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者的高贵
读书多了思想自然改变
作者：理性批判
再烂的时代，也能看到高贵的身影；再好的时代，也需要直面黑暗的勇士。——批判者，就是这样一个高贵而勇敢的存在。
无论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注定是少数，但他们的价值，要比乌泱乌泱的“歌德”派高出千万倍。他们是国家的牛虻，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精神的诊断者。
英国，一个孤悬海上的狭窄岛国，在19世纪取得了迄今为止任何国家也没有取得过的成就：其疆域遍布五大洲，其语言、文化和制度影响和改造了整个世界。作为英国公民，生活在那样的盛世，民族自豪感必定油然而生。
可是，自豪感也会蒙蔽人们的双眼，也会成为掩盖黑暗的雾帐。所幸，还有人醒着，这些人没有加入歌功颂德的大合唱，而是勇敢地揭开大英帝国的疮疤，将肮脏和阴暗的一面展现给世人看。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狄更斯。
狄更斯以尖锐和审视的目光，用饱蘸批判的笔墨，无情地书写英国社会光艳“盛世”之下的困苦、仇恨和不公。“不公的本身，对于每一个慷慨和心理正常的人就是一种伤害，是最不堪、最痛苦和最难忍受的事；正因为如此，许多清白的良心饮恨而死，许多健全的心为之破碎。”他昂起高贵的头颅，为遭遇困苦和不公的人们呐喊，用充满“负能量”的声音刺痛国家的躯体，使沉浸在“盛世”狂欢中的人们清醒。
伟大的国家之所以伟大，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能够容纳刺耳的声音。英国是伟大的，她不仅仔细聆听刺耳的“杂音”，而且对在自己的躯体上挖掘丑恶的批判者尊重推崇、褒扬有加——狄更斯生前被誉为那个时代英国最伟大的作家，死后也被给予了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最高哀荣。他的墓碑上写着：“他是贫穷、受苦和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
和狄更斯同时代还有很多以讴歌颂扬为能事的笔杆子，那么，他们在哪儿呢？如今还有谁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为了取得抹了丰厚黄油的面包而唱的赞歌，就像一时光艳的驴粪蛋儿一样，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有容纳批判者的胸襟。美国人贝·李德拉和尤珍·柏里合著了一部《丑陋的美国人》，美国政府如获至宝，建议国会将这部书作为每个国会议员的必读书；台湾学者柏杨写了一部《丑陋的中国人》，却因言获罪，被变革前的台湾当局判刑12年；更有甚者，因提了几句建议甚至赞美不够卖力，几百万人遭到虐待和迫害……
心理健康的人，决不会视指出其病情的人为恶意从而讳疾忌医；同理，一个健康的社会，正如那句著名的蔡氏名言所说，“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批判者的呐喊，这呐喊如同国家的听诊器，没有了这个听诊器，很多社会病情将会被掩盖和粉饰。
百年前，胡适先生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
百年后的今天，胡适先生的这些话，实在还应在我们的耳边经常响起。
纵观历史，批判者，从来都是时代的先锋。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危险，抨击时代不公、鞭挞社会丑恶、揭露制度弊端，为的绝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呼唤光明和美好，推动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那些令我们景仰的名字——雨果、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海明威、索尔仁尼琴、鲁迅——莫不如此。他们因思想深刻而催人猛醒，他们因勇敢无畏而令人敬佩，他们因书写黑暗而高贵、而光明！
林达：德国人告诉我们，回避历史中的黑暗和罪恶，不会有真正的民族自信
1970年12月7日，社民党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惊世一跪
假如我们回避自己历史中的黑暗和罪恶，假如在我们对青少年的教育中，不提及我们黑暗年代中的那些英雄、不确认他们和普世价值同构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可能是混乱的，我们的民族自信也很可能是虚妄的。
德国人的自信来自正视自己的历史，也确立了象征真正德国精神的英雄，这些英雄追寻的价值，不仅是德国的，更是世界的。
记得在美国和一个德国朋友聊天，朋友提到，在三十多年前，战后出生的一代德国人有过巨大困扰。希特勒和战争都发生在他们出生之前，他们天真无邪长大，却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教育的时候，突然读到了自己民族羞耻的历史。他们的国家似乎整体就是个罪人，他们的父母都回避提到这段历史，他们好像都应该去用头撞墙：我们民族怎么了？怎么会是这样的国民性？
今天看到的德国年轻人，他们是充满自信的。他们的自信从哪里来？
在柏林，有一个本德勒建筑群。它是著名的第三帝国建筑，是原海军部的延伸。在二战期间，这里是德军司令部。现在，从一个楼梯上去，一层层，楼梯周围都是一排排头像，他们是今天德国人心中的英雄。
楼上是一个信息密集的永久性展馆，主题是德国对纳粹的抵抗运动。它收集了许许多多的人物故事，有反抗纳粹的犹太人；有大量协助犹太人躲藏和逃离的普通德国人，其中就有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原型；有宗教界、文化界人士的反抗；有自发的抵抗运动小团体，还有体制内的、甚至军界的抵抗。
展览馆之所以设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展馆的一个房间，曾是在希特勒脚下安放炸弹的军官斯陶芬伯格的办公室。导游的英语录音说，1944年7月20日，斯陶芬伯格刺杀希特勒未遂，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被逮捕，就从这个楼梯被带下去，就在下面的院子里，与他共谋的另外三名军官一起，被枪杀。
德军司令部的院子是四周楼房围起来的封闭空间，一大片小方石块铺地，尽头是一片小树林。小树林前，就在他们就义的地方，今天站立着一个象征，简朴的石雕全身像：一个裸体的、双手在身前被捆绑的、沉稳的人。站在他面前，读过这段历史的外人，都难以无动于衷，更不要说那些德国年轻人了。
这个展馆虽然上了旅游书，却很少有外国游客。它的解说词只有德语，主要面对本国人。这个展馆到处都有放在墙边、角落的凳子，是给德国学生来这里上历史课用的，来得很多，一拨拨由老师带来，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上课。这里展示的是他们的英雄。德国是有英雄的，仅斯陶芬伯格一案，被捕的就有约六百人，一个展厅整一面墙都是此案被捕者的照片，其中仅几人幸存。
参观的学生看到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汉斯·萧和索菲亚·萧兄妹二人发起的白玫瑰抵抗小组，他们和一批同龄人、他们的教授，最后都被纳粹处以绞刑。他们是真正的德国人。
2005年，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旁，建立起一万九千平方米的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在那里，也随时可以看到一群群中学生在上历史课。德国人的自信来自正视自己的历史，也确立了象征真正德国精神的英雄，这些英雄追寻的价值，不仅是德国的，更是普世的。
2015年5月3日，在德国达豪纳粹集中营纪念馆，德国总理默克尔向死难者敬献花圈
我想起中国人也常常提及国民性，因为我们有过“文革”这样的疯狂。可是在疯狂中，也有无数对疯狂的抵抗者。假如我们回避自己历史中的黑暗和罪恶，假如在我们对青少年的教育中，不提及我们黑暗年代中的那些英雄、不确认他们和普世价值同构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可能是混乱的，我们的民族自信也很可能是虚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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