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4月：春风与战火
湖畔诗社 沙漠之花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汪静之这首名为《过伊家门外》的小诗只有三句，但自然清新，直白地道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青年男女反抗封建礼教、追求真挚爱情的心声。
上海中国棉业银行职员应修人同样喜欢新诗，与汪静之书信往来不断。
1922年3月底，应修人请了几天春假，来到杭州，与冯雪峰、汪静之、潘漠华三人泛舟西湖、吟诗唱和，“心中的热爱抵抗压力，因而不可抑制地发出爱情诗来”。应修人提议将四个人的诗作合集出版，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好。于是，应修人连夜选诗，并将这部诗集命名为《湖畔》。
4月4日，四人又在西湖聚首，觉得出版诗集要有个名义，就决定成立一个新诗社，名曰湖畔诗社。
2022年3月25日傍晚，雨后的杭州西湖出现平流雾，远远望去宛若一幅江南水墨画（新华网）
一个看似一时兴起的念头，却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团体。稍后，又有魏金枝、谢旦如（澹如）、楼建南（适夷）等人加入。
湖畔诗社社员的作品以抒情短诗为主，表达了刚刚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青年对美好自然的向往、对幸福爱情的憧憬，独具一种纯真、质朴、清新、热情的美。
1925年5月，因经费问题和社会运动，湖畔诗社再无团体文学活动，但诗社成员走出诗的国度，以不同方式毅然踏上革命之路。
应修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在中央军委、中组部工作，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
1933年，他带着密写传单到左联党团书记丁玲寓所联系工作，在与埋伏的国民党特务搏斗中，坠楼壮烈牺牲。
潘漠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在狱中领导反虐待绝食斗争时，被国民党监狱看守灌滚烫开水壮烈牺牲。
几十年后，汪静之赋诗缅怀潘漠华：“你说人间像一片沙漠，你立志要在沙漠里开花。决心要把沙漠美化，取个名定叫‘漠华’。”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人民网）
广州会议——国共合作的肇始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国际派马林等人来华，探寻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当马林向中共中央提出国共两党合作的建议后，遭到许多人的反对。马林回苏俄复命后，4月27日，20岁的青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成员达林作为苏俄正式全权代表，又在广州向孙中山详细介绍了苏维埃制度，但孙中山的表态却令人啼笑皆非。
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只适用于经济落后、文明不发达的地区，反过来给达林一个建议：“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
谈到国共合作，孙中山表示允许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受他的领导，但拒绝党外合作的形式。
为了统一认识，在达林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党、团负责干部会议，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林伯渠、蔡和森、邓中夏、谭平山、俞秀松、刘尔嵩等二十多人出席，讨论劳动大会和青年团大会方针以及国共统一战线问题。
达林在会上详细解释了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应该支持孙中山。
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支持孙中山，但反对加入国民党，只有张太雷等少数人支持达林的意见，张国焘则反对和小资产阶级联合。
经过一番思考，陈独秀的思想有所转变——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国民党内部既有斗争，应先观察清楚再决定。
正如达林所评价的，“虽然与会者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广州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变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长辛店的隆隆炮声，连北京城里都听得真真的，老百姓惴惴不安地嘀咕，“大帅们这是又打起来了”！
原来，直奉战争后，直系曹锟、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共管北京政府。直系以英美为靠山，奉系以日本为后台。英美与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调和，直奉两派军阀的联合就只能是暂时的。
不久，两派闹崩了，先是靳云鹏内阁下台，上台仅一个月的梁士诒内阁也干不下去了，周自齐代理国务总理后，直奉双方剑拔弩张，只得兵戎相见。
张作霖以换防的名义，将大批奉军陆续调进关内，部署至天津军粮城、马厂及山东德州附近。
1922年4月19日，他通电宣布入关，宣称“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吴佩孚则反呛：“张作霖不死，大盗不止。”他扣留京汉铁路南段车辆，运送大批直军北上。
4月28日晚，张作霖在河北廊坊落垡镇设立司令部，自任镇威军总司令，12万奉军兵分三路发起总攻击。直系在河北涿州设立总司令部，以吴佩孚为总司令，10万人马分头与奉军厮杀，第一次直奉战争就此爆发。
这次军阀混战主要在津浦铁路、京汉铁路及其以东地区进行，长辛店至琉璃河一带战火最为激烈。
奉军集中炮火向直军阵地猛轰，直军坚守阵地以疲奉军，两军屡进屡退。滑稽的是，双方都吹嘘自己获得“大胜”——奉系每天编造大捷战报；直系随心所欲发布号外，宣称北京政府把张作霖免职了。
5月3日晚，吴佩孚探知奉军炮火消耗不少，反守为攻，以大队直军猛攻正面，另派精兵迂回作战，直扑奉军后方卢沟桥。
5月4日晚，奉系收编的原皖系部队第十六师停止战斗，临阵倒戈，卢沟桥、长辛店等要隘被直军攻占。第二天，西线奉军全部退到北京，中路奉军也只得退至天津。张作霖从落垡退到天津，下达总退却令，不久率部出关。
5月5日，徐世昌总统下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均应听候中央命令解决”。5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免去张作霖所兼各职，听候查办。5月12日，张作霖在河北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6月4日，张作霖自称为“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宣布“闭关自治”。
6月18日，直军全权代表与奉军全权代表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富号军舰上签订停战条约，北京政权被直系军阀单独控制。
作者：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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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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