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堂中的毛泽东简介(摄影/高斌)
作者 葛长银
责编 高斌
会计术语是表达会计特定内容的专业词汇,比如“清算”、“股本”、“公积金”等,这些基本概念对一些外行来说就是“外语”,张口一试就知道他是不是会计内行人。毛泽东显然是内行人,不论是他早期的调查报告,还是建国后的指导报告,都能看到他驾轻就熟的会计术语及其翔实的数字。比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一文,毛泽东就谈到了“清算”:“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清算结果……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再如《寻乌调查》(1930年)一文,毛泽东又谈到“本利”:最大的杂货店……县城这一间本钱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余是借来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钱、伙食等项开销,每年以赚得利息为止。第二家要算纶泰兴,三个份子合成,本钱二千元。除了开销,每年赚得三四百元。第三家算义泰兴,三个份子,吊多钱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赚得一二百元。”
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毛泽东的画像(摄影/高斌)
又如《长冈乡调查》(1933年)一文,毛泽东更为专业地谈到“分红”和“股本”:“区社去年九月至今年三月(半年),四百多元本钱赚了六百多元,以百分之五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营业者及管理委员、审查委员的奖励金,百分之十为文化教育费(为俱乐部、学校及红属儿童买纸笔),百分之三十分红。为了增发红利,鼓励社员,临时将教育费取消(以后应该恢复),共分红百分之四十,每人分了一串钱。分红时,清算账目,悬榜公告。分红后,增加了许多股本,今年七月时,共有二千股一千元了。十一月,第二次分红,每股分五角,实发三角,二角作为增股。决定改股金单位为一元,每人不得超过十股。”“清算”“本利”“分红”和“股本”都是很硬的会计术语;特别是“增股”及“改股金单位”的表述,没有深厚的会计功底,也写不出这种“偏僻”的内行话。在数学家的眼里,世界就是由“数”组成的,人类社会也确实是沿着“数字”轨道向前发展的,这从毛泽东奠定中国革命理论基础的调查报告中,也得到了验证——这些会计知识及其数字,在毛泽东身上就发挥出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能量。解放后,毛泽东的会计术语也经常出现在一些重要的指导报告中。比如《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6月)一文,在利润分配方面,毛泽东用会计行话给予具体的指导:“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毛泽东早就意识到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重要的基础制度,为了给新中国构建一个公平的分配制度,他多次用“分红”比例强调分配标准,1953年7月29日在《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用会计行话给出这个“分红”比例:“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百分之二十五;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盈利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利润”“福利费”“所得税”和“公积金”,都属于规范的会计术语。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一文中,毛泽东直接列了一个专业的“利润分配表”,来指导利润分配: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的图表(摄影/葛长银)
这个表格其实就是反映利润分配比例的会计报表,它奠定了国家大政的决策基础。
毛泽东著作中这些自始至终的会计术语及其数字,除了提供指导思想,还提供了具体方法,因而往往都能有效落地,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毛泽东的著作实在、实用,一改空谈的书生意气,革新了几近断流的“崇实黜虚、经世致用”的传统实学,备受人们喜爱,跟这些会计术语及其翔实的数字有关。毛泽东“用数字说话”的会计术语无疑得益于他的记账“童子功”,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的“童子功”沿着会计、统计和经济这三个“台阶”,由数据的记录、采集(比如调查研究),上升到掌控全局的经济管理(比如战时财政),积累的智慧也都汇入了毛泽东思想并成为精髓之一。这其中遵循的一个规律必须注意:会计是基础,统计是方法,经济是大局;根基还在会计,如果会计基础数据出了问题,统计和经济就会跟着出问题,这跟河流的源头污染是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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