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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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周向军，山东大学二级教授、荣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务院政治学学科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咨询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理论工作专家咨询组成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高校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会会长、山东省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曾获“国家社会科学普及名家”“山东省高校教学名师”。

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招标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10余项，出版专著《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研究》《走向理想的精神家园》《精神文明发展规律论》等10余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史哲》等期刊发表论文《论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方法功能实现的主体条件》等130余篇。

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

赵信彦周向军

摘要：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逻辑严整、内涵丰富、意蕴丰厚。其逻辑起点是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魅力，坚定文化自信。其核心要义包括：以“前提性阐释”为首要，着力阐明“两创”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关系；以“创造性转化”为依托，着力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以“创新性发展”为关键，着力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气息。其实践机理体现在科学处理“五大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守正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使“两创”更加合乎规律。

关键词：习近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18ZDA00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入审视和评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明确提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大命题，并且围绕这一重大命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一个逻辑严整、内涵丰富、意蕴丰厚的理论体系，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重要论述，不仅深刻阐明了“两创”的逻辑起点、核心要义，还指明了“两创”的实践机理，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了光辉典范。对此，学界已经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一批有价值的成果，但在其内在逻辑的研究上，离现实需要还有一定距离。本文力图为推进这方面研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一、逻辑起点：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魅力，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绵延悠长，几千年来孕育了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博大精深的思想瑰宝，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源泉。这一切，构成了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重要论述的逻辑起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深沉精神追求，蕴涵着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基因。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等几个发展和繁荣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广泛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儒、释、道、墨、法等各家学说，形成了蕴含“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的珍贵文化遗产，提出了民惟邦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实事求是、知行合一、自强不息、为政以德、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思想精髓，形成了“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瑰宝已深深融入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和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从时代价值切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高度凝练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六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紧密关联的有机文化整体，仁爱是思想内核，民本是价值导向，诚信是道德规范，正义是行为准则，和合是处世之道，大同是社会理想。可以说，习近平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挖掘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瑰宝，展示了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习近平多次使用“根”和“魂”、突出优势、精神力量、丰厚滋养等词汇，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勠力同心追求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人民精神世界就无法极大丰富，民族精神力量就无法不断增强，也就割断了民族精神命脉，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治国理政的经验镜鉴。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教训，蕴含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因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治国理政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水源泉。核心价值观是决定国家、民族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深层次因素，“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其正在进行的奋斗实践相结合，同时代问题相适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扎根中国人民内心的精神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铸就了中国人民独特的精神世界和日用不觉的价值观，其中蕴含的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思想精髓，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之基和涵养源泉。因此，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这项凝魂聚力的基础性工程，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应对人类共同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等和合哲学智慧，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源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传统生态文化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进全球生态治理具有重要启迪意义。简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贡献了原创性的中国智慧。

第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丰富内容和价值意蕴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的生机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它以“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阐明文化自信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这三种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又使用“源自于”“熔铸于”“根植于”三个极富历史动感的词汇，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家园。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渊源”和“文化母体”，对于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源性价值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时代价值，凝聚着新时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厚重历史底蕴和磅礴前进力量。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毕竟是建筑在过去时代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文明成果，在其形成、发展的各阶段受到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社会实践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必然包含着某些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与当代文明不相协调的内容。因此，必须结合新时代语境和鲜活实践，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地永葆生机活力。

二、核心要义：“前提性阐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是一项牵涉面广、联动性强的复杂系统工程，其核心要义包括：以“前提性阐释”为首要，着力阐明“两创”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关系；以“创造性转化”为依托，着力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以“创新性发展”为关键，着力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气息。

(一)以“前提性阐释”为首要，着力阐明“两创”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关系

习近平从本体论层面深刻回答了“创什么”的问题，从方法论层面回答了“如何创”的问题，从认识论层面回答了“两创”的内在关系，继而有力揭示出“两创”命题的科学内涵，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提供了前提性理论指导。

第一，习近平郑重提出“两创”命题，深刻回答了“两创”之“创什么”的问题。2013年12月，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从传承弘扬传统美德的角度首次提出了“两创”命题，指出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又提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且将“两创”的对象明确界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后，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等场合的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反复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2021年5月，习近平在给《文史哲》编辑部的回信中，勉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见，“两创”是中国共产党人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并不断进行文化创造的内在要求。

第二，习近平明确阐述“两创”的基本内涵，深刻回答了“两创”之“如何创”的问题。其一，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换言之，就是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与时俱进地改造和更新其内容和形式，使其内在价值体系与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一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创造性转化，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新的时代坐标系中，甄选适应时代条件的传统文化精髓，加以改造和转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就是通过新的载体呈现已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文化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随其内容转化而转化。其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从本质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是紧密结合新的时代语境和社会实践，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提升和创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我超越，在内容和形态上实现质的飞跃，而非简单的继承与转化。

第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是一个具有紧密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其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各有侧重、有所区别。创造性转化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当代文化的变革过程，重在“继往”和“转化”，激活传统文化母体的生命力，使活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创新性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补充、拓展、完善并生成新内容的过程，重在“开来”和“发展”，使中华传统文化不断增强吸引力和影响力，开启从“现代”走向“未来”的新篇章。其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相辅相成、紧密联系。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前提和实践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价值指向和逻辑旨归。只有结合时代条件、关照现实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实现传统文化内容创新、价值更新、形式革新；只有在创造性转化基础上实现提升和超越，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和表现形式实现质的飞跃。需要注意的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出发，立足于新时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以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的，以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为旨归，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蓬勃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二)以“创造性转化”为依托，着力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

结合时代语境和新的实践，习近平运用引经据典、讲故事等形式，在融入国民教育、传承文化遗产、滋养文艺创作过程中，将仍有借鉴价值的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为新的时代话语，赋予其现代表达形式，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视域交融。

第一，引经据典展示传统文化的本真魅力，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中华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初载体，习近平经常引用其中的名篇名句，用富有张力又颇具深意的方式表达我国内政外交的立场、观点，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从先秦诸子的《诗经》《论语》名篇到《史记》《三国志》等史学典籍，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散文等，几乎所有中华经典名著名篇都在习近平的古典今论之列。比如，他援引《汉书》中的“吏不廉平，则治道衰”，说明廉洁与否事关政党生命力，指引中国共产党勇于从严治党，塑造良好政治生态；引用《贞观政要》中的“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表达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各种风险挑战的底线思维。中央电视台《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节目，分析研究习近平引用过的中国传统经典与华章佳句，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是习近平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体现。

第二，通过讲故事、化用民间俗语谚语的叙事方式，运用比喻等修辞艺术传承经典，增强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一是“讲好故事，事半功倍”。习近平善于将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文化资源引入现实，深入浅出地将生动故事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精髓转化为当代中国话语。在《摆脱贫困》中，他以“滴水穿石”的故事总结扶贫经验，勉励领导干部坚定扶贫决心和脱贫信心；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回忆母亲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表达浓厚的家国情怀；2016年，在智利媒体发表的文章中，他援引中国“金玉良缘”的故事，道出中智友好伙伴关系。二是引用俗语谚语，在平实中见智慧。譬如，用“长江后浪推前浪”勉励青年勇担时代责任，奋发作为；用“家和万事兴”祝愿非洲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迈上新台阶。三是善用比喻等修辞艺术。譬如，用“打虎”“拍蝇”“猎狐”等比喻惩腐肃贪的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以“划桨人”到“掌舵人”的转变比喻政府在城市建设、管理中的角色转换；再提“赶考”，比喻党在新形势下要勇于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优异答卷”。

第三，在融入国民教育、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滋养文艺创作过程中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毛泽东曾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习近平在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秉承了这一理念。国民教育是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立德树人作用的主渠道。习近平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各阶段，“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传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提出保护利用文物和保护传承文化遗产，“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此外，优秀文艺作品表征着当代文化的创造力水平。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创造产出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引发人民的思想共鸣。

(三)以“创新性发展”为关键，着力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气息

习近平抓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补充丰富、拓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意蕴和外延样态，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第一，抓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补充丰富其内涵意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与时偕行的精神特质，结合时代语境更新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意蕴是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内在要求。冯友兰曾提出以“抽象继承法”传承传统文化，即力求抓住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并不断补充新内涵。习近平提出“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不仅要遵循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照着讲”，而且要担负起“接着讲”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抓取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治国理政新实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葳蕤生机，赓续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比如，他批判性继承“民惟邦本”思想的合理要义，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增进人民福祉；萃取“和而不同”的和合精神内核，提出打造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实了传统“和”文化的时代意涵，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构建和谐共生的国际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二，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延样态，创新其现代性话语表达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态和形式”是“无限变化与活动的”，“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再到清代朴学，中华文化发展史就是传统文化形态不断自我更新发展的过程。习近平依循中华文化发展规律，立足新时代实践，撷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拓展了传统文化生命体的时代样态。比如，习近平萃取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精神实质，提出党员干部要将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统一起来，补足理想信念之“钙”，摒除党性不纯、政策执行不力的痼疾，拓展了“知行观”的时代外延。又如，习近平引用《三国志》中的“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倡导建设开放包容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古典新用的方式以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实现了古典话语的时代发展，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话语表达方式。

第三，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综合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基本特征，也是多彩文明交流互鉴、丰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加强不同文明互学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激发人们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别人的优长，启发自己的思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精神特质。习近平强调，既要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也要互学互鉴、兼收并蓄，积极学习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综合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实践机理：科学处理“五大关系”，使“两创”更合规律性

有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其所包含的各种关系，使“两创”更加合乎规律。对此，习近平辩证地说明了以下五组关系。

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两创”必须着重处理好的重要关系。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既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天然存在着一种亲和性，表现出一种“融通和合”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转化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思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指引。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逐步中国化提供了丰厚滋养。“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在于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不断推进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并丰富发展的文化沃土。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才能达至“和合”即二者之间既有差异又融合且“生生不已的‘生生’状态”，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新飞跃。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结合中推进“两创”，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要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不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活力。

第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通了传统和现代。“两创”内在包含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二者相互承接、互相依赖。没有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就缺少源泉；没有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命力，二者统一于推进“两创”的过程。习近平提出了科学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发展的精神命脉和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思想源泉，当代中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习近平以此批驳那些抛弃传统、渲染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思想偏误。他还指明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会贯通的方向，即“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可见，推进“两创”必须正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脉相承的演进规律，摒除二元对立思维，做到“前后因循”，促进二者互融共进。

第三，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作为精神事业，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就是一个灵魂的创作”。正确处理守正和创新的关系，是推进“两创”的关键所在。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根基，创新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是守正的必然发展。一方面，要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习近平多次使用“精神基因”“精神标识”“丰厚滋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和时代价值。他还指出，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因而，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守住了文化自信的底气和“两创”的根基。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地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敦煌研究院考察时，习近平提出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精神支撑。他以敦煌文化为例，指出中华民族不仅融会贯通中华文明，还“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各国文化精粹的融合。因而，“两创”不仅是中华文化系统的自我调适，还是多元文化系统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只有守正，才能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护持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为创新奠定文化根基；只有创新，才能不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实现真正的守正，从而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推进“两创”。

第四，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从“两创”的内涵来看，创造性转化侧重改造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创新性发展侧重与时俱进地补充、拓展、完善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形式。可见，内容与形式是“两创”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在内容上，“两创”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特质的转化和发展，比如“民惟邦本”“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诸多传统文化精髓都是推进“两创”的重要内容。同时，“两创”也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达形式的转化和发展。形式是内容的呈现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总是凭借一定外在形式表达出来。习近平通过引经据典、古典新用等形式推进“两创”，以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推进“两创”的内容和形式皆以人民性为根本价值取向，内容上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形式上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呈现方式。可见，“两创”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本体，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继而在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中实现了形神兼备。

第五，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两创”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中推进的，这是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进程。一方面，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们提供了科学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了经验智慧，为道德建设注入了活水源泉，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和解决全球性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这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积淀和智慧成果为开展实践提供了理论先导。另一方面，实践是理论的来源。习近平在推进“两创”时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他将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作为推进“两创”的重要动力，赋予“两创”以实践根基，确保“两创”沿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心聚力作用。

结语

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重要论述，遵循逻辑起点—核心要义—实践机理的内在逻辑理路，循序渐进地回答了为何“两创”、何为“两创”、如何“两创”等问题。其中，逻辑起点说明了“两创”的着力点和目标，核心要义涵盖“前提性阐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践机理指明了科学处理“五大关系”的规律性认识。以上三部分内容系统诠释了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新发展，为新时代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了行动指南与光辉典范，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者简介：赵信彦，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周向军，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济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