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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多了思想自然改变
作者：杂说杂谈
从湘西山林到朝鲜战场，一万多名湘西“土匪”在五零年代走上了自我救赎之路。
1962年8月，朝鲜战场上杀敌最多、获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斗英雄金珍彪，带着一等功臣勋章，回到了湘西张家界武陵源区的故乡小山村。然而，金珍彪的归来没有英雄赞礼，也没有族人的嘘寒问暖、家长里短，迎接他的只有无数冷漠、戒备、警惕的眼神。此时，他并非英雄，而是被打入了另册的“罪人”。不久后的一个月黑风高夜，金珍彪只身走进深山老林，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野人生活……金珍彪命运落差的根源，是他曾经的“湘西土匪”身份。湖南省境，自常德西行进入沅江、酉水流域，直到湘黔交界处的新晃，这一大片区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湘西。
湘西重山叠岭、滩河峻激，又多密林深洞，是土匪们绝佳的天然藏身处。湘西又是苗汉混杂之地，民风桀骜彪悍，因此自宋代以来匪患一直不断，更在晚清民国数十年的战乱中空前壮大。到1949年，整个湖南有18万土匪，其中湘西占了10万以上，是全国土匪最集中的区域。民国之世，土匪在湘西更是一种显赫职业，有的巨匪甚至跻身地方名流，甚至取代地方政权。他们安排山民生产粮食与鸦片、收取税收，然后购买更多更好的军火，控制越来越大的山区地盘。权威之外，口碑也是湘西土匪们维护地盘稳定的重要依赖。新晃巨匪姚大榜，健步登山如履平地、手持双枪弹无虚发，却也经常身穿长衫、手握文明棍，一副斯文做派。他还单独出资兴办小学，延请名师为学生讲授新式课程，又经常获邀主持乡间纠纷仲裁，俨然德高望重的“老辈子”。如此种种，这时的“湘西土匪”，不少更接近于结寨自卫的地方自治武装。此外，10万湘西土匪中，只有少数真正的职业土匪，绝大多数是“兼职”——他们无事为农，有事则拿起枪跟随团伙行动，但通常不会骚扰地方。而他们入伙的原因，往往是被“贪官污吏坏保甲逼到无可奈何时，为自保或另谋生路携枪入伙，并非乐意为匪”，金珍彪就属此类。不过，“湘西土匪”千百年的好日子，随着被湘西人称为“红脑壳”的解放军大举进驻，终于在1950年前后走到了尽头。到1951年2月，解放军共“歼匪92081人”、宣布数百年湘西匪患基本肃清。
与此同时，湘西新建立的各级中共政权，开始着手处置3万余名被俘、投诚，乃至曾经干过但早就歇手了的土匪们。其中2万多名“职业土匪”，以及“有血债”的人，陆续被处决。剩下金珍彪等1万多“罪恶较轻”或有“立功表现”“积极悔过”的土匪，被集中关押“学习改造”。1950年12月，金珍彪正在离家不远的佛塔坡古庙里“集训”。一同关押在这里的上千人中，几乎每天都有十多人被枪决，地点是金珍彪所在小阁楼对面的那片小森林。每天临窗看着外面的毙人场景，金珍彪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终于有一天，门外忽然有人喊他的名字，金珍彪当时心头一跳。进来的是解放军梁排长，正对着他微笑，不像是要拉他去枪毙的样子。梁排长居然是来问他是否愿意参军，“去朝鲜跟美国鬼子打仗”。金珍彪并不清楚5000里之外的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依然急切地回答“愿意”。也是1951年初，曾任古丈县“巨匪”张平手下副大队长的孙家怀，“天天听政策，听受害老百姓的控诉，以为要枪毙我”。尽管曾被安慰“你是带了五六十条枪过来的，是功臣”，他心里还是极不踏实。有一天领导询问“朝鲜打仗了，你们愿不愿意去”时，他第一个报了名。此时，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大半年，驻扎湘西两年之久的47军也奉调入朝作战，顺便将金珍彪等一批“身手较好、罪恶较轻”的“黑脑壳”也编入军队带走了，后来因为在朝鲜战场减员严重，又陆续在湘西筛选了几批。张家界的金珍彪、宋德清，还有新晃的蒲德美、蒲昭义、蒲德厚，以及沅陵的孙家怀、向明清等，就这样先后去了朝鲜。金珍彪回忆，过鸭绿江后就“一路急行”，7个通宵后，终于在9月中旬赶到朝鲜的南洋里，在天寒地冻中全力抢修被美军炸毁的机场。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全力清扫一颗颗未爆炸弹。
在南洋里的那段日子，令金珍彪至今记忆深刻：“35公斤重的炸弹，从空中投下来能陷入地下2米深，听着定时器咔嚓咔嚓的跳动声，我心里直发憷。”因为它们随时会爆炸。尽管艰险若此，但因为走上战场而摆脱了囚徒身份、甚至逃过处决的“黑脑壳”们，依然有着强烈的自我救赎意识。金珍彪说，他从到朝鲜那一刻起，就抱定“洗罪立功，重塑人生”“有十成力气绝不只使九成”。战场危局时，他们也要拿枪压到一线。终于，在经历了大小数十场战斗后，他成了一名机枪手。他的老乡宋德清，是因为全家l0口人种3亩薄地，生活甚是艰难，于是和弟弟宋海桥一起入伙宋占元匪部拥枪掳掠。后来宋德清投诚后反省说：“当时为匪实在是为生活所迫，有田有地，有吃有穿，谁愿意干那千人指万人咒的勾当呢？”宋德清尚且如此，在土匪这行远比他“职业”的向明清，更是怀着死里逃生的感恩之心走上战场。杨先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向明清在朝鲜“非常勇敢，立了战功”，复员回家后还特意来千恩万谢，称“给了重生的机会”云云。至于国家为什么要参与朝鲜战争、这场战争该不该打、有没有意义，正如谢根生所说的“想不了那么多”，只记住“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美帝侵略朝鲜，接下来恐怕还要侵略中国”。这个此前从来没有出过湘西的少年，在期盼出人头地的同时，也因能为国征战而心神激荡许久。或许这正是杨先树所说的“民族感”——湘西人素有为国征战不居人后的传统。如抗日战争期间，在湘西凤凰县，每一批新应征子弟出发为国征战时，家乡父老总要在城门口打出“竿军出征，中国不亡”之类的横幅送行。1937年11月，以湘西凤凰籍官兵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128师，奔赴浙江嘉善狙击侵华日军第六、第八两个师团，靠着肉搏白刃，喋血苦战7昼夜，成功阻击了日军，而全师官兵伤亡3/4之多，以至于凤凰城中家家挂白幡出丧。
后来被称为“巨匪”的张平，也参与了这场血战。他从沅陵招了300名壮丁，组成763团团部直属通讯连走上前线。这支部队在嘉善几乎全部牺牲，打到最后只剩张平和沅陵桐木溪的李疤子两人，同7、8个日军背靠背拼刺刀。而他们竟然一口气砍翻几个日本兵、吓跑其余，奇迹般回到了驻地。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湘西这片土地上独特的群体心态，兼之过硬的军事素质，最终造就了朝鲜战场上一群勇猛无匹的另类英雄。47军一位师政委将之总结为“枪法准，能吃苦，特别能打仗”。然而，这群半辈子在湘西山林间打转的汉子们，此时完全无法想象，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海量坦克、重炮、飞机，这是一场至为惨烈的碰撞。而“黑脑壳”表现之顽强、优异，同样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多年以后，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湘西剿匪史稿》定稿座谈会上说：“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逼上梁山的。你们想象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很壮烈，我常在梦中念着他们……”将军说到动容时，忍不住泪水潸然。
在朝鲜3年间，金珍彪、宋德清等随47军连场血战，其中最为惨烈的，或许是1953年3月的老秃山攻坚战。老秃山，又名上浦防东山，位于朝鲜驿谷川南，是通往汉城（今首尔）的要塞，战略位置至为险要。自1952年6月起，交战双方在朝鲜中部反复拉锯，志愿军曾先后5次攻下该高地，但均被美韩军反扑夺回。连场血战后，这座山上草木皆无、一片焦土，从此有了“老秃山”这个别名。1953年3月，志愿军以47军第141师423团再次攻击老秃山，宋德清、金珍彪都在这支部队中。
这一次，他们的对手是联合国军哥伦比亚营一个加强连、美7师20个排以及两个搜索班，还有一个坦克连，共四五百人。在正面约500米、纵深不到百米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共构筑了明暗堡195个、形成了以15、16、17号高地为支撑点的坚固环形防御体系和密集火力——这又将是一场恶战。1953年3月23日晚19时30分，4分钟炮火急袭后，志愿军发起冲击。金珍彪、宋德清所在的三连是尖刀。冲锋中，机枪手金珍彪和董明竹配合作战，齐力开火，连掏美军17个暗堡，护着旗手把红旗插上了老秃山主峰。但惨烈的搏杀才刚开始。联合国军全力反攻中，金珍彪和营长郝中云背靠背抱着机枪扫射，打死不少敌军，自己右腿也中了3弹。等到他从战壕爬出来时，“组长、班长，还有红旗手、弹药手都已经牺牲了”。刚喘口气，迎面就冲上来10多个敌人，金珍彪赶紧举起机枪胡乱扫射。但美军燃烧弹也紧接着丢过来了，阵地马上变成一片火海。金珍彪抱着机枪，就势滚下一道深沟，衣服烧没了，背部、臀部也都被烧伤了。直到天黑，浑身烧伤、血口子淌着浊黄脓水的金珍彪才被战友们发现，第三天转移到山下，抬进军用卡车送回了后方战地医院。金珍彪受伤脱离战场时，老秃山的战斗还在继续，打到最后只剩宋德清一个人。在他牺牲前不久，他的弟弟宋海桥也在昭阳江247 号高地上战死了。战后统计，金珍彪共歼敌165人，成了杀敌最多、获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士。志愿军总部则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金珍彪之外，还有沅陵寺溪口的姜长禄，在上甘岭战役中以一个连坚守阵地半个月，打死敌人近2000人，自己4次负伤，荣立三等功；和金珍彪一道参加老秃山战斗的桑植县的张福祥，则战至全班最后一人，立了大功；泸溪的符胜虎也先后立大功一次，小功三次，并提升为志愿军连长。1954年，朝鲜战场停火，此后志愿军陆续回国，活着回来的“黑脑壳”们，如孙家怀、谢根生、向明清等，大多脱下军装，作为一名普通的复员士兵，又回到了湘西老家务农。
然而，回家后他们才发现，从军洗去“黑脑壳”烙印的自我救赎之路，其实无比艰难——此时，民国湘西民间一度“主流、显赫”的土匪职业，早已成了神憎鬼厌的代名词。个中缘由，一方面是湘西土匪在被解放军追剿的后期，每天在散乱奔逃中苟活求生，所到之处“扰民甚深”，有的土匪甚至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既为求生，也是崩溃前绝望情绪的疯狂宣泄，多年积攒下来的一点民间口碑，在短短一两年、甚至几个月间就被他们自己毁坏殆尽了。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后的湘西，与整个中国一样，在完成了阶级成分划分后，所谓“阶级敌人”“被管制分子”，与新建的主流社会之间，已被一道人为的深深鸿沟隔开。获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黑脑壳”，终究是极少数。这一点，谢根生在朝鲜就已经感觉到了。作为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后勤兵，他多次奋不顾身跳上树杈，用高射机枪和低空飞行的敌军战机对射，在手背上留下一道永久伤痕的同时，也收获了一枚三等军功章。同时谢根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多次写入党申请书，期盼提干。1949年至1953年，华东地区的土匪进行自新登记。各级中共政权对“罪恶较轻”或有“立功表现”“积极悔过”的土匪，进行集中关押“学习改造”。但直到战争结束，他依然是一个普通士兵，入党申请也未被获准，理由始终是“当过土匪”，在1958年，这个阶级属性更升级成了“历史反革命”。谢根生至今觉得无比委屈的是，“我其实一天土匪都没干过”。历史终未忘却这群“另类英雄”。新晃县作协主席蒲钰，就是蒲昭义的同族后辈，他以蒲昭义等人为原型，创造了小说《我还活着》。在序言中，他介绍了他们并不详尽、但依然震撼人心的经历。2006年，《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在搜寻湘西土匪史料时，也关注到了这群另类英雄。正是他找到了曾亲手挑选370名土匪去往朝鲜的杨先树老人。当年土匪们如何走上战场的前因后果，也随之渐渐有了轮廓。2010年，《张家界日报》刊载了当地著名志愿军英雄金珍彪的详尽事迹，这可能是第一份完整的“另类英雄”故事文本。尽管如此，犹如拼图一般在寻觅的历史真相，依然残破不全——他们在老家当土匪时都干了什么？派上战场时内心是什么感受？去朝鲜后又经历了哪些战斗？在主流战史中留下大名的金珍彪、宋德清们，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曾经的“黑脑壳”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