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石专访 | 对话李恒教授（上）

编者按：2020年9月25日-10月30日，我们将邀请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恒教授为我们带来“语言、文化与认知国际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系列讲座”。

李恒教授是国际认知科学领域的青年新锐学者，已发表SSCI、A&HCI和CSSCI系列文章多篇，从多个角度对语言、文化与认知的互动关系做出了原创性研究，在国际上已形成积极的学术影响。

我们在系列讲座之前，对他进行了专访。李恒教授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无私的分享。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我们分为上、下两篇连载。上篇聚焦于学术选题、学术方法、学术规划和热点趋势。下篇聚焦于学术训练方法、知识体系构建以及写作与投稿心得。顶石团队在专访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感触颇深。首先，我们从中看到一位青年学者的成长历程。他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研究生到成熟学者的蜕变，是坚持和热爱让他走到今天的高度。这对所有正在从事或立志要从事语言科学研究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激励。他用亲身经历让我们更加坚信，从零到一，从一到卓越，量的积累总有一天会达到质的飞跃。
第二，我们从中看到学者的格局和视野。他海量阅读，刻意学习，从东西方不同的治学方法中吸取养分，积极开阔跨学科视野，找到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第三，我们可以看到学者的突破与创新。他确定研究方向后，广泛涉猎，积极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不局限于某一种语言、某一种方法，从多角度探讨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为本学科研究注入新的能量。希望本次专访对认知语言学领域同仁和本硕博学生有所助益，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得“新发现、新感悟、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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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石学术：尊敬的李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您在手语、手势和时间认知方面发表了系列文章，一直走在国际前沿，能否请您描述一下您的学术历程中的关键点？您目前专攻的研究选题是怎样逐步确定的呢？

李恒教授：我从硕士阶段开始接触认知语言学，当时选修了一些认知语言学概论和文献选读课程。在这当中，我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初步地接触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些主要领域，包括原型理论、概念隐喻理论、认知语法等。我逐步发现自己对当中的某几个点比较感兴趣，比如说概念隐喻理论。通过这种切身的体验，我发现其实每个人的兴趣和擅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此在硕士阶段我觉得已经隐隐地埋下了一个种子，比较会影响到之后的学术发展，比如说我现在做概念隐喻理论比较多。但是回想起来，当时我就已经表现出对这个领域的强烈兴趣，常常也能够想到一些新的想法。

应当说，我在硕士阶段对认知语言学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涉猎，但那个时候的接触是比较初步的。等我到北京开始读第一个博士之后，使得我有机会跟很多比较资深的研究者和专家接触，慢慢地发现其实认知语言学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当中不光有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些，比如说从口语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认知。我开始跟一些手语老师合作，尝试从手语和手势的角度来关注人们心智思维的发展。所以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的研究领域，我的研究视野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

在北京学习了三年之后，我去了英国继续读博士。在那里我会进一步把我之前学过的理论和接触到的一些实践以及研究的视角结合起来，然后你会发现我在后期的一些论文当中，出现一种比较多学科、多视角、多研究方法的这么一个特色。我会觉得说这个体现出我从硕士到国内博士，再到国外博士慢慢积累的这么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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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石学术：您关注了多个方面的学术问题，但是其中是有学术主线的。您在走上学术道路伊始，是怎样做学术规划的呢？后来的发展有较大改变吗？您现在又是怎样进行总体布局呢？您是否会把已有的诸多发现整合成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呢？

李恒教授：承接上面的答案，我觉得我对认知语言学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充实和完善的过程。比如在硕士阶段，我倾向于比较传统的路子，比如说从口语，尤其是我们在英语系，习惯从汉语和英语出发，或者说从它们的对比当中去关注语言和认知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随着我研究不断深入，也随着我去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大家给我一些反馈，我会觉得更加认同说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更加宏大的学科体系来看待这个领域。例如，我们研究语言和认知，恐怕光看口语或者光看口语和手语，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尝试把很多种不同的因素都纳入到我们的理论体系当中，比如说身体、文化、历史、地理环境等等因素。这些其实都是影响我们认知特别重要的元素，这些看法都对我之后的研究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其实我早期是做语言本体研究的，但是后来慢慢的我会加入对于手势的考察，再到后来我的研究有很多是关于心理的、民族的、社会的，我个人觉得这些都是认知语言学家在考察语言和认知关系当中应当要考虑也必须要考虑的东西。

说到原创的理论体系，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我没有办法说我在未来的多少年之内可以把我的研究发展成一个原创的理论体系。相反，这应当是一个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过程。如果有一天我的成果真的有更多原创性的发现，或者是理论深度够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不过我现在倒没有那么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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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石学术：您是怎样将个人学术兴趣与国际前沿结合在一起，并找到具有延展性和可持续性的选题？

李恒教授：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学术兴趣不太会是一个特别私人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真空的状态下发展一个特别独特、特别纯粹的兴趣，探讨一个大家都没有关注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难也非常不现实的这么一个想法。

反过来说，我觉得学术兴趣跟国际热点之间一定存在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我觉得你的兴趣不可能独特到不被社会接受的程度，所以我会倡导说在阅读国际热点和国际前沿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自己非常独特的点，然后发展起来自己的兴趣，所以这两者一定存在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与此同时如果你的兴趣足够强大，你的研究足够好的话，你做的东西足够多，质量足够优的话，反过来你的东西又会成为国际热点，大家会去追随你，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并不矛盾，然后也是相辅相成。

就我自己而言，我大概从13年开始比较关注时间隐喻，刚好这是认知语言学当中一个国际前沿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研究领域其实也不是一直都那么热门，不断有新东西涌现。它也有经历一个沉寂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在这个时候想到一些新的东西，使其重新成为一个热点。所以我觉得兴趣和热点之间其实存在一个双向促进。

04

顶石学术：您近年在时间认知方面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语言共性和特殊性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能否请您谈谈东西方的时间认知最主要的差异和动因是什么，以及国际上时间认知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李恒教授：东西方之间的时间认知当然是存在差异的，但是我更加认同的说法是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时间认知其实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东西方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个五彩纷呈的状态。所以你会看见这个话题是常做常新的，认知科学家永远可以在新的语言和文化中发现不同的时间认知表征方式。

为什么世界上不同文化的时间认知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认知科学家包括认知语言学家目前已经揭示了语言文化、身体、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因素等这些都会对我们的时间认知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但是很多问题还是没有定论。现在国际上不定期的还是有很多关于时间认知的论文不断出版。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方面，首先是跨文化差异，就是认知语言学加还在寻找在不同的文化当中，说话者的时间认知是否有不一样的地方。其次，除了文化差异这种比较宏观的层面之外，大家现在也会回到比较微观的层面，比如说关注时间认知表征的个体差异，如人格、情绪等。因此文化差异和个体差异成为现在国际上时间认知研究的一个主要热点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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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石学术：关于时间认知，您在研究中发现，汉语人群的心理时间线既有水平又有垂直表征，我很感兴趣的是，垂直表征除了与汉语文化中的竖直隐喻有关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动因？未受教育者是否会有类似表征？

李恒教授：汉语当中的竖直隐喻研究源于Boroditsky（2000）的经典论文，当然她的研究结果后来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是不能够被复制的。但无论如何她在当时提出了一个利用时间隐喻来考察语言相对论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特别有启发的。至于汉语说话者的竖直时间表征思维是否完全受到语言当中竖直隐喻的影响，我觉得恐怕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有研究发现，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当中，在先祖崇拜仪式中，人们会倾向于把祖先的牌位放在比较高的位置，也就是将更早的时间放在更上面的位置，这种文化上面的经验也会影响到汉语说话者的时间认知。

我记得有学者研究过日本人，因为日语中是没有竖直隐喻的，但是日本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也会像我们刚才说的把祖先的牌位放在更上面的位置，因此可以会形成一定的竖直时间思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竖直时间思维可能是语言和文化共同做起作用的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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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石学术：方法论方面，我们注意到您关于汉语的研究不仅选择某个城市中的大学生为样本，也会选择不同行业、区域的人群做受试。实际调查中您认为南方与北方的受试、城市与乡村受试是否具有明显差异？教育水平、经济条件、年龄等变量的影响是否会在每次调查中都尽量予以考虑呢？

李恒教授：在我们每次的研究当中或者在很多研究者的研究当中，似乎不同的因素都会对人们的时间认知产生影响。至于我们会不会每一次都考虑到那么多的人口学变量，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实验的问题，必须依据当时的实验设计和条件的限制来决定。

像你刚才提到的有没有受过文化的熏陶，有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实际上都会对大家的时间认知产生较大影响，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比如说没有识过字，没有学过书写，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被试，他们左右方向上的心理时间线是无法形成的，因为这个方向上的认知主要是受到书写方向的影响，如果你没有书写经验的话，你是不太可能会形成这个方向上的时间线的。有人可能会说既然那么多的人口学变量都会影响实验结果，为什么每次不考察所有因素呢？这是因为如果每一次实验的样本量足够大的话，从理论上讲，这些人口学变量是可以相互抵消掉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平衡掉的，因此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我刚才提到了考不考虑这些，都要依据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来确定，而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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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石学术：最开始关注您是因为拜读了您关于运动事件的手语研究文章。特殊人群语言问题和少数民族语言问题都是非常有价值但研究空间很大的领域，您是否会继续从事手语和手势语相关研究，您认为这个方向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前景如何呢？

李恒教授：我从2012年开始做运动事件的时候，国内外对于这个话题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了，而且大家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汉语的运动事件类型归属等方面，实际上要延续这个话题，按照传统的路子走下去，其实是非常难以突破的。

因此我当时就将眼光转向了汉语讲话者的手势，我想从手势的角度来揭示汉语的运动事件类型归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然研究结果也发现，手势跟语言是比较一致的，在认知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顺着这个思路，我又去做了中国手语运动事件类型归属的词汇化考察。到现在为止，我也很关心少数民族语言的一些东西，因为我相信语言学或者认知科学当中，任何话题的考察都不可能是通过汉语或者英语，我们就能得出一个普遍性理论，或者提出一个有力假设的。比如说目前在国际语言学界和心理学界，大家对于长期以来人们只研究英语，或者只以美国白人大学生作为被试有诸多批评。我们一定要将眼光看投向更广阔的地方。

所以我的建议是中国学者不妨立足于自身，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国家有非常丰富的语言资源，然后不同的少数民族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特征，所以大家不妨利用这个优势来多方位地看一个问题。大家经常会说你是做手语的和手势的，这个说法当然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更加准确的说法是，我会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知科学的研究者，当我做任何一个话题时，我可以从多个研究角度来看待同一问题。比如说我做运动事件，我做时间，我可以看汉语、英语，我也可以看俄语、德语，我也可以看中国手语，我还可以看比如说彝族、白族、苗族这些民族语言是什么样子的。咱们也可以考察语言障碍者的时间和运动事件表征。所以我一直以来的研究思路是选准了话题之后，我会广泛的寻找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个话题，而不是说我为了做手语而做手语。我为了做一个民族而做一个民族，我觉得大家的思路不妨反过来。

08

顶石学术：您一般做的都是共时层面的研究，您认为时间认知在历时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李恒教授：对，如你所言现在时间方面的历时研究特别的少。一方面，我作为读者这方面的文献确实几乎没有。如果研究者有相关的研究基础，比如说对于历史语料库有较好的掌握，然后也懂一些古代语言，我觉得不妨可以以此为突破点。另一方面，我作为审稿人，我帮大量的国内外期刊，尤其是国外SSCI期刊审理许多汉语手势和隐喻认知加工方面的文章。就我眼力所及，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学者是特别少的。另外，我们2021年在SSCI期刊Language & Cognition上即将出版一个“语言和认知中的时间”专刊。在这当中，我们集结了世界上大部分最顶尖的时间认知研究专家，可几乎没有人从历时语料的方面对此做出研究。但我在这个专刊中有一篇有关地震幸存者时间认知变化的一年追踪研究，算是稍微弥补了下遗憾。

09

顶石学术：中国认知语言学领域近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更多学者积极在国际学术界发声，请问您认为中国认知语言学哪些方面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还存在哪些问题？

李恒教授：其实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文献分析，我们统计了中国学者在过去10年间，也就是2010年到2019年，几本比较重要的国际认知语言学/认知科学期刊（包括Cognitive Linguistics, Language & Cognition, Metaphor & Symbo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Pragmatics & Cognition, Cognitive Science）上的发文情况，我们会发现中国学者的总体发文量现在已经排到了世界的第6位（2016年为第9位）。仅仅用了短短的4年时间我们就已经上升了3位，所以发展的势头还是非常喜人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名次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比较少数学者发文量的增加。由于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者的基数是非常大的，所以算下来人均发文量还是比较低的。而且从总数上来看的话，我们的发文量跟排在第一的美国也是具有较大的差距的，因此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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