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泰、余达淮 |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与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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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泰，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上图）

余达淮，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河海大学基地主任，南京市社科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王世泰,余达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及世界意义——基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22(01):9-18..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及世界意义——基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映照着中国特色道路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道路自信，丰富着人类文明理论宝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动态优化过程，是认识逻辑、实践逻辑和辩证逻辑相统一的完整体系。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是历史唯物史观下的对国家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切观念和原则的凝练表达。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主体是国家治理现代文明，以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来讨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和世界意义，不仅为全世界各国政党探寻富有自身特色和遵循历史传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富有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语境的中国方案，彰显深厚的中国文明自信和中国文明创造担当。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国家治理；中国智慧

基金项目：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特别委托项目“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实践问题研究”；中央高校业务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伦理问题”（B200204026）、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架构及其现实启迪研究”（KYCX21_0437）的阶段性成果。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永不停歇的奋斗姿态创新实践的重要成果，它绝非偶然。俄国十月革命给全世界文明创立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文明。然而回顾整个人类文明历史，某种程度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文明依然在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较强的话语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野之中，中国人民如何探寻到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治理形态，实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说的“世界文学”呈现的那种景观，任重道远。

一、问题提出：重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话语叙事命题

从西方开始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的叙事语境长期呈现在西方文明治理的思维定势框架之中。在这样的语境下，国家治理文明往往被认为是人类理智、道德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区别于原始、野蛮、落后的状态。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在其《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国家治理文明和繁荣的成功是多种影响因素的结果，它应该是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综合作用的成果。英国社会学者齐格蒙·鲍曼认为，流动性的社会中国家治理文明是一种社会秩序。米格代尔在其《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中认为，构建强国家治理文明必备的充分条件是：历史机遇、独立官僚体系的基础、出色的领导能力等。克里斯多夫·皮尔逊认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之间的相互铸塑，形成不确定性的文明治理样态。塔米姆·安萨利认为，没有哪一股力量能够抹去文明治理叙事，唯有彼此重视“语境背景”，建构一种包容性的跨文化的治理文明，才能了解“其他人所在的、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意义世界”。尤瓦尔·赫拉利认为，21世纪人类治理文明呈现着被“电子算法网络实时检测和指挥”的客观叙事境遇。不约而同地，上述学者聚焦于现代化发展的宏观视野，探讨国家治理文明的基本特征、趋势以及未来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语境完全与西方现代化的叙事语境不同，它是源自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思想的当代深化和发展。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是建立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造社会生产关系、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上的实践进步活动。中国人民创建的新型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形态”的基本特征，呈现的是鲜明的中国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体现了中国人民创建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治理文明的一种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文明的空间样态。马克思以国家在社会形态嬗变进程中的作用，建构了国家治理文明的叙事话语方式和思维逻辑。马克思高度重视国家治理话语叙事之中讨论生产方式、世界市场、城乡差别、劳动分工等话语，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形态提供有力的支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文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尽管长期以来以“西方兴起”传统叙事为视野，讨论西方国家治理文明的研究颇多，然而，真实的世界历史又否定了关于现代世界起源的“欧洲中心论”的惯常解释，即正如周文教授在其《国家何以兴衰：历史与世界视野中的中国道路》著作中不言自明的一个观点那样：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东西方文明交融和互鉴的结果，这是一个不能忘却的事实。叙事是人类交际和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可以将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结起来。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属于唯物史观叙事范畴，它呈现了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各种国家治理中现实关系的考量。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开启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文明向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文明转向的帷幕，阐明了国家治理文明的发展动力、发展规律以及基本特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要立足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框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蕴的优越性，从而创造出更丰硕的饱含中国元素的人类文明成果。

脱胎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否可以持续展现生命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探寻的文明主题。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应该有三个方面：即人类文明包括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段，共产主义是对人类一切文化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成为社会生产资料所有者，人类成为人民是社会主体和劳动者的文明景象；共产主义是一个过程，将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物质文明的积累，并随着社会治理结构的提升和治理现代化，创造丰裕社会，达成和谐社会，发展社会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使人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为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和世界意义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确认的是文明在历史形态的发展方面的传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它在剖析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基础上形成了对未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文明的创新探索。马克思的文明观不仅仅说明了资本主义在很短时间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文明气象，他又用唯物史观说明了资产阶级所谓“平等”“正义”这些“正当形式”只是表面形式，资本主义充分表现出灯红酒绿式的“经济的幻象”，而这一切只有在人民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时，才能通过“自由人联合体”创造出丰裕社会并焕发出新世界的自由曙光。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遵循阶级性、革命性和创造性原则，马克思的著作在对无产阶级的巨大同情中肯定了这一阶级的组织性、革命性和巨大的创造力；从而在叙事风格上表现为“无产阶的圣经”。所谓话语叙事视角，是指以什么样的构建认识方式看待事物及其变化，它呈现着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演进历程中对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以及世界意义的表达。

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叙事框架，以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和勾勒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景观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展现科学的批判精神。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与《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著作中，马克思认为国家要实现文明治理，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基层治理等。马克思以英国治理印度来阐述国家治理文明发展的动力，他说：“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用铁路网覆盖整个印度。他们会这样做。其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以法国国家治理为例，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虚伪性。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机构臃肿，资产阶级中的各党派和利益集团都是在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并未真正重视“公共利益”，“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无情地大肆利用这个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带着固有的弊病：“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另一方面，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框架立足未来文明国家治理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法兰西内战》《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雇佣劳动和资本》《资本论》等著作中绘制未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文明景象。马克思认为，国家治理文明要在促进社会进步和劳动解放，实现社会治理和文化治理的双重进路中展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致力于消除城乡差别以及工农差别等，以此来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未来最先进国家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措施。他们认为要发挥农村和城市的各自优势，“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由此，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然要在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叙事话语中实现创新突破。

观照中国之治，无论是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社会的稳定发展，亦或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疫情的成功实践，都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了的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发展规律的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它不仅体现了马克思追求的“全面发展的人”的价值，而且也体现了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的旺盛生命力。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博大精深，它涉及文明形态内涵、文明社会条件、文明治理动力机制、文明治理目标和规律等。文明形态规律把握，在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叙事语境中并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客观条件限制。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强调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出发，深刻把握国家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切观念和原则等。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阐述了国家治理文明的特征、结构、类型以及发展规律。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的特征是具有历史性和和阶级性的，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的结构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为坐标考察，可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生产关系为坐标来考察其国家治理文明类型，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包括奴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等类型。总体呈现对全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认识与实践逻辑，以及基于历史分析和矛盾分析的辩证逻辑；这是马克思对于世界文明的凝练表达。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为当代中国人民持续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发展道路构建基石。新时代征程中，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内涵，以此来重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话语叙事命题在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传承与弘扬，这是符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关键议题。鉴于此，本文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宏大现实境遇，运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二者的互动关系和逻辑架构，由此阐发其世界意义。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

从古至今，文明都标识着人类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成果。人类文明随着物质生产方式而改变，认识其丰富内涵和文明视界也在不断革新。资本主义文明曾长期垄断人类对文明形态的认知框架，然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却从崭新的视角提供了人们认识文明形态的逻辑洞见。

（一）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逻辑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渊源。究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渊源，无疑是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尽管马克思从未明确提出“国家治理文明”，但是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资本论》等都指向了国家治理文明，指向了人类社会的文明生成和演进。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视野中建构未来国家治理文明的框架，力图要创造一个面貌崭新的世界。马克思始终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负效应；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强调的是“文明”( Civilization) 在整个人类文明社会中的积极成果，它用以描述社会发展的水平。文明与进步相对应，进步呈现的是一种属性，文明是对其总体进步成果的高度概括。鉴于文明与进步都内蕴“好的”、“前进的”、“发展的”等意味，自从18世纪以来，人类总是将其视为文明的代名词。

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境遇中产生，它强调的是文明持续转化的发展与演进。西方文明解读传统缘起于柏拉图浪漫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主义，之后代表着启蒙运动所肇始的一种流行的历史观，并形成一整套“社会偏见”。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强调的是在整个全球市场形成和世界历史开始时候，探寻国家治理结构与治理目标的持续优化的一种文明。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的现实境遇所处的长度，就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段。布罗代尔认为文明的产生、稳定和成长需要经过难以计数的时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中运用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的深刻内涵和认识创新。显而易见，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展现的是丰富而独特的文明观，它映照着国家治理中文明与技术之间的相互支撑。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语境。任何一种认识的产生都有其语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语境是人类进步中的文明创新探索。深刻领悟人类文明概念，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文明具有多重诠释。达成共识的是“文明”发展其特质，具有悠久性和独特性。它确认的是一种先进的状态和过程。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中区分了文明在各种场合使用的现实语境。他主要关注文明在英国、法国、德国等等现实境遇中的使用。大多数的认识语境里，文明都被贴上了一种文明的状态和界定。总体上，无论哪一种文明形态，它都要体现开放性和实践性。文明的演进生成与一定社会生产实践的“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相关。细致考察，人类社会的治理历史就是以“文明”和“不文明”的交织互动方式进行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就是在中国人民不断推进文明进程中的国家文明治理行为的塑造实践过程。尽管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当代世界人类认识世界政治文明需要一种新的框架，他确认“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契合了人类对政治文明的认知需要。然而，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作用以及文明形态形成所受到的因素影响成为长期以来关注文明生成与发展的焦点。考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它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内核，它确认的是中国特色道路在探索与发展进程中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它围绕着中国特色道路的目标旨趣、发展理念、原则方法等，展开异曲同工的持续创新，这完全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对人类文明形态200余年的垄断,从而突破性地实现了对整个人类文明形态的革新。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认识根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认识根基，在于中国人民永不停歇探索全面发展的特色道路和认识创新。“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立基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的认识基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对人类社会道路的创新探索。马克思曾在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中讨论国家治理在文明形成和互动之中的关系，他认为唯有摆脱别国的文明因素影响，整个国家治理文明才会成为新文明形态的认识根基。马克思说：“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汤因比确认全球治理文明之中，存在着各种样本的文明形态。显然，任何一种文明形态并非单一的状态，它往往都是多样化的组合，其各种文明形态呈现个性鲜明、独具魅力的多种表现样态。

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明的那样，不同的国家治理和交往之间，不同的文明形态会交融促进全球进步和人类文明再创造。要正确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就要破解三个前提性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的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条件下的现代化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现代化问题。达成共识的是，人类社会呈现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的缘由在于：各区域或各个国家治理呈现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正是由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多样性与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多层次性，才使得文明的发展形态呈现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认识立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实条件的变化，其归根结底映照着中国经济治理和国家治理文明的性质与发展程度。

（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逻辑

文明是一个源自于生动的人类生产实践的概念，它并非凝固不变。任何一种文明都具有其独特的属性和特质。人类文明始终在运动和变化之中。任何人类文明成果，都映照着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某一个特定阶段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起点。生产方式的革新以及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起点。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通过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而建构一种新的理想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但是他们的这种探索却为整个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治理样式。与之相同，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独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起点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对国家不断进步的文明治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社会主义文明思想史上一次伟大创造。这条道路的创造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演进历程中高度契合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的规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这个视角讲其实质就是创造能够影响和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文明形态。回顾人类文明演进历史可知，在一定历史时期总会有某一个民族国家率先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然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感染力向世界各地扩展。比如世界历史上英国工业文明，还有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文明，再比如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文明与俄国的社会主义文明等等，这些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中华民族正在成为人类新文明的创造主体、担纲主体。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积累。实践积累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动力。任何一种现代化的道路，都要根植于先进的文明基础之中；人类文明呈现的是对生产技术进步和制造工具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文明时代的重新标识。从技术层面来讲，文明时代的技术进步意味抛弃愚昧，寻求满足共同体内部的文明生产和分配。这种文明的生产和分配，意味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文明。细致考量，任何一个文明形态的出现都有其标志和特征。经济文明出现，就意味着货币和贸易的流通文明出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它是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完全不同的文明探索，它是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创新探索；另一方面，它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中国特色道路呈现给全球发展新的样态格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避免了任何形式的“文明冲突”抑或文明野蛮性发展的理路。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升华。任何一个时代，文明形态的形成都离不开技术与国家治理的互动。从马克思国家文明治理叙事角度来讲，人类文明形态的嬗变与更新，就是一个国家与社会治理重心转换的过程。无论是传统蒙昧社会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生产技术与生产力的有机互动，都会促进治理结构和文明形态结构的转型升级。百年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在整个国家治理实践中，促进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组成的持续优化。尽管这种优化的系统过程受到治理工具、治理方式、治理环境、治理载体等的影响，然而人们在共同应对和破解现实障碍的时候，都会形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超越了既有现代化模式和发展理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走自己的路”，也是走人类文明发展之路，无疑为整个人类社会文明提供了一种创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文明治理模式。它不仅阻隔着与传统治理和封闭状态的实现，与此同时，它也在治理技术与治理目标和谐共进方面实现了有机统一。国家治理文明的出现，表征着国家的生成与发展，是对整个人类文明智慧的凝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治理文明集中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的先进特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

（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辩证逻辑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进程之中，道路是曲折的，经历了辩证发展的历程。人类通过商业、贸易、运输、战争等手段来进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资本主义文明发挥的是资本逻辑和整个大规模生产的技术文明，它开拓的是世界历史新的视界。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的相互演进，开拓了整个人类社会范围内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融合和文明冲突。当然，资本主义文明曾经创造了人类文明的辉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顺风顺水的，它是一个几经反复、经历借鉴、吸收、吐纳、扬弃的过程。其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文明，此二者在冲突融合中生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总体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成果，围绕着整个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融合而展开，在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道路。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唯有不同文明之间实现生产力的普遍交往，才能从源头上消解文明冲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当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工业和普遍交往就成为必然趋势，走现代化道路体现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而历史规律的决定性要通过历史主体的选择性来实现，历史规律形成和实现于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中。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形成都有独特的标识。这些标识诸如火的使用、弓箭的制造和使用、制陶技术的应用、动物的驯养和植物种植、铁矿石的提炼等，都是人类长期生产经验和文明社会的探索。尽管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不认为人类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有文明，马克思恩格斯也赞同这一类观点；然而达成共识的是，文化并不等同于文明。摩尔根所强调的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换言之，从文化生成的视角来看，文明的生成不以人类简单的经验积累和认知为基础，相反，它是以较高的文化形态为基础的。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的论述都指向一点：人类文明形成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改进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的进程。与此同时，他们都认为人类文明形态的跃迁是一种历史进程。这种历史进程的轨迹是总体向上的，具有不可逆性。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叙事话语强调文明是一种有机的状态，这种状态呈现着积极和创新的基本特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着中国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的鲜活创新力，展现中国智慧。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底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彰显中国自信和中国力量。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征程上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开辟出一条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先进政党为领导核心、人民利益为根本宗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底色、民族复兴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价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马克思国家治理观的话语叙事特质。它反映着中国人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综合，体现着马克思国家治理观文明叙事语境中对人类文明社会的创造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与演进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规律，其彰显了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独特魅力。一方面，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依据的是不同的现实条件和各类因素对文明实体的影响。任何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都要从不同的观察维度出发，对其文明实体形态和文明的形成进行细致的考查和区分。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人们考量各种文明嬗变和革新进程中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从文明形态范式来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文明治理的世界意义，不仅要看到中国古代优秀文明，也要重视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现代文明，这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国家治理相结合而生提供给人类文明宝库的优秀成果。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新超越。中国新民主主义文明体系始终具有文明的自觉超越。中国新民主主义文明体系是不同于中国古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体系，它强调的是中国式样的、过渡性质的文明体系。中国新民主主义文明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建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明理论框架。早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文化自觉和文明生成就被提倡。《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主要内容不仅包括“中国向何处去”和“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它还包括“中国历史的特点”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显而易见，第一，“中国向何处去”是个总体的中华民族新文明问题。它观照了中国文明形态的创造问题。第二，“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观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第三，“中国的历史特点”确认的就是要承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人类新文明。第四，“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饱含着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深刻要义以及二者的互动过程。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说的“世界文学”与民族发展促成的新文明互动关系是不谋而合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文明，完全不同于封建文明、资产阶级文明，其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体现了中国文明形态和文明新体系的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历过扬弃的过程，不仅是客观规律性进程,更是超越传统的文明之路。它全面深刻解答了现代性文明的“世界之问”“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中国之问”,它不仅在新的规律性趋势上超越了西方现代性道路,也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经典现代性道路,而且以中国方案开辟了人类新文明路向。中国特色道路和中国特色文明形态彰显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创造的现实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中，完成了中国经济文明形态的创造性探索和制度文明形态的重新解构和诠释。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都要探寻属于自己特色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新文明形态呈现巨大的活力，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会对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世界意义。

（一）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宝库

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为当代中国文明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导。文明进步与文明形态的嬗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焦点议题。马克思以对现代性批判的历史语境之中来考察和讨论文明形态。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文明形态的生成与演进。从唯物史观的萌芽到成熟的全部过程，从文明治理的视角来说，其实质就是社会发展矛盾的文化结构的透视。达成共识的是，马克思始终坚持认为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来自于当时的经济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调整。由此，深入文明形态嬗变背后的逻辑机理才能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深刻思考中国特色的道路生成和演进，为中国文明的未来走向提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框架。中国特色发展的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创新历程，它既关注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现实条件，又对世界文明形态进行合理性的批判和重新诠释。与此同时，剖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中国特色道路的融合，对不合理的文明形态进行批判性吸收，从而寻求新文明的建构，吐故纳新，在不断地革新现存不合理文明治理制度的框架中推进中国国家治理效能。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探索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进路提供了超越以往任何一种文明框架的科学的中国特色方案。它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构建了文明和进步之间共赢的中国特色道路和文明形态治理方案，由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宝库。自从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革命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引起了整个全球治理的文明创造的现实变化。与此同时，尽管文明形态的生成也遭遇到各类风险和挑战，然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文明形态的生成也是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在当代的创造性应用。马克思恩格斯曾言说资本主义创造了快速的文明形态，“世界文学”的出现，“田园诗”一样的文明社会格局被资本逻辑所消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契合中国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理想的文明形态，这为非西方文明社会治理提出一种可参考的先进的治理方案。立足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叙事语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文明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政治实践相融合的智慧结晶。在英国对印度的统治里，文明形态的划分是以发达生产力来区分的。现代文明国家的治理应当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背景中文明向着全球扩张那样的生成和演进逻辑。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宝库，彰显世界意义。

（二）为人类建构文明共同体治理提供全新视界

文明共同体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实际上，文明共同体治理既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说的人类文明社会，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结成的鲜明的生产劳动共同体。与此同时，《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蕴含的文明共同体治理思想都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指引。这种联合的文明共同体治理或许才是马克思心目中所憧憬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从这个视角来审视可知。其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重在城市治理和农村治理双重有机互动中探索到一种契合中国特色的文明共同体治理。在治理的进程之中，文明与技术之间的解构和重组依然受到客观现实条件和动力支撑因素的限制。发端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西方文明形态，创造了与以往不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二，文明共同体治理是对中国特色道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互构省思。从古至今，文明形态总是与野蛮形态相伴，它们表征着不同的存在状态。观照波澜壮阔的中国治理和全球治理，它们的有机融合，是塑造一种文明共同体创新发展的必然进路。

（三）为提升全球治理效能构建基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深刻改变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另一方面，它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全球治理效能的提升要尊重文明形态的创造，在承继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要不断加强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探讨和运用。厚实的物质基础与持续的社会结构优化，才是马克思认为能够提升全球治理效能的最主要因素。马克思认为，英国的先进技术和治理为落后的印度清除了开启现代文明进程的障碍，促成印度实现文明形态创造，为印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物质保障。英国为印度国家治理促成的进步并非内生的、自然自发的。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世界文明发展发生重要作用。当中国在经济硬实力方面成为世界大国之后，就必然会扩大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形成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性普遍交往。马克思认为，客观的物质性的普遍交往会促进整个文明样态发生质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强调，任何一个国家治理文明的产生都源自于生产力和劳动生产交往的发展程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为整个人类文明创造了新的文明形态正是国家治理文明高度发达的成果，它体现着中国国家治理在分工与世界交往中的整体作用形成的文明成果，从而为全球治理效能构建了基石。

四、余论

近代的资本主义文明之所以能向全球扩展，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发达的生产力和商品。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源自于生产工具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它改造了世界区域经济治理格局。与之相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叙述的那样：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以多种视野和创新方法来剖析人类文明传承的一般规律和主要特征，以此来深入把握其现实基础、理论来源和核心要义，探究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叙事视野中的中国特色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发展规律性、科学合理性,从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何以可能、何以可行、何以可为的深刻道理。这不仅是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和讲好现代化的中国故事的必然要求，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特殊贡献、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认知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重塑和扩展人们对文明形态的认知和内在逻辑，它不是基于理念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显现，它是基于人民的实践，是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当代创新发展。在新时代征程上，一方面，我们要把握“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向“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转变趋势，以中国精神、中华文化为载体建构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而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文化场景”。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对世界文明的形塑和革新具有重要意义，为其全球治理提供了强大的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运用马克思国家文明治理观来阐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意义，其势必使中国文明形态推向全球治理文明框架。中国将用自己文明的活力、生命力和实际效果对人类文明形态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推进。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