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合影。后排右三为邓小平，前排右六为周恩来
1927年，23岁的邓希贤在中国中部重镇湖北武汉改名为“邓小平”。他曾在《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序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中深情写下，“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23年前的今天，邓小平逝世，享年93岁。今天，“东方红啦”（id：dongfanghongla）谨以此文纪念。
留法教育可追溯至清末，大规模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则始于民国初年。1912年，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宣布本会“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为宗旨”。1915年，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仅1919年初到1920年底，中国先后有18个省1600多名中国留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就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徐特立等人，其中许多人日后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1975年，邓小平出访法国期间，在他留学时的住处前留影（杜修贤摄）1920年9月11日清晨，邓小平和同学们从上海黄浦码头出发，乘坐邮船“盎特莱蓬”号奔向法国。“盎特莱蓬”号是法国往来于欧、亚、美三洲的一艘万吨级巨型邮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四等舱，实际上是半明半暗的最底层货舱，里面还堆放着各种货物，这是专为留法学生临时设的。近百号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忍受着蚊虫的叮咬，日子并不好过。9月14日，邮船经香港停留一日。邓小平虽然看到香港“树木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房屋整齐”，“近已成为一个沿海最繁华、最紧要的商埠”，但一想到香港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仍不免生出屈辱感。四天后，邮船经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停留三日。邓小平等上岸参观。当局规定，中国人上岸必须经过道道关口的检查，还要到警署注册登记。中国人在世界上地位如此低下，这让邓小平再一次感到了屈辱。9月24日，邮船达到新加坡，停留一日。邓小平上岸参观。他目睹了贫富差距，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除了忍受恶劣的环境外，邓小平和同学们也面临着海上航行未知的危险。9月底，邮船经过印度洋时，经历了三天的风暴。风暴裹挟着海水，掀起山峰般的巨浪，这艘万吨级邮船在这样的风暴中犹如一叶扁舟，被反复掀上浪尖，又打下谷底。邓小平和同学们“不但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就连胆汁都要吐出来了”。历经了39天的海上航行，10月19日，邮船抵达法国马赛港。次日，《小马赛人报》报道：“一百名中国青年到达马赛的安德列勒蓬桥上。他们的年龄在15岁到25岁之间，穿着西式和美式服装，戴着宽边帽，穿着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就在到达法国马赛港的第三天，根据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安排，邓小平与二十多名中国学生一起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小城巴耶，开始了在巴耶中学的寄宿制学习生活。小城的风光有点像四川的广安，对于只有15000人口的巴耶来说，一下子来了二十几个中国学生，在当时的确成了新闻。10月22日，《巴耶日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学生到巴耶》的消息：“二十多名中国学生在两名法文讲得非常流利的同乡带领下，于昨天晚上到达巴耶市。这些年轻人是由他们的政府派往法国的，并在巴耶中学学习他们感兴趣的课程，以便使他们了解法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他们是寄宿制学生。”巴耶中学主要的课程是法语，并要求学生初步领略法国的文化风情。学校作息管理严格，早6时起床，6时半自习，上午8时至11时、下午2时至4时为上课时间，晚8时准备就寝，9时熄灯。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两年，法国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已经不像“一战”期间那样紧迫，这样的局面直接影响到了勤工俭学学生们的境遇。到1920年底，在法国的一千多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中，能够找到工作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据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开支细目账记载，邓小平当月应付学校费用244法郎65生丁，其中生活费200法郎，浆洗缝补费7法郎，卧具租金7法郎，校方收费12法郎，杂支费18法郎65生丁。尽管省吃俭用，但邓小平随身所带的费用仍旧很快用尽了。1921年3月13日，邓小平与其他18位同学一起告别学校，前往法国中部城市克鲁梭，加入了打工族的行列。邓小平在法国唯一一次正规的学校教育至此画上了句号。1921年3月，经过不断努力，邓小平终于获得了在法国的第一份工作。法国最大的军工厂——施奈德钢铁厂录用了他。施奈德工厂的档案中，现在还存有当年工厂人事部雇用登记处留下的邓小平的登记卡。
邓小平（邓希贤）在施奈德工厂的档案卡
在施奈德工厂，像邓小平这样没有技术的工人，只能当散工。散工，即杂工，没有固定工种，视工作情况需要而流动工作。散工的地位很低，劳动强度很大，经常遭到工头的责骂。因散工的法文发音为“马篓五”，学生们就戏称“马老五”。有一位四川籍的学生还自娱自乐地写了一首《散工曲》，倒也能体现散工的辛苦：“做工苦，做工苦，最苦莫过‘马老五’。‘舍夫’（法文，即“工头”）光喊‘郎德舅’（法文，意为“非上帝的善类”），‘加涅’（法文，意为“赚得”）不过‘德桑苏’（法文，二百个小钱，即10法郎）。”刚进工厂的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工作就是人工拖送热轧的钢材。轧钢车间内温度在40℃以上，可邓小平必须身着厚厚的工作服。为了防止火星灼伤脚背，邓小平的脚上要穿一种特制的木鞋。木鞋坚硬，不利于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如果摔倒在钢材上，全身就会被烫伤。更可怕的是，有时轧钢机发生故障，被轧的钢条向外弹射，很容易造成伤亡事故。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谈到这段做工经历时说：“老爷子在法国那时候他去留学实际上是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烧了，那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了，他就做这个工作，他说热，热得他都没办法了，他都脱光了，那时候留学是做苦工。” 工作强度如此之大，劳动环境如此危险，每天却只能换来6个多法郎的薪金，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积攒上学的费用了。邓小平肩负着家人的殷殷期望，怀着“工业救国”的美好理想千里迢迢来到法国，然而，他在这里体验了劳动者被压榨的悲惨境遇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体验了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处境。恶劣的工作环境、微薄的薪水和远超出年龄的高强度劳动，让邓小平不得不做出了离开的决定。4月23日，邓小平辞去在施奈德钢铁厂的工作，去了巴黎。厂方在辞职原因一栏注明：“体力不支，自愿离开。”这个说明非常符合实际情况。后来，邓小平多次说，他个子小的原因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吃不饱饭。4月下旬，邓小平回到巴黎，住进华侨协社，等待做工机会。从4月26日起至10月，邓小平只能靠领取中国驻法公使馆发放的每天6法郎维持生活。他每天只吃两顿饭，主要是面包加自来水。在此期间，邓小平曾做饭馆招待、火车站码头搬运工、清洁工等各种杂工。他后来回忆说：“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到了1922年，法国的经济开始好转，一些工厂逐渐恢复招工。1922年2月，邓小平从巴黎乘火车到达位于巴黎以南120公里处的蒙塔尔纪，随后又步行数公里，来到一个叫夏莱特的小城。他在市政大厅外国人登记簿上登记了父母姓名和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还登记了来这里以前的住址拉加雷纳哥伦布市德拉普安特街39号，身份卡编号1250394。夏莱特靠近农村，生活费用较低，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喜欢聚集于此。邓小平在这里找到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到哈金森橡胶制品厂做工。哈金森橡胶厂当时是欧洲唯一的橡胶厂，以生产胶鞋和自行车内外胎出名。邓小平被分配到制鞋车间工作，工号为5370。期间，他结识了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的王若飞和常来哈金森进行革命活动的赵世炎。受他们影响，邓小平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革命思想在他心中逐渐萌生。工作相对稳定后，邓小平有了一点积蓄。他想继续求学。10月17日，邓小平辞掉哈金森橡胶厂的工作。11月3日，他带着做工挣得的一点钱和家里寄来的一小笔钱，离开夏莱特来到塞纳，打算在夏狄戎中学学习，但因学费不足，最终没能入学。邓小平的求学之梦彻底破灭了。无奈之下，1923年2月初，邓小平再次回到夏莱特市，继续到哈金森工厂制鞋车间做工。一个多月后，他又一次离开哈金森工厂。档案卡上所注的离开原因是“拒绝工作”。厂方人事部对他非常不满，在他的工卡上还写道：“永不录用。”邓小平之所以放弃这样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共产主义。1922年，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最早的也是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此后，邓小平加入《少年》月刊（后改名为《赤光》）。周恩来负责杂志的编辑发行工作，担任主要撰稿人，在其领导下，邓小平主要负责刻蜡版和油印等出版工作。他的字既工整又美观，印刷清晰，因此收获了“油印博士”的美誉。这段朝夕相处的时光让邓小平和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经常工作到深夜，困了就在编辑部小房间打地铺睡觉。1980年8月，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他和周恩来“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的岁月里，他亲身体验了工人遭受剥削的制度，饱尝生活的艰辛，却也遇到了珍贵的志同道合者。他与这些中国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终选择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1.（英）伊文思著. 邓小平传[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4.03.2.杨胜群，闫建琪主编. 邓小平年谱1904-1974 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12.3.邓榕著. 我的父亲邓小平 上 战争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01.4.饶银华著. 评述邓小平[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04.5.葛夫平主编. 中法文化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11.6.《永远的风采邓小平遗物的故事》撰稿组编. 永远的风采 邓小平遗物的故事[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