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珊云 黄亚婷 汪辉 | 多国视角下的国际教育研究发展与趋势

作者简介

何珊云

何珊云（1984—），女，浙江杭州人，博士，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学习科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课程理论、课程改革研究。

摘要：教育研究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才培养等具有重要影响，直接关系着国家未来发展与实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研究以2010—2019年间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芬兰六个代表国家的教育研究论文、教育政策文本、教育专业研究协会会议主题、基金项目、大学报告、智库报告等作为数据来源和分析对象，以文献计量、文本分析等质与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从而呈现国际教育研究发展中的共同主题和国别特点。六国教育研究的发展受到了研究传统、实践、政策、方法、学科交叉融合、技术等因素的驱动，在未来将持续关注“质量”“公平”和“教师”，并试图解决教育如何应对社会变革、技术发展如何影响教育、全球疫情背景下教育何去何从等问题。

关键词：教育研究；技术；教师；全球本土化

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在教育政策改革与研究方面的反思。在随后的十余年间，各国政府的教育研究与政策都更加关注教育作为个人幸福生活、社会健康发展的“支点作用”。同时，知名全球化学者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son）提出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也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的同时，本土和区域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在同质化和集中化趋势的同时，也出现了异质性和分散化的趋势。[1]因此，当我们试图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回首全球教育研究近十年的研究发展，我们需要将教育研究的发展置于“全球”与“本土”这一双重视角中加以审视，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教育研究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如何与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互动，并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演进及趋势，同时理解不同国家的教育科学研究如何在全球视域中形成镶嵌于自身本土情境中的研究热点与脉络。

分析思路与方法

诚如罗兰·罗伯逊所言，全球本土化是“普遍性的特殊化与特殊性的普遍化”[2]，因此在试图把握国际教育研究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了解世界范围内的总体趋势外，也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本土化力量。在案例国家的选择上首先需要考虑各个案例国家的重要性和典型性，此外，也需要充分理解不同国家教育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传统背景。

（一）案例国家

　　本研究以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芬兰等六国为案例国家来呈现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研究总体趋势。首先，本研究以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为时间区间，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教育学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15本期刊进行了初步筛选。这15本期刊内容涵盖了教育学专业下的各个研究领域，并且能够很好地代表教育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其中，经检索共搜索到美国籍学者发文为2 844篇，占总刊文量的一半以上，充分显示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强国，其教育研究期刊论文在发文数量和质量上均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是非常重要的案例国家。而德国作为全球经济强国、欧洲第一的经济体，同时也具有悠久教育传统和世界水平的教育综合实力，教育研究在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上仅次于美国，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教育研究不仅在英联邦国家中，同样在世界范围内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因此本研究也选择英国作为典型性国家。从地缘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考虑，我们也选择了亚洲的近邻日本作为案例国家。澳大利亚作为南半球的代表性国家也是本研究的考察国家。此外，芬兰在近十几年间一直被世界范围内公认为最具教育实践影响力的国家，因此也作为本研究选择的国家。

（二）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研究以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这十年为时间区间，主要选择了六个案例国家的教育研究论文、教育政策文本、教育专业研究协会会议主题、基金项目、大学报告、智库报告等作为数据来源和分析对象。本文将这一时间段中各国国籍作者发表的论文按照国别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主要以研究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和突现分析，从而分析六国的教育研究与改革的重要主题和整体进程。此外，还对这十年间六国的重要教育政策文本、专业学术会议主题、重要智库报告等进行文献分析。其中，质、量相结合的方法在不同国家数据分析的过程中会有差异性侧重。原因在于，六国中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也有非英语母语国家（德国、芬兰、日本）；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和教育研究传统，因此在学者英文文献发表、政策颁布等方面有所差异，也使文本分析的来源选择上会略有侧重。如对于美国、英国等国家，本研究主要以研究者的论文等为主；而对于日本、芬兰等国家，由于在英文期刊上的发文量有限，因此更加着重于该国的非期刊发表的研究报告等文本。这样各有侧重的文本选择方式，试图应对不同国情和研究背景中各国教育研究开展的具体情况，并试图在呈现国际范围内教育研究的共性与趋势的同时梳理六国在国别化情境中各自的个性，从而更好地理解教育研究的“全球本土化”，并为我国教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与重点提供借鉴与参考。

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共同主题与国别特点

（一）共同主题

第一，六国研究和政策都聚集于“如何学得有效”“如何在教育中获得成功”这一教育本质的主题，“学什么”“怎么学”“如何评价学习”等成为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学习成就、学习评价、STEM学习、跨学科学习、多媒体学习、数字化学习等问题成为研究者主要的关注点。美国的教育研究虽然随着政党更迭出现一定的变化，但STEM教育、教育技术计划都是近十年教育改革的重点战略和研究者重点关注的研究问题。美国的众多世界一流高校关注在线课程的建设、学生在线学习效果等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也有越来越多国家关注教育数字化的研究。如德国在高等教育的数字化研究方面，探究数字化在高等教育中的教学适用性，包括是否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创新能力和学习效果等。[3]英国也非常重视高等教育领域的大学生学习、教师教育、教育技术、学术身份和国际化等议题。

　　同时，六国的教育研究也关注学生需求，加强为学生提供支持，发展学生的才智，反映出人本性、差异性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等世界许多大学主要关注通识教育、在线教育等问题，具体包括新时期的本科教育目标、通识课程内容、建立开环大学、在线课程发展、新的学习空间等变革高等教育实践的议题。[4]各国政府也在关注如何提升学生在教育中获得成功的可能，并对其未来的就业、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日本政府提出人类社会在狩猎社会(Society 1.0)、农耕社会(Society 2.0)、工业社会(Society 3.0)、信息社会(Society 4.0)之后，将迎来智能化社会(Society 5.0)。新的5.0社会需要确立学习者自主发展的模式，构建整合化、综合化、具备迁移能力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5]又如澳大利亚重要的研究主题包括大学生学业成就、大学生参与以及大学生就业等。其中，在大学生学业成就方面，关注影响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各方面因素，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和课程设计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等；在大学生参与方面，通过分析学生学习参与的数据以作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循证基础；在大学生就业方面，主要基于全球化的背景关注大学生就业技能的发展。

　　学习评价和考试评价等教育评价相关问题也是六国教育研究共同关注的议题。如澳大利亚在学习评价等领域的主题包括了评价模式、评价准则以及学生学习发展。在评价模式方面，从学习、教学与评价在课程设计框架中的一致性出发，关注如何将诊断性、形成性、综合性和终结性四种不同类型的评价任务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6]；在评价准则方面，反思当下学习评价标准中不精确和不一致的部分，为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包含了明确性、安全性、典型性、评分策略、评价标准、质量等级、质量界定、复杂判断等设计要素在内的综合性教育评价准则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评价标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可复制性，以此试图为相关主体提供具有整体性和有效性教育评价的政策工具。[7]在学生学习发展方面，研究主要从教师、学生、学校的角度揭示实施学习评价的先决条件[8]以及探讨信息化时代学习评价过程中的及时反馈对于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9]。有效性与可靠性是教育评价的核心，也是澳大利亚学者非常关心的议题，与之相关的次级主题包括考试效度研究以及对教育评价相关政策反思，尤其关注澳大利亚国内高风险考试中的评价效度问题。

第二，六国研究和政策都聚集于“教师”这一重要教育实施者，尤其关注“教师是谁”“如何使教师更专业”等研究问题。近十年来，为了提高英国教师的整体素质，保障英国教育的稳定发展，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教师教育政策用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身份、教师专业主义、领导力和教学效能等教师教育相关问题一直是英国教育学者关心的热点话题。美国的研究者则关注教师教育领域的职前、职后两个阶段，职前主要关注“哪些人成为教师”，以历史研究、批判研究等方法关注社会公平、城市教师教育和社会科学学科教师的培养等问题；职后则更关注“如何成为更好的教师”，主要以词汇教学、技术整合、辩争等实际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为关注点。澳大利亚的研究主要利用行动研究和叙事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关注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身份、职前教师等教师教育相关议题，其中教师专业发展的次级主题包括职前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专业身份建构，重点关注宏观教育政策、教师专业标准、学校绩效文化以及导师制等教师专业发展制度支持对澳大利亚职前教师、初任教师和其他在职教师的专业发展和专业身份建构的影响。在行动研究方面，主要是将意识形态批判、自我反思意识和解放行动相结合，提出基于教师教育的“批判性实践”（critical praxis）认识论行动[10]；在叙事探究方面，主要探讨文化知识和生活经验在教育实践中的嵌入，发现教师的文化身份受到个体所处场域的特殊性以及话语权力关系的影响，如何理解和调动这些身份中蕴含的力量，是探究教师协商个体、专业和情境身份的基础之一[11]。第三，六国研究和政策都聚集于“如何创新、发展教育机构”的问题，因此关注一流大学建设、学校制度改革等研究主题。如德国以建设世界一流的德国大学为主要目标，关注德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德国大学与非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效应，大学跨学科合作研究的作用，高校科研特色的强化，德国大学的课程和教学质量的提升，研究人员的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及性别平等等问题；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全面进行全日制学校改革实验。日本在《第3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中则关注未来学校模式。在新技术革命不断发展的当下，教育领域无法回避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进步对人才素质能力的需求变化，如何完善学校教育设施设备及教育环境以适应变革的需求成为日本基础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第四，六国研究和政策都聚集于“更科学的政策”和“更正确的实践”等问题，因此，如何基于证据制定教育政策和进行教育实践成为主要的研究主题。如英国倡导和重视基于证据的教育政策研究，讲究经验方法的运用、实证数据的收集、证据逻辑链条的建立，以及基于证据的政策建议的提出，从循证出发考察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等。德国也加强实证研究项目，为教育决策提供数据和依据。美国教育研究学会以推广研究成果以改善教育并且服务大众为使命，在教育研究中以实际应用为导向，深切关注教育公平、民主及其与社会现状的关系，提倡跨学科、合作和创新的教育研究。日本在其教育政策中强调要完善技术支撑的作用，即强化数据库的建设与教育管理中新技术手段的应用推广。具体包括构建并灵活运用学习库的大数据资源，基于数据分析对每个学生的能力及适应性开展个别化的最优学习及合作学习，以及构建能以信息化手段对学生日常的学习成果进行储存分析的机制。[12]同时，日本教育科研也积极回应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实践的需求，无论是研究者发文的关键词还是发文时间都与其重要的教育政策呼应，如《第3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2018）、《2040高等教育整体规划》（2018）及《对应技术发展的教育变革》（2019）等，是近年日本政府发表的最重要的教育政策文本。此外，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和关注定量指标的管理方法的广泛运用，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即通过对学习者数据的分析来改善学生学习效果成了近年来英国教育实践和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五，六国研究和政策都聚集于“如何构建健康有机的教育生态”的问题，因此，家校协同、教育与社会关系、教育公平、国际教育治理等成为主要的研究主题。日本关注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社会教育体系构建。基于日本地域格差及社会巨变，日本教育研究中有探讨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会重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教育、终身教育机制模式，其中重点研究问题包括各学段教育的衔接问题、学校教育机制如何与社区形成协同机制、大学教育质量提升的评估问题和财力支撑、终身教育的模式机制以及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协同方式等。德国在工业4.0的背景下提出职业教育4.0的建设计划，其中尤其关注职业教育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革，数字化对职业资格和能力的要求、职业教育科研界与企业的合作等问题。作为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国家，公平平等的理念深入芬兰国民意识。芬兰的教育科学研究充分体现了儿童发展中心，针对幼儿教育和综合学校的教育起点公平，强调为学生学习道路创造平等的条件；同时对学习困难或具有潜在特长的不同群体的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学习帮助，努力定制学生成长方案，多元化提升学习质量以体现包容性和持续性。[14]此外，从阶层、性别和种族等角度探讨教育公平问题也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重点研究领域。

（二）国别特点

　　在全球化、信息化等全球教育改革趋势之外，各国在独特的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等不同具体情境中，也有一些异质性、国别化的研究热点。例如美国研究者除了关注学生的学习以外，也同样关心学生的生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校园暴力和校园枪击问题。此外，美国高等教育学费一直是学生沉重的负担，如何建立可负担的高等教育，通过降低高等教育费用、建立健全贷款制度等帮助学生缓解高等教育经济负担成为具有美国特色的话题。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教育是澳大利亚面临的现实问题，与之相关的次级主题基本围绕教育公平展开，重点关注原住民学生在各个阶段所面临着学业支持不足的问题[15-16]，他们与其他学生相比存在实质性的不平等，如何提高原住民学生的学习韧性是澳大利亚教育系统需要考虑的问题。而英国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源地，一批英国集大成的教育政策研究专家都在持续系统分析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教育政策如何影响英国学校系统、教师工作、学生学习和家长选择等。日本面临经济持续停滞、少子化、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如何拓展新的高等教育生源，积极吸引留学生就成为日本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关注问题。[17]同时基于人生百岁的常态化，终身学习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多元化教育及多样态多学习模式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此外，日本研究者也关注技术变革对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的渗透与影响，强调AI的重要性，加强AI人才培养和AI能力的认定。[18]芬兰高等教育发达，但近几年学生和科研人员国际交流的积极性逐渐下降，因此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提升芬兰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成为芬兰教育科研的重要议题。职业教育则一直是德国教育的强项，在德国提出“工业4.0”之后，如何建设“职业教育4.0”并为工业发展服务，也引发了许多有关职业教育4.0的研究。

六国教育研究的驱动力

教育科学研究发展动力既来自学科领域内部基于知识逻辑的传统和扩张，也来自学科领域外部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驱动，还可能来自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带来的影响。

（一）研究传统驱动

　　全球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国教育学学科化和制度化过程中的研究传统的影响。例如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三大多元文化国家之一，经历过土著民时期、英殖民时期和移民时期，澳大利亚凝聚了上百种不同国家移民和不同民族的文化、经历、信仰和传统等，多元文化发展成了澳大利亚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基石。从澳大利亚近十年教育研究的主题发展可以看到，受英国传统的影响，澳大利亚的教育研究重视课程和教学论、教学评价、教师教育和教育政策等研究主题；同时受澳大利亚本土多元文化特征的影响，原住民教育、全纳教育、跨文化教育等多元文化教育相关议题也是澳大利亚学者关注的重点议题。教育学在美国大学里的学科化过程中,赫尔巴特学派教学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该学派的影响力被美国本土的教育哲学思想及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迅速取代，前者指的是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教育及实用主义思想，后者指的是以桑代克为代表的实验心理学及行为主义心理学。[19]自此，美国的教育学研究深受实验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量化评估测量范式的影响，体现出强烈的逻辑实证主义研究取向。美国的教育研究延续了实证主义的传统，重点关注学校效能改进、教育评估、大规模测量等议题。另外，在心理学之外，美国的教育研究也深受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研究等实证社会科学的影响。

（二）实践驱动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教育现象和问题、揭示教育规律及其运用特征的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学是在总结人类教育实践经验中逐步形成，并经过长期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如英国因为“国家课程和国家考试”体系明确提出通过诊断性、形成性、总结性和评价性的评价来监控学生学习的过程和产出，加强学校和教师的问责，因此考试评价的内容效度、建构效度和结果效度等问题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三）政策驱动

　　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学科，随着各国政府对教育活动的资助、管治及经营的制度化，各国的教育学研究不再只局限于课堂教与学的微观研究以及实验主义的研究取向，而是拓展至社区与社会层面的宏观制度研究取向，特别是提升至公共政策的问责层面。[20]因此，各国的教育研究趋势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驱动的影响，体现出教育科研与教育政策变迁的共振效应。如英国相对成熟的工党和保守党两党政治在英国教育政策从“国家干预”到“撒切尔主义”再转向“第三条道路”的变迁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近十年，英国政府主要经历了工党和保守党联合执政（2010—2016年）以及保守党执政（2016年至今）两个时期。在借鉴上届工党政府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保守党政府围绕教育公平和效率两大主线，提出了许多新的教育主张，例如加强学校自治、赋予教师更多自由、严格课程标准、完善考试制度、兴办自由学校、推进学校改进、建立透明教育资助制度等。

（四）方法驱动

　　教育研究范式是影响教育研究质量的关键因素，反映的是教育学知识生产的基本方法、研究导向、组织方式的总体特征。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研究方法及其知识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科学性，关键就在于它是否具有科学的、系统的且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体系。实证研究始终处于全球教育研究的主导地位，当前的国际教育研究范式及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精细化、科学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量化分析方法外，社会网络分析、文献计量和元分析等新方法不断涌现，文本分析也呈现出量化分析的趋势。另外，近十年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工具变量和断点回归分析等处理因果估计内生性问题的方法比重不断提升。受实证研究方法的发展驱动，各国教育研究不断朝着探索教育规律、预测教育发展和推动教育研究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其中，美国的教育学科长期被以心理学为主的实证科学主宰，历史学和哲学等人文学科被边缘化；相反，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和芬兰等其他国家的教育研究则在实证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达成了相对平衡的格局。

（五）学科交叉融合驱动

　　学科交叉在促进科学进步、知识传承和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教育学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存在着“学科论”和“领域论”之争[20]，传统上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经济学、管理学和人类学等人文社科对教育学领域的知识生产具有重要的学科支撑作用。近年来，随着脑科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编程等相关领域的兴起，如何在教育学视域下与这些新兴学科进行融合创生，从新的角度解决诸如学习过程中的认知活动以及元分析等教育学问题，成了全球教育研究的热点。另外，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数据获取、存储、分析和决策等方面的支持，也推动了教育学这一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联系。

（六）技术驱动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产业结构与社会生态，对教育形态及学习模式等方面也造成了明显的冲击。随着信息技术和教育的进一步深度融合，全球教育研究越来越关注技术革新对教育的影响以及教育如何引领技术变革等议题。总体而言，新技术的运用大大加快了教育革新的速度，为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性，也促进了教育技术相关研究的发展。在美国，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为教学提供了新的媒介，也在此基础上催生了深度学习、网络社群学习、多媒体学习等诸多新兴研究领域，随着相关研究的逐渐深入，美国学者目前的热点话题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估新学习模式下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通过科学技术提升学生认知能力等方面。

国际教育研究未来趋势分析

基于2010—2019年十年间六国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主要议题和驱动因素的分析，本研究也试图勾勒六国教育研究发展的未来图景。

（一）“质量”与“公平”始终是教育科学研究中的核心主题

　　“质量”和“公平”问题是教育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教育质量方面，英国教育学者会继续关注数学、阅读、科学等具体的学科教学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身份、教师专业主义、领导力和教学效能等教师教育相关问题，将着重考虑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教育评价的效度等问题。澳大利亚自2008年以来在基础教育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在早期教育和中小学教育中，加大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投入，完善早期教育体系，推动薄弱学校办学改革，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完善数字化教育资源网络，努力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和民众教育需求，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均衡发展等。未来澳大利亚必将继续探索如何改善澳大利亚的基础教育质量，教育领域的学者也将更加关注数学、阅读、科学等学科教学理论与实践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德国为了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建设一流的德国大学提出了“卓越计划”和“卓越战略”等，关注德国大学的研究、教学和数字化等将是德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新的讨论和发展，这一问题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通识教育。随着哈佛大学2007年启动新一轮通识课程的改革与建设，美国的各所大学都在重新根据学校的定位、特色和新时代高等教育院校的使命重新搭建通识教育框架，发展新的通识教育理念与理论。2015、2016年哈佛大学对于通识教育改革的反思与思考，也将引领通识教育的改革与研究的持续进行。芬兰将继续关注学生发展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等研究，包括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心理学及早期教育领域学生核心能力素质的拓展，课程衔接与教育技术的革新等问题，以及包括留学生教育、语言学习、文化冲突等方面的研究。

　　而在公平方面，英国社会将会继续关注社会公正、机会平等和教育权利等议题。现实社会里阶层、性别、种族和特殊教育需要等都对教育不公平具有再生产作用，虽然英国社会对卓越、等级和精英等的追求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英国学者对上述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但是未来教育公平问题始终会在英国教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面对由性别、家庭背景、地域、原住民、特殊教育需要和移民等带来的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澳大利亚教育政策从“追求质量”向“强调公平，追求卓越”转向，澳大利亚学者也将在未来持续关注由原住民教育等本土问题所引发的教育公平问题，保障原住民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提高原住民的教育参与度，促进原住民的教育发展。

（二）“教师”是教育研究中持续关注的重要身份

　　教育研究中会继续关注教师的研究。如未来澳大利亚学者将会继续关注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专业标准和教师身份等教师教育相关问题。为了实现“卓越的教育体系”，政府将“提高教师质量”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优先领域。促进变革型教师专业化、加强初任教师入职教育、优化弱势地区师资配置、培养教师21世纪核心技能、加强教师教育质量评估的标准引领等将是未来十年澳大利亚教师教育改革的持续性方向，而这背后一直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争议，如联邦加强干预与各州享有自治之间的矛盾，教师外部控制与教师专业自治之间的平衡以及教师教育的质量与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表现之间的关系等都将是澳大利亚教育学者未来持续关注的问题。美国K-12阶段的师资不足与高流失率已经是影响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强师资建设的研究将会继续得到关注。包括对于教师职前培训效果、教师个人的专业认同、教师薪资水平、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教师如何将技术整合进入教学等具体项目将会是理论界和政策领域非常重视的问题。

（三）教育如何应对社会变革成为教育研究者关注的议题

　　教育研究也会更加紧密地与教育政策互动，积极回应与解决社会变革的重点问题。如日本教育政策的首要重点是对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及人力资源开发，这使得教育研究需要重点解构今后10至20年间巨变时代的人的核心素质能力、相应的学习能力提升的路径模式，以及与此关联的教育教学治理机制及外部环境。[21]“基于证据”的教育政策研究和教育社会学批判视角下的教育政策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持续性冲突与角力将会进一步发展成为英国未来教育研究的关键热点。基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是澳大利亚各层级教育的主要实践方式，未来十年澳大利亚学者必将继续关注问责和审计等新自由主义改革对教育治理、教师专业主义和学生发展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教育全球治理的背景下，PISA、TIMSS等国际评估测试将进一步吸引各国对于国际教育质量比较的关注，并引发如何利用国际教育评估项目中的数据、证据和信息，改进教育质量的思考，伴随着国际评估测试项目的周期成为持续的研究热点。

（四）教育研究将继续探究技术更新如何促进教育发展

　　教育研究将继续关注新的技术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新的技术发展作为工具及内涵究竟对教育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教育生态与形态需要如何进行调整，这是教育研究做出探索的重要领域。具体而言，即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进步究竟对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方式手段产生何种程度的变革影响？在教育实践领域新的前沿技术可以催生何种新的学习模式与教育形态？哪些教育的核心要素是目前的技术发展仍然无法替代的？如澳大利亚政府向数字教育革命(DER)计划投入超过21亿美元，旨在加强信息通信技术(ICT)在澳大利亚学校教学中的应用。该计划涉及在澳大利亚所有教育系统和部门进行计算机和软件、校本基础设施、领导力、专业发展和数字资源等方面的投资。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继续出台政策号召推进教育领域的数字化革命。因此，未来澳大利亚学者将会更加关注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效果以及由技术所引发的课程和教学的改变等问题。德国为达到工业4.0时代，以教育4.0促进工业4.0，尤其将数字化作为各项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并融入教育的各个方面。其中在数字高等教育研究上，德国联邦教研部已经发布在2020年5月19日之前继续第四轮数字高等教育研究资助项目的通知，并且透露第四轮资助项目将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对高等教育创新的影响，同时在德国联邦教研部的项目之中也将脑科学与教育教学相结合、教育与法律结合、数字化研究成果与教育相结合等[22]，可见未来德国也会继续加强教育的跨学科研究。

（五）教育研究将回应新常态下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

　　全球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传统教育遭受巨大冲击以及重新调整恢复常态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并影响教育研究者关注的研究问题和方向，如对于学校关闭、重新开放等特殊情况的研究等。在本土疫情发展和全球疫情的影响下，美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隔离学习”，联邦政府紧急投入大笔教育经费用于电子设备购买、基础网络平台建设、免费午餐计划的持续等。这一改变学校教育线性发展的全球性突发事件，也带来未来几年学校教育研究的重点问题。包括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影响、在线教育的有效模式、教师的媒体素养、学生在线学习体验、学校关闭期间的家校合作、贫困儿童的免费午餐计划实施、数字鸿沟的弥合等具体问题都是近期的研究重点。其中，在线教育的问题也愈发受到关注，如何创建在线课程、如何与传统课程进行融合、如何促进教师提供高质量的在线学习资源、学生如何在线形成学习社群、在线教学的实际效果等问题已有了相当的成果。但随着技术的持续发展，将不断有新的模式、新的工具、新的方法改变传统教育教学。这一系列问题还将在全球疫情背景下继续发展，并随着恢复正常状态，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注。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00~108页，出自专题“域外比较：国际视野下的教育研究发展”。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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