等人来到沈阳。当晚，东北局召开会议，研究党在东北的发展战略。彭真、林枫等东北局主要领导提出，必须把重心放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展开争夺。张闻天则认为，应避开大城市，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会上争得很激烈，没有定论。张闻天随即前往哈尔滨北满分局，找陈云商量对策。陈云同意他们的观点，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闻天当晚根据三人意见起草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完整地指出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
张闻天还总结东北各项建设的经验，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鲜明地提出：解放后的东北经济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小商品经济。这个提纲不仅成为东北建设的重要依据，而且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高度重视。1948年11月6号，中央致电东北局，称赞这份提纲非常好，并将之转发全国各解放区，作为经济建设的方针。提纲中的很多政策观点，被毛泽东吸收到1949年3月5号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之中，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
由地方官变成外交家
1950年1月19日，在东北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的张闻天，突然从广播新闻里听到，中共中央派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张闻天感到诧异，赶紧向刘少奇表示，自己愿意留在东北从事经济工作，可否另换他人，但没有被采纳。实际上，刘少奇原来提名章汉夫为首席代表的人选，但毛泽东认为张闻天更加合适。后来，新中国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张闻天并未履职。但他的外交生涯，也由此开始了。
1951年2月，周恩来征求张闻天的工作意向，去中央拟设置的对外工作指导委员会，还是当驻苏大使。张闻天思量之后，选择了后者。
1954年4月，张闻天在驻苏大使任上，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成为协助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主要外交官之一。1955年1月，张闻天回到北京，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协助周恩来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
1958年7月，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自己对“大跃进”的意见。他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毛泽东7月16日批示将这封信印发全体同志。
不少与会者意识到，风向已经转变。但张闻天不为所动，准备了一份长篇发言稿。7月21日下午，他在华东组讲了三个小时，整个下午就他一人发言，不仅指出了“大跃进”的错误，而且从观点、方法上找症结所在。
同张闻天一样，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两天后的7月23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认为这是右倾的表现。于是，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
毛泽东召集所有的中央委员上山开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变成了八届八中全会，一场“反右倾”斗争，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
1958年8月18日，张闻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给予我的帮助。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收到这封信时，在批语中说：“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但事实上，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他最终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庐山一别，竟成两人的永诀。
1960年11月12日，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找张闻天谈话，告之中央已决定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让张闻天难以平静地进行自己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闻天动辄被造反派押走批斗，同时要接受中央机关和各地造反派的质问和调查。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心脏病猝发逝世。他未能等到平反昭雪的一天，也没有看到三个月之后的“四人帮”垮台及其带来的社会变化。历史是客观的，而不是无情的。三年后的1979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为他平反昭雪。
回顾张闻天最后十年刘 英作者：刘英
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张闻天同志夫人
从评《海瑞罢官》到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我们开始感受到这场政治风暴的低气压了。1965年接替尚昆同志主管中央办公厅的那位主任，先是吊销了闻天的"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内部电话机），后来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轿车。
"文革"的邪火很快烧到了闻天的身上。1966年8月9日，经济所首次揪斗张闻天。从此闻天开始了承受残酷斗争、非人折磨的岁月。
当时闻天已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二百，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得不到治疗。无论严寒酷暑、风雨冰雪，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里面装着检讨、交代材料）去挤公共汽车。在如潮的人海中，倒两次车，才能赶到经济所。那里等待着他的，是批斗、审问，是戴高帽、挂黑牌，是"喷气式"，是示众、游街....闻天每次出门，我的心都为他悬着，怕他被人群挤坏，怕他被揪斗致死。天墨黑了，我常常依门而望，等待着他那颤巍巍的身影。我无法平复我那惊悸的心。在这场疯狂的、失落了人性的"革命"中，死神确曾几次走到了闻天的身边......
闻天在经济所第一次挨斗，就遇到危险。他回到家里，衣服扣子都已全部掉光。他告诉我，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批斗大会开始不久，他就被推上台，挂了牌子，戴了高帽子，后来又有不少人被点上台来，挤在一起，热得不堪，一挤一轧，高帽子扣到额下，又闷又热，他觉得胸闷，觉得头眩，觉得天旋地转.... 终于什么也不觉得了。他被拖到后台，他似乎听到远处有一个女人在恶声恶气地骂他：你别装死，你死不了！慢慢苏醒过来，原来女人就在面前，是经济所的一个造反派。
1965年，张闻天、刘英同家人等在一起。左起第三人为工作人员孙时平
又有一次，是北航批斗彭德怀，把闻天拉去陪斗。总理嘱咐：一不能查腰，二不能打人，三不能污辱。但"四人帮"全然不管，在他们怂恿下，打得更凶，竟在斗争会出口处组织打手排列成队，每人向彭、张等人击一巴掌。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晕了过去，要不是两个军人把他拖上示众的汽车，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次，已经熬过了一天的折磨，蹒跚着走进家门了，竟因心力不济，昏厥在地.....
就是在这样受难的时刻，他还总是想着别人，顾着别人。
有一次造反派半夜把闻天抓到外交部，一大早就揪着游斗，几个人扯着跑步上下楼，就这样折磨着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大会斗争，受尽摧残。大会开到五点结束。又将闻天他们押在一间房里，提审闻天，硬逼他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造反派从他口中捞不到反陈毅的材料，又痛骂他"死顽固"。那次我也是半夜就被揪去，早晨在食堂喝稀粥的时候，闻天见我一动不动，就悄悄对我说："快喝点，不然要顶不住的。"幸亏听了他的提醒，要不然我空着肚子被拉去楼上楼下游斗折磨，大会陪斗，如何受得了？那天挨斗回来以后，闻天抚摸着我的手，问我："顶得住吗？"我宽慰他："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他端详了一会，看我的神色确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但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我听他这么说，不由得眼圈都红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闻天备受折磨，1966年8月9日起不断遭到批斗，张闻天经常乘公共汽车到机关接受批斗。这是他使用的汽车月票。
闻天无数次地被批斗、被审问。他的一本"文革"记事本上记载，1967年一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者在记录上签字，或写出材料，累计达到二百一十九起。不论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沉着镇静，谨慎负责，认真回忆往事，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涉及党内同志历史情况，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总是据实回答，决不乱说。有时还同造反派辩驳起来。当有人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大发雷霆时，他总是慢吞吞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为了这种"顽固"，他不知招来多少拳棒。为了保护同志，他甘愿承受，从不抱怨。
1967年2月16日，一个难答的问题突然提到了闻天的面前：1936年春"六十一人出狱"是怎么一回事？提问者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抓叛徒战斗队"。
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闻天是记得清楚的。
那是1936年春天，少奇同志派专人送来一封信，说有一批干部（六十一人）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的普通手续就可以释放。当时华北抗日形势迅速展开，急需干部，而狱中同志要得到中央同意，看到领导同志签字的文件，才愿出狱。少奇同志请中央立即决定。事情来得很急（因为如果日本人侵占平津后就不能办了），又是如此重大，闻天当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六十一人出狱以后，许多同志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七大召开前夕，审查代表资格的时候，对他们又审查了一遍。闻天对我说，事实就是如此。六十一人出狱的确是中央批准的。可是在这个当口重提这桩历史陈案，该怎样回答呢？闻天很为踌躇。
当时以批《清宫秘史》为由头，引发了全国上下抓叛徒的运动，斗争矛头向着少奇同志。报纸上，"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刘少奇的代称；如果对此事推卸责任，那么少奇同志"大叛徒"的罪名就更重了。事实并非如此，闻天怎么肯为了一己的安危而使少奇蒙冤受害呢？六十一人出狱本来是那种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策略，无可厚非；六十一位同志本身更是在狱中坚持长期斗争的好同志，当然不应为此而蒙冤受屈。但此刻如果明说此事是经中央研究批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也担待不起。闻天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案经过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去信，闻天用了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说此事回忆结果是"经中央批准"，这样回答是否可以，请他查查档案。
闻天接连去了两封信，却不见回音。红卫兵"小将"催得急，闻天乃独自承担责任，他答复：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并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小将们"欣喜若狂，又揪出了一个"大叛徒"-﹣张闻天！
闻天反倒有一种轻松之感，这个坎总算是迈过去了，虽然又多了一项帽子。
可是，阴谋家的卑劣远远超出老实人的意想之外。这事并没有就此了结。
1967年6月的一天，闻天突然被叫到经济所受审讯。回来后，他对我叙述了这次审讯的经过：
今天来了两个身穿军服的人，自称是康生派来的。问了一通六十一人案始末之后，严厉地训斥我，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把水搅浑了”。他们说："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这明明是暗示我重写材料，把责任推给刘少奇。我当场拒绝了他们，告诉他们："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闻天讲完了这段经过，轻声对我说："我可能会被逮捕。"
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持续了将近两年。1968年5月16日，景山后街甲1号我们的寓处开来了一个班的武装，宣布对我们实行"监护"。就地将我们隔离开来，把我们两人分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屋子里。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上挖了一个小方洞，警卫日夜窥望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审讯处贴满对敌斗争的语录，有几个军人对我们轮流审讯，反复逼供。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小间屋，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
但盥洗室还是合用一个，我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那时每天早晨天还不亮，我们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来很重，我个子小拿不动，常常不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因而挨骂。大约是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待我去拿拖把时发现总是洗净后晾在那里，半干不干，不太重又好拖。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我也总是悄悄给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够用），抽空子给他搓一下。我们就是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
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我只能从他的咳嗽声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几天没有动静了，我上卫生间时细细察看，发现有一痰孟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闻天告诉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我见一次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真是毫无人性。
我们被这样分隔拘禁，长达五百二十三天，阴谋家终于没有从闻天嘴里挖出他们需要的那句话来。
从可诅咒的单人囚室里放出来，重新见到闻天，那是在"监护"一年半之后的1969年10月20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是闻天吗？头发、胡子又长又乱，脸色苍白，全身浮肿，人都走形了。当我缓过气来，问到一年来受审情况时，他仍然是那句话："我知道的就是那些，别的我不知道。"语调缓慢沉稳。
接着中央办公厅来人通知：遣送广东肇庆，限三天内启程；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
"遣送"就是"流放"。两广、云贵，古时就是滴贬之地。落到我们头上的，比滴贬严厉得多，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简直就是"发配"。闻天说，既然我们是普通劳动者了，我就叫"张普"吧。
时间，不允许我们细细品味"遣送"的涵义，不管怎么，我们又生活在一起了，可以互相照应了，总比"监护"强。现在要紧的是赶快收拾行装，第三天就要动身的啊。
闻天赶忙站到他的书柜前面，开始挑选要带走的书。
张闻天终于在1974年被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此后即使有此证缴纳党费。当时禁止张闻天使用真名，故化名“张普”
闻天平生俭朴，吃穿很不讲究。他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买书。当驻苏大使的时候，常同使馆的同志一道去书店。离任回国以后，他也隔些天就要到书店走一遭。亲自从书架上选购书籍是他最大的乐趣。他并不因为犯过教条主义而讳言读书。他常说："那不是读书的过错，那是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不对。书，还是要多读。"
闻天在书架前站了不一会儿，就感到头晕目眩。一年半不见阳光的囚徒生活，将他摧残得太虚弱了。我赶紧给他搬来一张椅子，让他坐着。把内侄女小红叫来，让她按姑夫的指点挑书。取下了马恩全集，取下了列宁全集，取下了鲁迅全集，一个大铁箱就差不多装满了。闻天对着书柜，叹了口气，摇摇头，让小红再拣了一些，就只能罢手了。
1969年10月初，刘英随同张闻天被肇庆，在那里度过了六个春秋。这是1973年张闻天、刘英同内侄女刘晓红在肇庆住处留影，身旁芭蕉树是张闻天亲手培植的
南行的列车把我和闻天带到广州，又坐三小时汽车才到了肇庆。我们的住房被安置在军分区的一个宿舍区，背靠着牛岗，是几间简陋的平房。这里离肇庆最近的集镇还有两里路。没有熟人，没有电话，部队设岗"警卫"着我们的住所。上街买菜，生火煮饭，就成了我的主要差使。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就这样，我们被抛弃在一边，开始了长达六年孤寂的流放生活。
肇庆六年，闻天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他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求。他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是的，闻天已经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他手里没有权力，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但可宝贵的是，他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的脑袋"。那冲破牢笼的思想是任何威权和强暴都压不住、夺不走的。
在肇庆牛岗下那间小屋里，闻天留在我记忆里的，就是读和写。
他的视力只有零点二了，他还是不停地读；他握笔的手已经不住微微颤抖，他还是不停地写。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将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他按照专题，写了一叠又一叠卡片，分装在纸袋里。
他读报特别仔细，政治变动的情况都分类记录下来。极"左"言论越来越离奇，个人迷信越来越严重，他忧心如焚，每每来回踱步，唱然叹息。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这一事件引起闻天极大震动，促使他决心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他要探究：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上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斯大林那样的个人迷信怎么得以在60年代的中国疯狂地重演？从这时起到1974年，闻天写了近十万字的文章和笔记。虽然闻天从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体会到领袖的个人性格、突发的偶然事件（哪怕是一些小事）往往会影响重大的政治进程，但他从马克思的学说中领悟到，这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的目光远远超乎其上。他着重论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问题，他深广地分析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这些关系现存的各种矛盾，从经济、社会、历史、传统等方面寻找产生的原因、力图从个别看到一般，从偶然看到必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闻天平反昭雪的时候，《人民日报》曾选载了其中的两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和《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在《张闻天选集》中除收录这两篇以外，又选人了《人民群众是主人》、《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等三篇。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们，谁都能一眼看出，闻天这些文章都是有的放矢，他用朴素的语言道出了客观真理。在极"左"统治一切、个人迷信登峰造极的时代，闻天写下这些文章，说明他没有被"文革"风暴击倒，他还是庐山会议时的"书生意气"，确实具有理论家的胆略和卓识。
闻天虽多书生意气，但半个世纪的斗争教会了他机敏老练。他鄙视阿谀逢迎，憎恶玩弄权术，但他决不鲁莽行事。这些文章，他知道是万万不能再往上送了，而且连让外人知道也不行。他把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一套施展出来，偷偷写好文稿，秘密收藏起来。
外甥马文奇从上海来了，他曾经在舅舅身边读过书，舅舅信任他，珍重地拿出手稿，让他抄录。抄了校，校了抄，文奇休假期满了，还没有抄完，舅舅就让他带回上海去抄。文奇接过舅舅的手稿和钢笔，带回上海。抄写一式三份，用塑料袋装好，分别收藏起来。
我得空的时候也帮他抄写。
晚辈来肇庆，给闻天带来合脚的布鞋，带来各种书籍，对闻天和我都是很大的安慰。闻天的话也多起来了，他同晚辈回顾过去，议论当前，也展望未来。他总是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闻天一点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对党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认为写下的这些文稿并不是个人才智的表现，而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晶。同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一样，也是从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中来的，其中也掺和着鲜血和泪水。所以他要冒着风险写下来，冒着风险藏起来，闻天希望"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不然，就让它们'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吧"。
1973年3月，小平同志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闻天非常高兴。他说："小平敏锐爽朗，解决问题果断，确实是个人才。"他感到我们党、我们国家可能会有及早从迷宫里走出来的希望。
1974年7月，我获准赴北京探亲，前去看望王震同志。他关切地向我问起闻天的情况，劝我鼓励闻天向毛主席打报告，还笑着叮嘱我："那句关键的话可一定得写上哟！"于是闻天请王震同志转呈给毛主席一封信，要求迁回北京居住。但得到的是那位中央办公厅主任传来的话：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个地方居住。闻天想回上海，又不准。最终我们到了无锡。那已经是1975年8月了。
刚到太湖之滨，闻天仿佛回到了家乡一般，心情比较愉快。这时我们己从"遣送"人员变成自由公民了，虽然他的名字还仍然叫做"张普"。
1976年春，张闻天、刘英在无锡鼋头渚与医护和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右起：李鹤强、张天闻、周铭、刘英；前排右起：黄关详、邵力正、张敏群、过志清
此后，大故迭起，风暴丛生，"反击右倾翻案风"，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一桩桩事变都在闻天心里激起万丈狂澜，肺气肿、心绞痛频频发作，终于在1976年7月1日傍晚，心脏病猝发，一跌倒就再也没能喊醒过来。
悲哀和愤懑塞满了我的胸膛，我失声痛哭，昏厥过去... 我还得等待对闻天身后的"判决"。
闻天死后将近十天，江苏省委才接到当时的中央指示，派一位常委赶到无锡。他向我表示慰问之后，宣读了"四人帮"发下的指示：就地火化，继续保密；不许开追悼会；骨灰存放无锡公墓；刘英就地安排。
世界上有这样违情悖理的葬仪吗？我，闻天的妻子，在丈夫灵前安放的花圈上，竟只能写上"献给老张同志"!
想到闻天病重时，要我坐到他的床前，对我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一再重复："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我默默点头，强忍住一眶泪水。他没有听到我回话，还一定要我拿纸过来，写下保证，签上名字。我眼泪夺眶而出："难道你还信不过我？"他这才放下心来。
想起闻天一生以人民公仆自命，他说过："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他从不谋取私利。外交部总务司的同志要给我们换一所大一点的房子，他坚决回绝；精简机构，1955年他就让女儿从外交部回上海工厂；支援边疆，他又让儿子到新疆农场劳动，一去十多年.....
闻天对党，真是忠心不贰，鞠躬尽瘁。而在他死后，一时盘踞要津的"四人帮"对他竟如此冷酷，这是公平的吗？
又过了几天，7月13日，南京《新华日报》在第三版右下方角落里，登出四行小字，公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离开人间的消息。中央报刊一概缄默。以至于1976年9月我到北京治病，在医院遇见乔木同志，他还向我探问闻天的近况。
摘自：粥棚
张闻天独子张虹生：
我的父亲，
一个被历史遮蔽的人物
张闻天
今天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同志诞辰120周年。
本文为《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对张闻天独子张虹生的专访。从80年代起，张虹生长期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直到退休都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面对记者的访问，张虹生谈了他对父亲的印象、父亲与毛泽东的关系、父亲最后的岁月等问题。
独子回忆张闻天文 | 陈静思2010年10月，古城南京。
与众多开国元勋后人生活在北京不同，张闻天的独子、72岁的张虹生在这里安静地居住着。
循着张虹生提供的大钟新村住址找过去，没想到，家里没人。直到老人的外孙放学回家，才知道这是他女儿的家，他本人不住这里。我直奔张老现住处。
“你可能不相信，这是我租的房子。”看我对这个简洁的新居一脸好奇，张虹生告诉我。
采访一直持续到晚上。但是，关于张闻天的一切我们只谈到了皮毛。对于这样一个经历曲折、思想深邃的历史人物，我们需要时间。
次日，我们继续。张虹生记忆中的父亲一点点重新清晰起来。
“父亲去世后，骨灰盒上连名字都没有，而且没入殡仪馆正厅。”张虹生说，“父亲的日记交了上去，我自己也无法看了。思念起父亲，有时候想起的是伤心的往事。有时候想翻翻父亲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但是，都已经不可触及了。”
1951年张虹生与父母在北京
调离外交部、调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遣送至广东肇庆、迁居无锡……在儿子眼中，变故一次次地打击着张闻天，“官越做越小”。
张虹生很少谈父亲：“我一直没有写关于父亲的文章，因为母亲不让我写，她说儿女写父母永远没有说服力。的确是这样，不用说儿女写，本人写的自传很多都没有说服力。第一，根据现在写过去，得用现在的要求去写；第二，有的地方可能自我吹嘘。”
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
图书馆里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1939年，我出生在新疆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我出生时，父亲还在担任着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我出生后不久就被寄养在迪化八路军办事处，由一位干部的母亲照管我的生活。母亲只身回到了延安。
1949年，东北局势日趋稳定后，我才被警卫人员送去见父母。那年，我已经10岁了。因为我从小听过许多英雄故事，所以沿途老打听我父亲是不是司令员。当听说是什么书记时，连连说不好，还是司令员好，佩手枪、骑大马……
1949年，张虹生与父母
第一次见到父亲时，发现他没有盒子手枪，也没有骑高头大马，真有些失望。但后来发现他和妈妈每天是坐小汽车去上班的，感到这汽车比我坐过的马背摇篮要好，特想去试一试。但父亲不许。
那时候，家里有勤务员、警卫员、保姆等，完全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可父母不让。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得我自己干。当时，我认为他们对我严到不近人情是不喜欢我。
1950年，一家三口在北京
1979年，父亲平反后，组织上为了落实政策，有意让我回北京，顺带照顾母亲。当时我是很想回北京的，但母亲不同意，调函都到我手里，母亲却又退回去了。这种情况在“文化革命”之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我也没什么说的，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们都跟老百姓比，老百姓能做到的，你就该做到，做不到就是你有特殊化思想。他们在这方面特别注重。
母亲到中纪委工作后，把我看得很紧，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化，甚至连我评职称都干预。她固执地以为，只要工作表现好，不用申请，“自然就会被选上”。
我在南京大学工作的20多年里，再没申请过职称，也没幸运地被自然而然地选上。一直到退休，我都只是学校图书馆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张虹生在张闻天铜像揭幕仪式上
后来，我才慢慢理解父母。
在我顶着“右倾坏学生”的帽子在新疆劳动以后，我才知道在大跃进问题上、庐山会议上，我父亲没错，他是对的。劳动之余我借了不少书看，慢慢地久了，我和父亲的思想就接近了。
父亲1967年后没有工作。我从新疆回来，他对我特别好，这时候才真正显露出来他的父爱。他很关心我的生活，知道我工资低，抚养小孩困难，在肇庆监管时，他还从每月120元的生活费中扣下15元补贴我家用。平日里，他除了看书写作外，喜欢跟我在一起讨论问题，经常把我叫到身边。这个父爱是说不出来的，对我很慈祥，但是生活上还是很严，一直到他去世都是这样。
张闻天夫妇
我没有任何父亲的遗物，都捐了。我父亲后来的笔记、日记等原稿，我想留着，我妈不让。捐出去后，我现在也看不到这些日记了，我不是党员，不能随便看。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文稿在我手里，想要的可以来复印，这样对父亲的研究会更透彻。但是现在不解密、不让看。比如，我父亲在外交部这一段历史，外交部不让看，因为牵扯到我父亲的外交观和当时执行的外交观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我父亲的观点是世界的趋势是和平的，他说，我们起码能争取10到20年的和平，而10到20年的和平争取到了之后，世界大战就更难爆发。毛泽东则一直强调战争和备战。
1951年，张闻天赴苏担任驻苏联大使
其实，父亲的日记我也没看过。他的日记很多，最宝贵的是16本日记，记录了从庐山会议以后到经济研究所的经历，后来抄家时被封存了，据说遗失了不少。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始终过着“标准钟”一般的乏味生活，除去必要的应酬，只要在家，几乎全泡在书房里，足不出户。每次周末去学校之前，等到我跑去向父亲告别时，我甚至只能隔着房门，说上一句：“我走了。”好一会，房门内才传出一句：“知道了。”
1960年，张闻天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
被遮蔽的领导人
回顾父亲的一生，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毛泽东。
1934年1月，父亲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张闻天（1935年）
当时，我父亲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下辖12个部。原来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担任两个职务。我父亲替代他当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之后，共产国际是相当不满意的。共产国际对我父亲一直不大欣赏，说是我父亲在苏联的时候就不那么听。
毛泽东后来掌了权，在于他有几个特长。第一是他指挥打仗确实行，比我父亲强；第二是共产国际一直支持他。
毛泽东与张闻天
在中共党史上，有一段洛（洛甫，即张闻天）毛合作的历史。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当时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正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然后是毛泽东发言。父亲在反报告中把博古的报告批了一通，这个反报告是毛张合作的结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但是，现在一直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际上遵义会议既没有确立他在党内的领导，也没有确立他在军事上的领导。遵义会议上大家选的总书记是我父亲，我父亲当时不肯当，一再推辞，所以遵义会议上最后没有做决定。毛泽东只是在遵义会议上由于我父亲的提名和大家的支持进了政治局常委，四个常委他是排名最后的一个。我父亲到延安以后给共产国际汇报党的组织机构时也是这样写的。
从1935年春遵义会议，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将近4年，父亲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才逐步把这个职务交给毛泽东。
1938年，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
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1997年3月22日，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当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同我母亲谈话，对这个重要史实作了明确的说明。杨尚昆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张闻天图册》，以“在总书记岗位上”为标题，明确记述，张闻天遵义会议“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传》修订本中单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节。书中还加了一条较长的注释，列举张闻天、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伍修权等六位遵义会议参加者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的说法作为根据。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而当时毛泽东只是军委主席，还不是总书记。父亲就跟毛泽东说，我把总书记职位让给你。但是毛泽东要父亲将总书记继续当下去。
从那时起，父亲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泽东。
1955年，毛泽东与张闻天
我父亲跟毛泽东的过渡是非常平稳的。后来好多干部讲，那时候我父亲让权给主席是对的，那时候主要是战争时期，军事是主要的。
有人提出说：不争权的张闻天为何在1938年与毛泽东关系恶化？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并没有分裂，只是父亲反对他跟江青结婚而已。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中央的几位领导向父亲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父亲觉得很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父亲经过反复考虑，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听说毛泽东读完后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父亲自然不在邀请之列。
据《杨尚昆回忆张毛交恶》，尚昆叔叔说，在延安毛主席最不满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和江青结婚。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
为这事，我母亲还说过父亲，说你为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呢，以中央的名义多好呢。
1955年，左起：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
父亲的最后岁月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1969年10月，解除“监护”，遣送广东肇庆，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他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1973年，张虹生带妻女去肇庆看望父母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3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从1972年起，父亲曾多次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石沉大海；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但同样得不到批准；1975年4月，他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终于获准。
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张闻天在生平最后一张照片（无锡梅园）
1975年，我帮父亲搬家到无锡。一个月后，我要带着小女儿回新疆了，临行前父亲拉着小孙女的手一再说：“真舍不得你走啊。”但是，父亲想留下孙女也没办法。
一年后的7月1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不许召开追悼会，母亲准备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
1975年，张闻天夫妇在无锡汤巷居所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新疆。我接到江苏省委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请假往回赶。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赶到无锡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天了。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竟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真是欲哭无泪。
等我见到母亲时，父亲已是殡仪馆杂物间里的一盒骨灰。
我回去的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看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里，不准进正厅。就他一个人单独地被放在储藏室。
父亲去世的这一天，是党的生日。而我的二女儿，也是在7月1日这天出生的。
来源：凤凰台、中国新闻周刊、粥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