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东 等 | “不变”中求“变”：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百年发展经验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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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东，& 刘乔卉.(2024).“不变”中求“变”：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百年发展经验探赜. 中国远程教育(1),3-14.

“不变”中求“变”：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百年发展经验探赜
朱旭东，刘乔卉

【摘要】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百年演进呈现出于“不变”中求“变”的发展趋向，主要体现为“树什么人”“立什么德”“如何立德树人”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立德树人进程中，始终在“不变”的前提下创新求“变”，其一脉相承之处在于坚持为党育人和为国育才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相结合；层层递进地提倡树立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时践行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途径、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和学校家庭社会协同的保障机制。通过对立德树人中“不变”与求“变”的规律梳理和动因探析，揭示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的百年发展经验，为正确把握我国未来教育发展方向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立德树人; 百年历程; 变与不变

一、

问题提出

立德树人是党的教育方针的核心内容，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关系着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立德树人首次提出是在2006年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提到“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胡锦涛, 2006）。2012年立德树人首次纳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到的教育方针之中。习近平高度概括了立德树人“要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习近平,2018）的核心要义，由此立德树人概念正式出场。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领导的百年教育改革与发展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集中体现了党对于我国教育性质、目的、途径等的观点主张、价值立场与实践智慧。党在百年教育历程中如何回答“树什么人”“立什么德”“如何立德树人”这三个问题，这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我们将在历史回溯中追寻立德树人成为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密码的历史经验。

探赜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百年发展经验，需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立德树人内涵中的“变”与“不变”。正如唯物辩证法主张，物质世界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而“不变”与“变”是事物静止与运动的体现，故任何事物都是“不变”与“变”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一贯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思想，如邓小平主张党的各项事业应在“不变”中求“变”、在“变”中坚持“不变”（陈依元, 1994）。这也启示我们，在探寻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百年演进规律时，应在其一脉相承的“不变”前提下探讨其与时俱进之“变”。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后发现，当前学界鲜有从“变”与“不变”辩证关系视角展开的关于立德树人的历史研究。故本文基于“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思想，围绕立德树人的三个基本问题，探究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于立德树人的“树人”目标、“立德”目标以及实践路径演进中“不变”的是什么，“变”的又是什么，从而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百年的发展经验。

二、

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百年之“树人”目标的“不变”中求“变”

中国共产党“树人”目标的“变”实现于两个“不变”的育人逻辑之下，即党始终坚持“树人”是树“现实的人”与“理想的人”的统一，既主张培养国家和社会现实需要的人，又意图培养理想中的全面发展的人。如党的教育方针中多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表述。党的此种育人主张，一方面兼顾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符合马克思提出的“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中央编译局, 2014, p.311）；另一方面，顾全了个体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如马克思提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中央编译局, 1995a, p.459）。故党在百年立德树人中“树人”目标的不变旨归，在于人既能对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又能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一）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不变的价值立场下，不断服务于时代新需求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党在“树人”中不变的价值立场。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即客体以自身的属性满足主体需要而形成的效用关系。如马克思曾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中央编译局, 1963, p.406）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视域下，党和国家即价值主体，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的教育方针成为价值客体，两者间的价值关系表现在，教育方针应服务于党的事业与国家发展的需求。故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所树之人”理应为党和国家现实需要的人。正如习近平指出，“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习近平, 2018）。因此党在立德树人百年历程中，培养的始终是国家存续、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所需要的合格劳动者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

同时，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不变的价值立场下，党不断调整“树人”的具体目标以服务于时代新需求。这主要表现为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主张培养革命者和战斗者、建设者和劳动者到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时代新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为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服务，为此党主张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者和抗战救国的战士。如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规定，小学教育的目的是训练参加革命斗争的新后代以及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董源来 等, 1999, p.187）。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教育服务于国家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为此党主张培养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和劳动者。如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到，“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9, p.226）。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为此党主张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如199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共中央 & 国务院, 1999）。而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教育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实现，“时代新人”成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时代的新要求（冯建军, 2019）。为此，党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如2021年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激励青年们：“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新华社, 2021）

党在树“现实的人”目标上的动向同样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予以解释。价值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价值主体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需求（陈智 等, 2022）。为此，作为价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对作为客体的教育方针进行调整，并体现在“树什么人”的目标之中。纵观党立德树人的百年历程，可以发现 “树人”目标上的“变”与“不变”始终遵循着“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新华社, 2018a）的发展演进规律。

（二）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不变的理论依循下，逐渐丰富“全面发展”之内涵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是党确定“树人”目标的理论依循。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道德及其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主张人的发展应是一种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和充分发展，他提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中央编译局, 2009, p.189）。正如马克思主张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中央编译局, 2001, p.683），党始终将共产主义视为远大的社会理想，因而在百年立德树人进程中，也始终强调树理想社会中“理想的人”，即树“全面发展的人”。

同时，党在依循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过程中，又渐次强调更为充分的“全面发展”。如党从主张树“德智体全面发展”，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再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主张人在德、智、体三方面的发展并重。如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在1925年指出：学校把德、智、体三育分立，不相干涉，是把人生割裂了。而唯有德育、智育、体育并重，始能成为完人。（潘懋元, 1983, p.84）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开始明确主张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如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就是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5, p.491）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主张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美”首次被纳入全面发展的要求。如199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首次提出培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江泽民, 2006, p.332）。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劳”首次进入“全面发展的人”的标准行列。如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首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华社, 2018a）。

党对于“全面发展的人”要求发生改变之动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源于党在社会进步的背景下对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如马克思主张人的全面发展在根本上是社会生产力的产物，“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中央编译局, 2012, p.670）。我国在党的领导下，百年间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这也为人更加充分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可能。另一方面，此种改变源于党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虽主张人的全面发展包括许多内容，但主要指的还是人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全面发展（袁贵仁, 2017, p.273）。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充分体现出党在教育中“以人为本”。为了帮助人真正做到“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中央编译局, 1960, p.330），党在百年立德树人进程中不断挖掘作为目的的人的本质力量。

三、

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百年之“立德”目标的“不变”中求“变”

中国共产党“立德”目标的“不变”中求“变”，主要体现在道德本质、道德价值观、道德信仰层面的递进之中。党在立德树人的百年历程中，不断追寻关于“立什么德”问题本质更本质的回答，凝结出以下“不变”的发展前提：“立德”是立“社会主义道德”，其核心在于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以及更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最高的价值尺度，“立德”之关键又在于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基。

（一）在“社会主义道德”不变的本质下，逐步提倡大德、公德、私德的统一

党对“立什么德”问题的本质回答是人应立“社会主义道德”。正如马克思主张道德具有阶级性（中央编译局, 2014, p.100），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决定了立德树人中“所立之德”应是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具体历史形式（寇东亮, 2009），它与资产阶级道德相对，因而具有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等为主要内容的特征。党在百年立德树人进程中始终强调对社会主义道德以及更高层次共产主义道德的培育。如1958年毛泽东在《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一文中提到：“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9, p.399）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邓小平, 1994, p.105）2019年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也明确提出，应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倡导共产主义道德，主要内容包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中共中央 & 国务院, 2019b）。

同时，党在立“社会主义道德”不变的本质要求下，从强调人的阶级道德到公民道德，再到注重大德、公德、私德的统一。正如马克思主张道德还是历史的、实践的，“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中央编译局, 2014, p.100），道德的内容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可以发现，党在立德树人的百年历程中，对道德主体、道德层次的要求发生着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激烈的阶级冲突使得“立德”的内容主要是阶级道德或政治道德，主要以集团作为道德主体，提倡人应树立“阶级觉悟”“阶级意志”“政治觉悟”等。如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第1号训令《目前的教育任务》中指出，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包括如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与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等（刘英杰, 2001, p.8）。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教育的任务在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立德”的内容仍以社会主义政治道德为主（王学俭 & 王君, 2020），但该时期已经开始提倡公民道德。如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倡，全体国民的公德在于“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2, p.11）。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阶级斗争的内容淡出，“立德”的主要内容转为公民道德，公民成为道德的主体。如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新华社, 200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主张人在大德、公德、私德上的统一。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习近平, 2022）习近平2014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中也提出，“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这是大德”，同时“还得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习近平, 2014a）党逐渐形成对人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道德要求的统一，这也符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观。

（二）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不变的内核下，逐渐强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主张“立德”应抓住“德”之价值内核，始终强调树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这是因为价值观本质上也是一种德，且处于道德体系的核心，能对个体道德发展起到价值引领和规范的作用（薛晓阳, 2021）。人唯有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能够明辨是非、善恶、正误、清浊，意识到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和社会利益关系时“应该如何”时（宋希仁 等, 1989, pp.1039-1040），才能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和行动。而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往往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且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集中表达（习近平, 2014b, p.161），把握着我国道德建设的命门与方向。纵观党百年立德树人的历程，党始终提纲挈领地抓住了这一“立德”的核心，强调培育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同时，党在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这一道德内核之下，不断凝练升华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核心结构，强调培育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在立德树人的百年进程中，从早期较为宏观地提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调培育民族精神等，到不断创造性地整合建构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为塑造人的理想信念提供了明确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主张树立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与民族精神。如1934年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5, p.418）。1940年毛泽东在《论政策》一书中指出，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毛泽东, 1991, p.768）。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强调树立人的社会主义觉悟。如1958年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5, p.491）。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撷取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念，首次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将其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如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中共中央，2006）。胡锦涛也多次指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胡锦涛，200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又在此基础上凝练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不仅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以24个字概括之，同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成为教育的内在要求。如习近平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学生，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习近平，2016）。党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的培育，就是引导人们把握道德价值、守住精神独立性。如习近平曾提出，“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4, p.88）。由此，方能从源头处引导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的道德判断、选择和行为。

（三）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变的引领下，不断以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

党始终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人“立德”的精神支撑。原因在于信仰乃道德之本，它不仅派生道德，规定了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与道德价值的根本趋向，信仰也催生个体的道德目标与动机（杨乐强，2001；金德楠，2022）。因此党在百年立德树人的进程中，始终强调树立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与此同时，党在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不变的精神引领之下，创新求“变”之处在于，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推进，对人精神信仰的要求也不断深入。党的历代领导人逐步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习近平，2021）。党始终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学生头脑。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主要引介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指出，党的任务之一在于“加紧党员群众的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文献研究室 & 中央档案馆, 2011, p.395）。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1952年《中学暂行规程(草案)》提到，中学教育的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青年一代……”（何东昌, 1998, p.139）。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并将其融入各级各类教育。如1998年党中央决定在高等学校正式开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中宣部 & 教育部, 1998）。2003年教育部又印发通知，支持高校新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课程（教育部，2003）。其后，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也明确提出，“深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胡锦涛，20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强调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如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中小学教育，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共中央 & 国务院，2019a）。2023年全国教育大会也明确提出，“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部，2023）。党在百年立德树人中，不断加强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如习近平主张“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新华社，2023），信仰能够为培育人的道德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四、

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百年之实践路径的“不变”中求“变”

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实践路径中的“不变”与“变”，均凝练于党百年来领导教育发展所积累的实践智慧，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实践检验的立德树人的“不变”进路主要体现为：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根本途径；以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为工作着力点；以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系统为保障机制。

（一）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变的根本途径下，不断拓展实践育人的新形式

党始终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立德树人的根本途径，充分体现了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原理的继承与发展。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中央编译局, 2014, p.340）列宁也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写进了党纲（董源来 等, 1999, p.70）。由此见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立德树人根本途径的合理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满足了树“现实的人”的需要，有效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如在不同历史时期该途径凸显了“实践长才干”，故切实为党领导的根据地生产建设、国民经济恢复、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等培养了合格的生产者与建设者。二是该途径有利于树“理想的人”，有效塑造其“全面发展”的完满人格。因而党始终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变的原则，同时又锐意求变，其变化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党不断丰富实践育人的新形式，生成了“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等立德树人新路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如1934年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5, p.418）。1958年毛泽东撰写文章强调“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9, p.399）。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形成“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首先，江泽民在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提到“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江泽民, 2006, p.332）。其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中共中央 & 国务院, 2010）。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在坚持教育“两个相结合”的基础上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不仅劳动教育取得独立地位, 被纳入“五育”之内，还加入了“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要求。如习近平在2019年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提出，“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新华社, 2019）的教育实现路径。立德树人根本途径的演进充分体现了党在实践育人思想上的不断深入，不仅突出生产劳动实践的一贯重要性，也肯定了其他社会实践形式如军事训练、社会公益、社会调查、科技文化服务等对立德树人的作用。

其二，党不断挖掘“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全方位育人潜力。正如马克思提出“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中央编译局, 2014, p.311）。党起初也主要关注了“教劳结合”对“体”和“智”发展的促进作用。如1921年，毛泽东在为湖南自修大学起草的组织大纲中提到，“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3, p.86）。其后，党对于该途径之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的理解不断深入。正如马克思主张劳动实践使“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中央编译局, 1995b，p.487）。劳动实践塑造了人的新品质、新观念、新关系、新需求、新语言。党在百年立德树人进程中也渐次强调该途径对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合效益。如1958年邓小平为吉林大学题词“把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品德和真实本领的青年一代的根本道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04, p.19）。新时代背景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等文件均强调养成学生的劳动知识、技能、价值观等，从而达成“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卓晴君 & 徐长发, 2018）等作用。由此，“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全方位育人潜力也得以充分发挥。

（二）在“全面培养教育体系”不变的着力点下，增加“育”之类别与“育”间联系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是党立德树人工作的着力点，而其发展演进规律也与党树“全面发展的人”目标的赓衍相适应。党在百年立德树人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施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又不断建构着关于该体系的全新内涵。

一方面，党持续增加“育”的类别，从而使各育不可偏废、并行并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主要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的“三育”并举。如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9, p.226）。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开始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育”并举。如199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中共中央 & 国务院, 1999）。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主张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五育”并举。如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新华社, 2018a）。由此，党逐渐形成了从“三育并举”“四育并举”到“五育并举”的立德树人路径。

另一方面，党又不断增进着“育”间的联系，使各育间交叉渗透、贯穿融合。如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更加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中共中央 & 国务院, 2019a）。那么各育间该如何融通呢？党在领导教育事业的百年经验中挖掘出“立德”作为育间融合的联结点。正如有学者（李政涛 & 文娟, 2020）主张“一育引领，诸育融合”，以“一育”为核心辐射与贯通其他各育，得以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党始终主张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故“德育”可作为育间融合的切入点，这表现在党在不同历史阶段，除了着力发展德育，在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中均渗透着“德育”的要素，即主张通过“各育”来达成“立德”。在智育以“立德”中，正如列宁曾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 2012, p.348）。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同样强调了中国历史、地理、文学和政治知识教育对立德树人的重要性，提出“没有这些知识的武装，人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难以确立起来的”（江泽民, 2006, p.332）。习近平也强调学科思政，提出“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习近平, 2016）。在体育以“立德”中，毛泽东早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就强调，“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体育之效不仅在于强筋骨、增知识，还在于调感情、强意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1990, pp.66-71）。同时，2020年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也指出，体育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性工程”（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 2020）。在美育以“立德”中，1992年发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试用）》要求培养学生“对祖国音乐艺术的感情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国家教委, 1993）。2018年习近平在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中也提出“发扬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优良传统”（新华社, 2018b）。在劳育以“立德”中，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到：“把准劳动教育价值取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报效国家，奉献社会。”（中共中央 & 国务院, 2020）以此见得，党历来重视跨学科的综合育人。

（三）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不变的保障机制下，持续推进内外部系统间的协同

党在系统思维的视角下，主张立德树人应以其包含的学校教育系统与家庭和社会教育系统间的协同作为保障机制。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习近平, 2022）。江泽民也指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江泽民, 2006, p.590）。党始终将立德树人视为一个“系统”，从顶层规划到全局谋划，统筹多方力量，形成了立德树人的实践保障机制。在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中，“系统”是由多个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而任何一个系统的要素本身又是较低一级的系统（马丽 & 张小军, 2024）。因而党在百年立德树人进程中，始终坚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子系统构成的完整性，并且不断深化各子系统间以及各子系统内部要素间的协调性。

其一，党在构建学校家庭社会育人系统过程中不断推动全员与全域协同育人。一方面，党着力建构“育人共同体”，进一步统筹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多方面的育人责任。如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9, p.226）。而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三全育人”（新华社, 2017）。其中，“全员育人”也将育人主体进一步拓展为党政领导干部，学校全体教职工，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后勤服务人员等，以及学生、家长、校外人士等。另一方面，党不断开拓育人场域，如主张“全方位育人”，打通了立德树人的校内校外、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等通道。1994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强调学校、家庭、社会间育人环境的贯通，包括主张设立家长学校，开展社区共建，建立校外德育基地，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实践基地、青少年宫、青少年科技活动站等，由此形成育人网络。（教育部, 1999, p.533）2022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不仅继续强调“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还特别融入了数字化资源的运用，如提出“注重内外协调，推进学校‘小课堂’、社会‘大课堂’和网络‘云课堂’协同育人”。（教育部, 2022）“互联网+教育”的新形式，以及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和地方教育资源平台等的运用，有效拓展了新时代立德树人的育人空间。

其二，党在坚持学校作为立德树人主阵地的同时，不断深化学校教育内部各要素间的耦合联动。立德树人应融入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形成课程育人、教学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校园文化育人等的综合效应。如1963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提到，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主要通过班主任工作、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的活动以及政治课等来进行。（何东昌, 1998, p.1153）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德育融入学校课堂教学、学生管理、学生生活全过程”（胡锦涛, 2010）。习近平也强调“全过程育人”，并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引领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设计等（新华社，2018a）。正如恩格斯所说：“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产生‘新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单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中央编译局, 2012, p.505）。党不断增强学校系统内各要素以及学校与家庭、社会系统间的协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教育的合力效应，全面保障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落实。

五、

结语

本文在“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思想下，探析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的百年演进规律，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在“树什么人”“立什么德”“如何立德树人”上的主张呈现出在“不变”中求“变”的发展趋向。始终“不变”的是，坚持培养党和国家现实需要的人与全面发展的人；提倡树立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信仰；践行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途径、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和学校家庭社会协同的保障机制。而创新求“变”之处体现在党对“树人”目标的调整、对“立德”内容本质更本质的挖掘以及对实践路径全面性与协调性的提升。党在立德树人中“不变”与求“变”的内在原因，正如邓小平曾主张的均取决于“对不对”（戚义明, 2011）。本文发现，党在百年立德树人中所坚持的“不变”，其原因在于它们是对的，或是依循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或是符合人民的利益，或是经过百年教育实践的检验；而求“变”之原因同样在于它们是“向好”的进步，或是顺应了社会的变迁，或是遵循了教育发展的规律，或是源于党的自我革新，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推进。党百年立德树人的发展经验有助于我们“鉴往知来”，正确把握我国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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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Change within Constancy: An Exploration of the Hundred-Year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Zhu Xudong, Liu Qiaohui

Abstract: The centenary journe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s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has demonstrated a tendency of consistent evolution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This trajectory is principally manifest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notations concerning “what kind of talents to cultivate”,“what virtue to foster” and “how to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cross four distinct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CPC. Throughout its hundred-year history, CPC has consistently sought innovative changes within constancy. Its unwavering commitment is embodied in the effort to cultivate talents for both the CPC and the country, advocating for all-round talent development. Additionally, it progressively supports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morality,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Marxist beliefs. Simultaneously, the CPC upholds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with productive labor and social practice, endorsing th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system along with a collaborative guarantee mechanism bridging school, family, and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PC’s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we can gain profound insights into its century-long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These findings provide a historic reference point for accurately discerning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hina’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century journey; change and constancy

作者简介

朱旭东，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北京  100875）。

刘乔卉，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e-mail]  北京  10087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方针研究”（课题编号：VAA210001）

责任编辑：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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