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忠义 | 道德的心理高度——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具身认知研究
作者简介 ●●
鲁忠义（1955—），男，河北赵县人，吉林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认知心理和语言认知研究。
从具身认知理论视角对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进行心理学的研究，不仅可以改变人们对传统隐喻概念的认知模式，还可以为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提供心理学的科学实验基础。我们采用心理学的行为研究方法和认知神经科学技术，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结果显示：（1）人们普遍存在着“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的心理表征。（2）与未卷入者相反的是，直接欺负者和受欺负者形成的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是“道德是下，不道德是上”；青少年犯罪者虽然形成的是“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心理表征，但道德概念与垂直空间之间的隐喻联结强度比起正常青少年来要弱。（3）儿童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认知发展有几个不同阶段：儿童4—5岁时初步形成，7—9岁时基本形成，11—13岁时已接近成人水平。（4）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存在文化上的差异，由于西方“抑恶”文化和我国“扬善”文化的不同，我们“道德是上”的心理表征更为明显。
关键词
具身认知；道德；概念隐喻；垂直空间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道德概念空间隐喻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以仁义道德概念为例”（项目编号：312711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隐喻在心理上是怎样表征的？这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问题，涉及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Lakoff和Johnson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是平常的语言，而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人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的基础。[1]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上，Lakoff和Johnson又提出了具身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理论。[2]这在语言学界、哲学界和认知科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成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分水岭。第一代认知科学主张“身心二元论”，认为高级心理活动与身体无关，是“离身”的。而第二代认知科学，即具身认知科学，强调身心的同一性。身心同一，指的是外在世界（身体经验）与内在世界（理性、心灵）并非两个截然分开的概念，二者通过“具身”这种途径而相互联系。这种“身心同一性”引申到具身认知中，就是知觉过程与认知过程之间的同一性。具身认知反对传统的“身心二元论”，而试图通过“具身”这个概念把主客体统一起来。
一、概念隐喻的具身性
Lakoff和Johnson认为概念隐喻的具身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2]
首先，概念隐喻与人的具身功能密切相关。我们知道概念隐喻涉及两个基本领域，即始源域和目标域，也就是隐喻的喻体和本体。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它们之所以能建立起联系，首先是因为人的具身性。人的身体具有产生心智的功能，当人的身体与环境相互作用时就塑造了人的认知。例如，人的身体有对空间的“上”和“下”的感知能力，因此在与实践的交互中，就会与“善良”和“邪恶”等抽象概念联系起来，产生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正如李其维在其长文《“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中所指出的，理性是由人的身体特征、大脑的神经结构和以这些身体特性和神经结构为基础所进行的日常活动逐渐塑造的。[3]
其次，概念隐喻的始源域来自身体的感知运动系统。例如，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形成，就是在现实世界中把抽象的道德概念与上下空间联系起来的结果。人们对“正义”“善良”等道德人物常常高山仰止；而对“邪恶”“歹毒”的不道德行为嗤之以鼻。抽象的道德概念与人的感知运动联系在一起，就会在道德概念和垂直空间之间构建起一种隐喻联结。
再次，概念隐喻中目标域和始源域的联结是通过神经系统的联结实现的。根据Lakoff和Johnson的看法，一旦主观经验域与感觉运动域共同激活，通过神经突触权重的变化就可以建立起永久的神经联系。我们看“More Is Up”（多就是上）这个例子，当人们反复体验More和Up这个关系（如往杯里倒水、儿童搭积木）后，将会在数量领域标志More的神经网络和在垂直领域标志Up的神经网络联结起来。最后形成概念隐喻，人们就可以用表示垂直方向的词来表示数量了。
道德概念是社会生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抽象概念，对它的理解也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和感知运动来实现的。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空间位置和运动与道德概念产生了较强的隐喻联结，也就是我们经常体验到的“道德——上”和“不道德——下”之间的联结。十几年来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4-7]本文是对我们近十年来在具身认知理论背景下，对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进行的一系列实验研究的部分成果，希望得出的一些结论对相关的研究者有所启发。
二、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
按照概念隐喻理论，道德概念如“正义”“善良”，不道德概念如“邪恶”“凶残”，是可以通过具体概念如“上”和“下”来表征的。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不仅存在于意识中，也存在于无意识中。
（一）行为实验的证据
1.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在意识层面的心理表征
我们在一项研究中考察了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在意识中的表征。实验采用迫选式纸笔测验进行。[8]发给被试实验材料（印在纸上的道德词和不道德词各15个），另有一幅卡通人物图，参考的是Casasanto研究中所用图形（图1）。[9]实验任务是让被试将所有的实验用词一个一个地放在自己认为合适的卡通人物上方或下方的方块中。实验结果显示，被试把道德词放到上方的比率为89%，放在下方的比率是11%，二者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不道德词的放置情况也一样，把不道德词放到下方的比率（90%）远远高于把它放到上方的比率（10%）。这就是说，被试明确地做出了“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的判断，或者说他们在意识层面存在着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
图1 实验用卡通人物图片
2.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在无意识层面的心理表征
我们通过迫选法发现，人们在意识中存在着“道德是上”和“不道德是下”的心理表征。但由于迫选可能会造成被试在把道德词和不道德词放置上下空间时出现“社会规范效应”，因此必须再用另一种方法来观察被试在无意识状态下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情况。为此，我们在2013年这项研究的另一个实验中，参考Meier和Robinson使用的引导式空间Stroop范式[10]，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引导范式的典型实验程序是：首先在电脑屏幕中央呈现一个300ms的注视线索“+++”，接着依次在其正上方或者正下方呈现第2个注视线索“+++”和第3个注视线索“+++”（均为300ms），最后，在屏幕的最上方或最下方随机呈现道德词或不道德词。从屏幕中央开始，连续呈现的注视线索引导着被试的注意向上或向下。被试的任务是以按键的方式对呈现的道德词或不道德词做出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的判断。实验发现了词汇与垂直空间的相容效应，即被试对呈现在屏幕上方的道德词的反应时(548ms)显著地短于下方的反应时(577ms)；而对呈现在屏幕下方的不道德词的反应时(582ms)则明显地短于上方的反应时(601ms)。我们知道，Stroop效应反映的是无意识状态下的心理加工，我们在实验中让被试尽量快而准地对呈现的词汇做褒贬义判断，而反映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即道德词和不道德词与上下空间的隐喻联结）就会对被试的反应时产生影响，因此被试是无意识的。另外实验结束后，询问被试对实验目的的了解情况，结果是被试没有猜测出实验的真实目的是考察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因此可以说，被试对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的加工是自动的、无意识的。
（二）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证据
我们研究团队在一项脑电实验中，采用分离式空间Stroop范式，考察了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情况。[11]实验中，先在屏幕中心呈现一个注视点，之后在注视点的位置出现道德词或不道德词，要求被试既快又准地判断它是道德词还是不道德词。然后，在屏幕上方或者下方出现字母“p”或者“q”，要求被试既快又准确地对其进行判断。
该实验中，一致的试次（道德词和出现在上方的字母/不道德词和出现在下方的字母）比不一致的试次（道德词和出现在下方的字母/不道德词和出现在上方的字母）能够激活更高的N1脑电波峰值。换句话说，在100毫秒时，进行道德或不道德判断，被试的注意会向着相应的意象图式的方向转移。具体说来，被试判断道德词时，注意会转向上方，如果目标刺激出现在视野上方，就会激活更高的N1；相反，当判断不道德词时，被试的注意会转向下方，如果目标刺激出现在视野下方时，同样也会激活更高的N1。实验结果说明抽象的道德概念（目标域）能够激活具体的空间位置（始源域），并表现为向空间注意预期的方向变化。
在对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加工开始的100毫秒时，出现的是不一致易化效应，这说明道德概念和垂直空间两种加工任务竞争同一神经元，开始由于占用同样的认知资源而形成竞争所致。随着时间的增长，到了300毫秒，出现了一个P300成分的脑电波。它的峰值分析结果显示，一致性的主效应显著，不一致的试次比一致的试次激活了更高的P300脑电波峰值。具体说来，如果先对道德词进行判断，然后对出现在下方的字母进行辨别，这样会比先对不道德词进行判断激活一个更高的P300。这一结果说明到了300毫秒时，被试有了更多的注意资源，这时才出现了道德概念和垂直空间的隐喻一致性效应。这项实验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证明了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是具有心理现实性的，说明人们存在着“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的心理表征。
上述行为实验和脑电实验都证明，人们把道德概念和垂直空间以隐喻的方式联结起来，形成的心理表征是“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这反映了认知的具身性。根据具身认知理论，在理解道德概念时，个体会产生“上”“高”等感知运动模拟；在理解不道德概念时，个体则会产生“下”“低”等感知运动模拟。通过模拟从而构建起抽象的道德概念和具体的空间概念之间的隐喻联结。进一步而言，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心理表征的产生是因为道德概念的意义植根于身体，因此，通过把始源域（上下空间概念）映射到目标域（道德概念），才实现了对抽象的道德概念的理解。从理论意义上看，人类与世界“具身”的交互作用方式，不仅塑造了人们对于世界的思考和记忆，也规划和预测着人类空间行为的认知价值。
三、特殊群体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
如果说上述实验的结果证实的是正常人群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现实性，即“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那么一些特殊群体如“卷入欺负行为儿童”“青少年犯罪者”，他们是如何表征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呢？我们的两项研究给出了回答。[12-13]
在2017年的研究中，采用内隐联想测验(实验1）和迫选法（实验2）考察了不同角色儿童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13]不同角色儿童是指利用李小玲（2006）修订的《欺负行为问卷》，筛选出来的五类儿童：直接欺负者、间接欺负者、受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和未卷入者（正常儿童）。
内隐联想测验(IAI)的基本程序是：（1）呈现道德概念，要求被试针对词汇的道德效价做出按键归类反应，道德词按“F”键，不道德词按“J”键；（2）呈现垂直空间位置，“*** ”出现在视野正上方的位置为上，要求被试对其快速且准确地进行判断并归类，属于“上”的按“F”键，属于“下”的按“J”键；（3）IAT1，即联合呈现概念项目与属性项目，要求被试做出按键归类反应，属于道德词和“上”的按“F”键，属于不道德词和“下”的按“J”键；（4）与第一步类似，但要对概念项目做出相反的按键反应，道德词按“J”键，不道德词按“F”键；（5）IAT2，再次联合呈现概念项目和属性项目，要求被试做出按键归类反应，属于道德词和“下”的按“J”键，属于不道德词和“上”的按“F”键。记录被试第3步和第5步中每个项目的按键反应时。另采用ABBA的方式防止顺序效应，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实验1的结果发现，间接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和未卷入者在相容任务（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中的反应时明显快于不相容任务（道德是下，不道德是上）；但是，直接欺负者和受欺负者在相容任务上的反应时反而明显慢于不相容任务。实验结果表明，间接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这两类儿童与未卷入者一样，形成的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即“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但直接欺负者和受欺负者与正常儿童完全相反，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是“道德是下，不道德是上”。实验2采用迫选法（程序如上面的行为实验所述），结果发现五类儿童的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与实验1用内隐联想测验(IAT)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这说明这些儿童的心理加工没有受到“社会规范效应”的影响，他们的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是真实的，不管是在内隐联结上还是在外显的表达上，都具有内外一致的认知模式。
直接欺负者和受欺负者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之所以是“道德是下，不道德是上”，主要是他们认知上的偏差或错误造成的，如偏爱不道德人物的不良特征，并把这些不良特征归为良好特征。例如，认为动画片中的“灰太狼”是强大的，是有能力的。这两类儿童虽然都是认知上的问题，但具体说来原因不完全相同。直接欺负者因其身体上的强壮和情绪上的易怒，所以常常认为欺负和攻击行为是合理的，是控制他人和自己不被欺负的手段。例如，他们把动画人物的“好战性”合理化，所以实验中表现出来的是把这类动画人物放在了卡通图片的上方。他们又认为善良者是软弱的，而软弱就应该是被欺负的对象，因此把这样的动画人物放在了卡通图片的下方。对受欺负者而言，他们具有自卑、敏感的心理特点，在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往往是畏缩不前，胆小怕事，因此他们常常遭到欺负者的攻击。他们之所以认为“道德是下”和“不道德是上”，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像欺负者一样凶猛、强大，以便不被欺负。值得注意的是，间接欺负者虽然也是欺负行为的卷入者，但他们的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同未卷入者是一样的，形成的是“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这是因为这类儿童的认知能力较强，了解是非的标准，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但他们的认知是“冷认知”，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正常，但缺少移情能力。因此，他们往往躲在背后，操纵直接欺负者去欺负弱小者。
在我们的另一项研究中，同样采用了内隐联想测验和迫选法，考察了青少年犯罪者的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心理表征。[13]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犯罪者形成的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与正常青少年是相同的，即“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但道德与上的隐喻联结和不道德与下的隐喻联结都弱于正常青少年。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发现，青少年犯罪者认知未发生扭曲，个性基本正常，加之狱中再教育的作用，因此，他们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是正常的，但他们的认知发展水平较低，在变态心理和犯罪思维方面存在一定问题，造成了他们的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联结强度低。根据本研究的结论，我们认为，对狱中的青少年犯罪者有针对性地进行再教育，可以提高他们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联结强度和认知发展水平。
四、儿童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认知发展
通过上面的这些实验，证明了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是有心理现实性的，人们的头脑中普遍存在着“道德是上和不道德是下”的心理表征。那么，这种心理表征是哪个年龄段形成的，有什么特点和规律？我们的另一项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14-15]
（一）3—6岁儿童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认知发展
随机抽取石家庄市某幼儿园大、中、小班各31名，共93名儿童。学前儿童(3—6岁)是以具体的形象思维为主的，即依靠事物的形象来进行思维。因此，实验中没有办法使用抽象的道德概念来施测，而是采用了动画人物形象来代表道德概念。实验材料是从儿童熟悉的一些图书和影视作品中选取的，道德人物图片（如喜羊羊）和不道德人物图片（如大灰狼）各10张，共20张。首先经过23名大学生被试对20张图片人物特质进行评定。道德图片的评定结果主要是善良、友爱、助人、无私、勇敢、正义、真诚等道德品质词，而不道德图片主要是用自私、阴险、贪婪、狡猾、邪恶、狠毒、凶残等不道德品质词来评定的。接下来由不参加本次实验的32名小班幼儿对实验材料进行识别，结果显示识别率为91.1%。最后，这32名儿童对图片人物道德品质进行区分，正确区分率为92.5%。说明此年龄段的儿童能很好地区分材料中动画人物的道德品质。另外还有一张卡片如图1所示。实验任务是让儿童把道德图片和不道德图片放到卡通人物的上方或者下方的方块中。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实验结果：
首先，从材料角度来分析三个年龄段儿童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心理表征的情况。对于道德图片，大班儿童将它们放在卡通人物上方的比率为64.46%，显著高于小班儿童的52.61%。但是小班和中班儿童、中班和大班儿童之间道德图片放置比率不显著。对于不道德图片，大班儿童将它们放在空间下方的比率为62.83%，显著高于小班儿童的放置比率(52.94%)。小班和中班儿童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中班和大班儿童之间的差异也不显著。简言之，不论是道德图片还是不道德图片，大班儿童把它们摆放在卡通人物上方或下方的比率显著高于小班儿童。但是两个班的儿童摆放的比率都还不是很高（为53%~65%），因此可以说，学前儿童开始初步形成了“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心理表征。
其次，从每个年龄段角度来分析他们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发展情况。不管是道德图片还是不道德图片，小班儿童将其摆放在卡通人物上方或下方的比率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小班儿童还没有形成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到了中班，他们明确地把道德图片放到卡通人物上方的的比率(57.43%)显著高于将其放到下方的比率(42.57%)；把不道德图片放到下方的比率(56.67%)显著高于将其放到上方的比率(43.33%)。大班儿童把道德图片和不道德图片放到上方的比率分别为63.46%和37.17%，而将其放到下方的比率分别为36.54%和62.83%，二者之间有显著的差异。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儿童从中班开始初步形成了“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的心理表征。
（二）7—13岁儿童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认知发展
随机抽取石家庄市某小学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共96名学生，各年级均32人。小学生开始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已基本掌握了抽象的道德词汇，因此我们使用道德词汇来代表道德概念。材料共包括道德词、不道德词及填充词各15个，经筛选这些词不带有“高、低、上、下”等字眼。
采用迫选式纸笔测验法，要求被试按自己的意愿把每个词放在卡通图（如图1所示）上面或下面的方框中。如果放在上方的方框中，被试就在提供给他们的答题纸上选择“A”项；若放在下方的方框中，选择“B”项。
实验结果如下：
首先，从道德词和不道德词角度进行统计分析。对于道德词而言，二年级学生将其放在上方的比率（76.25%）和四年级（83.96%）相比有显著差异，四年级将其放在上方的比率（83.96%）和六年级（90.42%）也有显著差异，二年级（76.25%）和六年级（90.42%）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总之，高年级被试将道德词放在上方的比率显著高于低年级被试。对于不道德词汇而言，二年级将其放在下方的比率（77.29%）和四年级（85.21%）相比差异显著，二年级将其放在上方的比率（77.29%）和六年级（87.08%）相比也很显著，四年级和六年级之间虽然有差异，但差异不显著。总体来说，高年级被试将不道德词放在下方的比率显著高于低年级被试。实验结果表明，随着年龄增长，被试逐渐形成“道德是上”和“不道德是下”的概念隐喻。
其次，从每个年级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二年级被试把道德词放到上方的比率(76.25%)显著高于将其放到下方的比率(23.75%)；把不道德词放到下方的比率(77.29%)显著高于将其放到上方的比率(22.71%)。四年级被试把道德词放到上方的比率(83.96%)显著高于将其放到下方的比率(16.04%)；把不道德词放到下方的比率(85.21%)显著高于将其放到上方的比率(14.79%)。六年级被试把道德词放到上方的比率(90.42%)显著高于将其放到下方的比率(9.58%)；把不道德词放到下方的比率(87.08%)显著高于将其放到上方的比率(12.92%)。
结果表明，二年级学生(7—9岁)已基本形成“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的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迅速发展，11—13岁已接近成人水平。
五、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文化性
文化是认知概念隐喻的基础。同样一个隐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表征。因此，只有在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中才能在根本上理解概念隐喻。我们对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研究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心理现实性的研究中，得出了与国外同类研究不同的结果。[4][7]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道德词呈现在屏幕空间的上方的反应时显著快于呈现在下方，不道德词在上方的反应时则要显著慢于下方。而Hill等人的实验结果是不道德词呈现在垂直空间的下方时，被试的分类判断要快于呈现在上方；但道德词不管是呈现在垂直空间的上方还是下方，它们之间的反应时却没有显著差异。我们的实验结果说明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是“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而西方的实验结果说明“不道德是下”，但没有证明“道德是上”。我们的研究结果之所以与西方的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文化的不同所致。西方文化从性本恶出发，主张用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和制度来抑制人性中的“恶”，是一种“抑恶”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不道德概念的反应会更加敏感，对“不道德是下”的体验更强烈。与西方的“抑恶”文化不同，我们主张的是“扬善”文化，“向雷锋同志学习”就是典型的体现。由于社会鼓励善行，支持对完美目标的追求。因此，人们形成的“道德是上”的文化体验会更深刻。这些研究说明，不能孤立地看待概念隐喻，它不仅反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更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另一项关于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研究中，为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文化性提供了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证据。[15]这项实验的程序是：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然后随机呈现800—1 000毫秒之间的一个时间段，接着屏幕中央呈现一个道德或不道德词，同时记录被试的脑电。单词呈现1 000毫秒之后，屏幕的上、下空间位置分别呈现图形“□”或“◇”。实验分为“一致”和“冲突”两种条件：在一致条件下，要求被试在看到道德词后对随后出现在“上空间”位置中的图形进行按键判断，而在看到不道德词后对随后出现在“下空间”位置中的图形进行按键判断；在冲突条件下，要求被试在看到道德词后对随后出现在“下空间”位置中的图形进行按键判断，而看到不道德词后对随后出现在“上空间”位置中的图形进行按键判断。如果方框中的图形是正方形“□”就按“F”键，是菱形“◇”就按“J”键，记录被试进行图形判断的反应时。
研究结果表明，在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加工过程中，首先得到加工的是“道德是上”，即在道德词呈现100毫秒左右的时间被试就对其做出了反应，而“不道德是下”则要在后期（400毫秒）后才做出反应。而且“道德是上”的加工从100毫秒开始一直保持到400毫秒之后。概括地说，人们加工“道德是上”和“不道德是下”两种隐喻在时间进程上是有差别的，即先加工“道德是上”，后加工“不道德是下”，而且“道德是上”一直持续到晚期。加工时程上的差异同样说明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隐含着文化的影响。如上所述，这是由于中国“扬善”文化所致，扬善是我国道德文化的主旋律，在人们的头脑中持续起着作用。
综上所述，研究人们的道德概念在空间中是怎样表征的，换言之，它的心理高度是怎样的，不仅可以了解人们的道德认知情况，甚至可以将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加工的不同类型，视为道德认知的一种检验工具。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还可以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对其的影响，因此研究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可以加深对社会文化的了解。我们在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心理表征的研究上做了一些工作，但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深层次加工机制是什么样的，它的成分如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各自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研究对教育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57~63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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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芳贵 | 高上会使人更高尚吗?——垂直空间的道德隐喻（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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