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远见

读书多了思想自然改变

作者：杂说杂谈

爱因斯坦的远见

1933年，爱因斯坦逃离纳粹德国，前往美国。

爱因斯坦的逃离对全世界的科学界来讲是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之前德国是全世界科学最发达的国家。

在1933年，也就是爱因斯坦逃离的那一年，美国总共才有五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奖，而德国这时候已经有三十一个人得过诺贝尔奖了，是美国的六倍。

爱因斯坦永久放弃德国国籍72年后，德国决定将2005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爱因斯坦是个大牛人，但我认为他最牛的地方不是发现了相对论，而是他对政治的高度敏感。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国总理，德国进入纳粹时代。

就在同一天，爱因斯坦携妻子爱尔莎一道，成功逃离德国，踏上了去美国访问的旅途。

纳粹对犹太人的歧视、迫害，早在希特勒攫取最高权力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程度远没有后来那么严重，但爱因斯坦还是从一些纳粹的日常表现中看到了危险。

1931年，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爱因斯坦表明了自己想要放弃德国国籍的想法。“议会的解散，经济的崩溃，纳粹分子的巷战，共和党的软弱，所有这些预示着将要到来的灾难。”

在希特勒还没有执掌政权时，爱因斯坦就在考虑永久地离开德国了。

希特勒一上台，便立即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清除犹太人的文化影响。

1933年3月2日，爱因斯坦，还有一批艺术家和作家，遭到了纳粹党报《民族观察者》的猛烈抨击。

1933年3月10日，爱因斯坦在美国发表讲话：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只愿意生活在一个政治自由、宽容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里。言论自由和书面发表政治意见的自由也是政治自由中的一个部分，尊重个人信仰是宽容的一部分。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在那里，特别是那些以促进国际间相互理解为事业的人正惨遭迫害。”

1933年5月，负责宣传的戈培尔煽动了德国国内的“焚书行动”（焚烧政治上不正确的图书）。

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经预言性地认为，从焚书到烧人仅有一步之遥。远在美国的爱因斯坦拒绝了德国大使让他返回德国的命令，而是乘船返回欧洲，于5月26日到达布鲁塞尔的德国公使馆，交还护照，宣布放弃德国国籍。

从这一刻起，爱因斯坦永远地与德国断绝了关系。

与爱因斯坦同样对纳粹有清醒认识的人还有德国的哲学家卡西勒。

1933年春天，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不久，卡西勒就洞察了纳粹的本质，他毫不怀疑纳粹会做出任何疯狂的举动。

将犹太人赶尽杀绝，是纳粹党的目标，这一目标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卡西勒私下对妻子说：“我们这种人在德国没有什么可追求，也没有什么可期盼的了。”

又说：“我猜想这个政权将持续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恶可能持续一百五十年。”

1933年5月2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后的第四个月，卡西勒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及时逃离了德国，他先是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后又去了瑞典和美国授课，1945年在纽约逝世。

当戈培尔焚书的消息传到另一位思想巨匠弗洛伊德耳里的时候（弗洛伊德的书也在焚毁之列），生活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颇为天真地说：“他们进步多了！要在中世纪，他们烧掉的就是我了，如今他们只烧我的书就感到满意了。”

此时的弗洛伊德认为纳粹只会焚书，不会烧人。

至少，作为奥地利公民，弗洛伊德认为自身是安全的。但弗洛伊德的天真很快就碎了一地。

1938年3月11日，德军侵入奥地利。

朋友最终用“泰坦尼克号”上二副的故事说服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终于下定决心带全家移民英国，但此时已经困难重重了。

万幸的是，国际社会对弗洛伊德个人的安危表达了强烈的关注。按照总统罗斯福的指示，一辆美国使馆的汽车日夜停在弗洛伊德住所附近。一旦弗洛伊德的生命受到威胁，这辆汽车就以美国的名义进行干预、拯救。

迫于国际压力，纳粹德国同意弗洛伊德出境，但是必须缴纳超过3万马克的“帝国逃亡税”。

6月4日，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乘火车离开了维也纳，定居于英国伦敦。

像爱因斯坦、卡西勒、弗洛伊德这样及早逃离了的犹太人，相对数字是很小的，有大量没有逃离的犹太人死于纳粹的大屠杀中。这其中，有很多人本来是完全可能在纳粹统治的早期逃离的。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逃离，最终在大屠杀中丧生，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对于德国的热爱，一是对于纳粹的错误认知。他们不愿意相信德国最终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例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茨﹒哈伯便是一位曾经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德国，并且自以为崇高的犹太科学家。在纳粹上台后，哈伯被驱逐出境，因此精神大受打击，第二年（1934年）便去世了。

爱因斯坦和卡西勒先跑了，携全家一起，风清云淡；弗洛伊德跑晚了，扔掉一大笔财富，还饱受各种刁难，但总算是跑了；剩下的那些在大屠杀开始后才想起要跑的，则完全跑不了了。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自然是大不一样。

爱因斯坦的挫折

“相对论”进入中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和它的发现者都受到赞誉。然而，1952年，苏联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中国紧跟“老大哥”其后，在1953年1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日丹诺夫的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攻击爱因斯坦是个“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 者”和“旧民主主义者”。

中国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最初受苏联的影响。但是，在苏联已停止批判的上世纪60年代，中国对相对论的批判，却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得愈发激烈。

1965年，《中国青年报》开展了一场是否应该“又红又专”的讨论。一部分人以爱因斯坦为论据，认为，一个人即使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仍然可以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为了反驳这种观点，4月，中国科学院的两名人士撰文说：爱因斯坦不是一位超越了阶级和政治的科学家。事实上，正是爱因斯坦建议美国制造原子弹，使之成为美帝国主义手中一个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热爱和平国家和人民的砝码。这场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以至于钱学森也受约写了一篇讨论文章，同样用“原子弹”一例，来说明爱因斯坦并未脱离资产阶级的政治。

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成为自然科学界批判运动的第一个突破口。这场批判运动首先由一个来自湖南醴陵中学的数学教师引起。1967年，这个老师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宣传他的关于“场论”的“革命性理论”。他以“京区场论小组”的名义印发了一篇论文，以毛主席语录作为理论依据，批判物理学中关于场的理论。相对论被批为“没有跳出机械唯物论的泥坑”，“完全违背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物质的矛盾运动规律”。这篇论文引起了中科院革命委员会的重视，表态予以支持。

1968年3月，中科院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在成立伊始，便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并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

6月，学习班印发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题为《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相对论的“罪行”如下：“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光速不变原理“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了增强说服力，此文引用了毛泽东和林彪的话来论证光速不变原理的“错误”。

这篇文章被上送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与此同时，学习班更积极地收集材料，酝酿和撰写后继文章。

第二篇批判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稿)在1969年8月问世。该文提出了一个论据：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开第一枪，就无法作出客观判断。这个论据如此“有力”，本来一些反对批判相对论的人也不敢再为其辩护，因为：谁要替相对论辩护，谁就是替“苏修”辩护的卖国贼。

两个月后，《相对论批判》完成，并散发到全国各地，鼓励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中央文革小组多次指示部署，并准备在《红旗》上公开发表。

因对这一批判公开发表的后果没有把握，1969年秋，时任中科院负责人的刘西尧召开了一个特殊的会议，除了“学习班”的代表，受邀与会的还有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等。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也在被邀请之列，但他拒绝参加。

钱学森婉转地说：“鉴于爱因斯坦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国际影响，恐怕我们应该对此事慎行。”吴有训说：“我认为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仔细思考，如果我们发表了，将会成为一个笑柄。”竺可桢、周培源等人都反对发表该文。

1970年，这场气势汹汹的批判运动的阵地转移到了上海，成为姚文元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的重要任务。批判相对论运动持续到1976年，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百余篇文章，大部分充斥了毫无科学依据的夸张“梦呓”。

1979年春，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科学界人士在北京集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批判爱因斯坦的闹剧的终结。

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