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静 韩双淼 顾建民 |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样态与生成逻辑
作者简介 ●●
谢静（1990—），女，安徽芜湖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学术职业研究。
学科的生存样态和生成逻辑具象为学科结构与质量、发展路径和未来走向。研究发现，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结构呈现综合性的学科结构是主流、一流学科是支撑、基础学科发展是共识、跨学科发展方兴未艾的生存样态；成长逻辑上，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聚焦发力、牵引全局”“专注深耕、行稳致远”“交叉融合、创新发展”等三种发展模式；发展趋势上，工学和医学是重点聚焦的学科领域。建议我国一流大学建设应强化学科自觉和内生动力，倡导多样化的学科发展模式，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彰显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
关键词
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学科结构；学科发展模式
学科作为大学的基本“细胞”，具有鲜活的生命症候，即在没有外力驱动的情况下，学科也会在自然环境中形成适应、失衡、竞争等存在机制。[1]尽管我国“双一流”政策的出台为高校夯实学科基础、优化学科布局、形成学科特色提供了战略机遇，但也存在着国家行政过度干预和削弱学科发展自觉的风险。[2]因此，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生存样态与生成逻辑是我国“双一流”建设精准定位发展目标、科学研判发展策略的当务之急。
既有研究多将一流大学的学科建设归于两种路径：一是“建设路径”，即认为一流学科是在国家支持引导和大学规划发展的双重牵引力下崛起的，强调外部的政策规划、资源支持，如俄罗斯的“国家研究型大学计划”，德国的“联邦与各州关于促进德国高校科学与研究卓越计划的协议”和法国的“卓越大学计划”等[3]；二是“生长路径”，即强调学科在漫长发展历程中积淀深厚的学科文化、形成卓越的研究能力、累积良好的学术声誉，自然生长为一流学科，如哈佛大学的工商、政治和医学，耶鲁大学的法学、生物和数学，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工程和数学等。[4]“建设路径”中强调的外援和“生长路径”中主张的内功都是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助力。因此，对学科建设路径的研究既要考察静态的资源特征，也要关注资源与能力结合的动态过程。基于此，本文构建了静态共时与动态历时统整的分析框架，以六所世界一流大学为案例高校，对其学科结构布局、发展质量进行全景式白描，在此基础上凝练学科发展模式并深度发掘学科未来走向。从历史变迁、现实样态和未来走向的三重视角审思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发展，对我国高校增强学科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实现精准对标和深度借鉴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国教育行政部门改革一流学科评价机制提供启示。
一、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取与数据收集
选取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简称为UCLA）、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多伦多大学等六所大学作为案例高校。从学科发展水平看，六所大学均是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和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前20的高校，在办学水平上表征了世界一流；从地理位置看，六所高校都位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国，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瑞士等[5]；再从办学历史看，六所高校均有超过百年的办学历史，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剑桥大学已有八百多年历史，而最近的UCLA也有百余年的历史；最后从学校的学科布局看，既有学科门类相对齐全的综合型大学，也有学科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一流的发展水平、广阔的地域分布、多样化的学科结构和迥异的办学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案例高校的代表性。
本文的数据来源包括各高校官方网站与院系网站公布的学科信息，以及高校发布的战略发展规划，包括剑桥大学《2019年理事会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s of the Council and the General Board 2019）、《斯坦福大学实况2020》（Stanford Facts 2020）、《加州理工大学洛杉矶分校百年目录（2019—2020）》（UCLA 100 Years General catalog 2019—2020）、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2017—2020战略发展计划》（Strategie und Entwicklungsplan 2017—2020）、《面向2030：多伦多大学卓越计划》（Towards 2030:Planning for a Third Century of Excell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与哈佛大学发布的学科规划方案，等等。
（二）分析框架
本文构建静态与动态统整的分析框架，即基于共时性的视角在横向上考察学科静态结构和质量，以厘清世界一流大学学科设置和建设水平维度的特征；基于历时性的视角在纵向上回溯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发展的历程，梳理学科发展趋势，以探寻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的特征。
案例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多参照本国学科专业目录，而这些国家学科专业目录的共性增强了案例高校的学科可比性。受科学内在逻辑的影响[6]，案例高校所在国家的学科目录均采用纵向的分层结构，其中位于第一层次的学科设置从宏观层面划分学科类别，如英国的《JACS-3.0目录》[7]、美国和加拿大的《CIP-2020目录》[8]的第一层次都是学科群。这些学科群类似于我国《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中的一级学科，因此本文在梳理案例高校学科设置时主要关注的是第一层次的学科，以增强对我国学科专业设置的借鉴意义。鉴于案例高校的第一层次学科设置仍然存在差异性，因此为了便于比较，本文结合ARWU的分类体系，将案例高校学科统摄于六个学科领域，即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学（表1）。该学科领域划分框架是工具性的，为本文的学科比较提供分析维度，但并不能完全避免交叉和重叠。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结构与学科质量
（一）学科结构
参照表1的学科分类划分，本文梳理出案例高校的现行学科结构，并对其进行可视化呈现（图1—图6）。需要说明的是，国外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中具有较大自主权，故而各高校之间和同一高校内部不同院系之间学科专业设置差异较大，表现在学科专业数量上部分高校和院系倾向设置较为宏观的学科专业，则学科专业数量较少；部分高校和院系青睐于微观的学科专业设置，因而学科专业数量较多。鉴于此，可视化的呈现在学科专业设置数量的基础上采用“对数刻度”，从而尽可能弱化数量上的差异而增强学科结构上的差异。
从案例高校各自的学科结构看，除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外，其他五所高校均覆盖了六大学科领域，与其综合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契合。其中，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学科设置最为集中，主要聚焦于工学和理学。尽管五所综合型大学的学科领域覆盖面广泛，但其内部学科领域的占比差异较大，其中剑桥大学的医学领域占比远高于其他学科领域，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社会科学领域占比较高，UCLA和多伦多大学则是艺术与人文领域占比较高。
鉴于高校主要依据学科设置学院，本文进一步整理出案例高校的学院设置以比对前文分析结果。分析结果显示，案例高校的学院设置集中于医学院、工程学院、教育学院和法学院，与上文中学科领域分布集中于医学、工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基本一致。
（二）学科质量
本文参照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科领域排名（2016）》，梳理出案例高校的学科排名情况（表2）。由于ARWU排行榜不包括人文与艺术学科的排名，故在此不做讨论。从学科排名看，案例高校中除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社会科学排名位于世界101-150名且无医学学科，多伦多大学的理科排名位于世界51-75名外，其余均位于世界前50名。其中，哈佛大学的生命、医学和社科均占据世界第一，但工科排名37名，远远落后于该校其它四门学科。斯坦福大学的五个学科领域虽规模大小不一，但质量均位于世界前10名。
从案例高校五大领域的学科水平差异看，斯坦福大学排名差异最小（SD= 2.07），哈佛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多伦多大学的学科领域发展水平差异较大（SD＞10）。学科数量和学科排名间无显著相关(R= -0.282)，这与既有研究结论吻合，如翟亚军对八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研究发现学科规模和学科水平高低没有必然联系[6]；卢猛对美国24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表明学科规模和学科竞争力间不存在实质相关性[9]。
总体而言，上述高校的学科结构和质量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综合性学科结构是主流。无论是以多科技术性学院发展起来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等，还是建校初就以综合性为追求目标的哈佛大学等，它们都在长期的建设和积累中逐渐形成了理科、工科、生命科学、医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学等学科相对齐全的学科布局。
二是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支撑，但并非一流大学的所有学科都是优势学科。案例高校的学科大多进入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前列，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支撑力。然而，高校内部的学科领域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意味着不同高校在学科建设上形成了不同的优势学科。
三是发展基础学科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案例高校尽管在学科发展上有不同侧重，但均青睐于基础学科建设，即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是交叉学科与跨学科领域方兴未艾。案例高校均设置了交叉学科与跨学科，其中UCLA在此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几乎所有学院均设置了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三、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发展模式和
未来趋势
（一）发展模式
学科发展是自主生成和外力输入的耦合协调过程，即学科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不仅基于学科逻辑积淀深厚的学科文化、形成卓越的研究能力、累积良好的学术声誉[10]，而且在与社会的频繁互动与密切联系中既获得政策支持和资源供给，也受社会变迁和国家规划等因素的牵引[11]。就此而言，高校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要做好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间的博弈，且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形成了一套自身独特的建设模式。此处的“模式”偏向方法范畴，指向的是高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顺应内外部发展形势做出的“自觉行动”和“有意选择”共同形成的建设路径。[6]结合世界一流大学学科静态的结构特征和质量表现，本文以案例高校动态的办学历程为切入点，从学科逻辑与外部需求互动的视角中梳理出学科达致一流的建设模式。
1.“聚焦发力、牵引全局”的学科发展模式
“聚焦发力、牵引全局”的学科发展模式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少数重点学科领域，实现重点学科的率先崛起，进而基于重点学科积累的学术声誉和社会资本支撑学校整体实力提升，并反哺其他学科的发展。此类高校选择的少数重点学科往往是办学特色明显、社会需求紧迫的学科，因为这些学科在与其他高校的同类型学科比较中更有竞争优势，更容易争取到国家和社会的资源投入。斯坦福大学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发展都是遵循这一学科发展轨迹。
创办于19世纪末的斯坦福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获取办学资源是该校创办后的第一要务，因此该校在创立之初就将“实用主义”的基因印刻于办学实践。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政治经济的催化下，美国军方对新的战争技术的快速开发和制作的需求促进了企业和大学间的互动。斯坦福牢牢抓住这一机会，大力发展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工程学科，以争取联邦政府的资助，该资助为大学与企业的合作提供了资金。联邦政府的资助也引发了高校内部学科间的不平衡，凸显为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核工程、电子学等学科获得充沛的资金，而非实用的学术领域则资金短缺。对此，斯坦福大学的领导者认为“卓越”与“平衡”并非如影相随，因此提出“卓越的尖塔”计划，将对第三次科技革命具有直接支撑意义的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作为大学的重点学科，强化了与硅谷地区的产学研合作，并依托重点学科的示范和激励作用带动了学校的整体发展。[12]
2.“专注深耕、行稳致远”的学科发展模式
“专注深耕、行稳致远”的学科发展模式是指尽管大学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逐渐设置了相对齐全的学科门类，但最初设置的传统学科始终是学科重点领域，且随着外部环境变化不断赋予传统学科新的生机与活力。形成此类学科建设模式的一般是老牌一流大学，因为它们有较长的发展时间，且在学科发展之初就型塑了传统学科的范式，具有明显的积淀优势。剑桥大学和仿照其建立的哈佛大学都是此类学科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以哈佛大学为例，受英国博雅教育传统的影响，其早期课程中即渗透着通识教育的精神。至1943年，时任校长科南特主持发布了《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书，正式启动全面推进通识教育的发展道路。[13]该报告指出，要通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培养学生“有效的思考、交流思想、做出恰当判断以及辨别价值”四种能力。此后，哈佛大学又发布了《哈佛大学核心课程报告书》，提倡以新的核心课程替代通识课程。[14]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知识经济的加速发展，哈佛大学发布《通识教育工作小组报告》，强调通过模块化知识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科技意识、反思和批判精神，追求知识的整体性，注重为学生的未来生活做准备。[15]此后，为了改革模块化课程将知识分得过细的缺陷，哈佛法学在通识教育中增设了暑期课程，围绕经济学原理、美国政府、比较政策等学科领域开始广泛的课程[16]，尽可能实现跨学科的学习。
3.“交叉融合、创新发展”的学科发展模式
“交叉融合、协同发展”的学科发展模式是指通过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的路径实现学科知识间的贯通、融合和创新，继而通过开辟新的学科领域产生新知识，或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中带来更好的社会效应，从而奠定一流的地位。20世纪中后期，以知识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知识形成于应用情境，跨学科、异质性、应用性是知识生产模式的最基本特征。[17]这些新的变化对知识的组织化形式——学科，提出了新的挑战，促使跨学科成为知识生产和高校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多伦多大学和UCLA都是此类学科建设模式的典范。
UCLA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依靠跨学科研究走上了创业型大学的发展之路。一方面该校鼓励地理位置相邻的学院开展合作，如生命科学学院与工程学院、物理科学学院等地理位置比邻的学院合作频繁，并在频繁的合作中更新了生命科学的基础知识，且推进了基础知识在现实社会的实际应用[18]；另一方面，该校依托跨学科研究项目建设了诸多跨学科研究中心，如该校结合了分子和航空航天技术，与国家航空航天局联合建立了细胞模拟太空探索研究所，生命科学研究院利用人类基因组研究项目的结构与医学共建综合肿瘤中心[19]。这些研究中心在学科发展与现实需求间搭建了桥梁，不仅打破了学科界限，促使不同学科携手攻克难题，而且通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有效满足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发展趋势
通过梳理案例高校战略规划中的重点发展学科，本文提炼与总结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向（表3）。具体而言，上述高校在学科发展规划方面呈现出如下共性趋势：
1.工学和医学是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视的学科领域
新工业革命后，世界各国逐步认识到新兴工程科技人才对于革新传统生产方式和变迁经济结构的核心作用。在此背景下，世界一流大学纷纷发展工科，就连偏好基础科学的哈佛大学也于2007年成立了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而后现代社会中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和人类所面临的能源与资源危机、生态与环境危机、气候变化危机等多重挑战促使工学领域中的计算机科学与工程、能源科学与工程和遥感技术成为最热门学科。例如，剑桥大学在2019年启动的“剑桥零号”计划，旨在利用大学的自然科学、工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知识开发绿色燃料、技术和材料，实现零碳未来以保护大气环境。为了配合该项计划的实施，剑桥大学也提倡将气候风险评估和调适措施纳入经济决策和健康与护理决策中，并强调更新交通、城市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剑桥大学还以身作则地制定了大学零碳排放规划，承诺到2048年整个校园实现绝对零碳排放。[20]
医学是现代大学中最古老的学科领域之一，在漫长的大学发展史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医学在大学学科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上述高校纷纷将医学发展纳入学科重点，尤为关注临床医学中的癌症治疗和医学技术中的康复治疗问题。例如，多伦多大学规划新招收康复医学博士；剑桥大学的校内研究经费将重点支持剑桥癌症研究所的发展，并从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疑难癌症的攻克。
2.社会科学是世界一流大学始终坚守的学科领域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21]，其重要性也同样体现在世界一流大学对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视之中，尤其是对经济学、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坚守。例如，UCLA专门针对社会科学研究设置了加州人口研究中心、贫困城市研究中心、学生发展评估中心等机构；多伦多大学规划在未来增设金融硕士、公共政策硕士等学位中心。
值得关注的是，即使一直深耕理工领域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近些年也逐渐意识到理工科唯有携手社会科学、艺术人文学科才能解决人类社会复杂问题，因而提出要加强工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合作。[22]此外，该校还基于管理学成立了风险管控中心，旨在充当学术界、工业界、政府机构和其他民间组织间的接口，从而有效地将学术界研究成果转化并应用于工业界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风险评估、风险分散与政策设计。[23]跨学科研究方法是该中心开展研究的主要路径，目前该中心的成员来自计算机科学、数学、环境科学、地球学等八个研究领域。该中心发布的《风险管控中心活动报告（2018—2019）》中提出2020—2021年将重点关注医疗保健、老龄化、网络风险、社会系统弹性和气候变化等议题。[24]
3.理学、生命科学和艺术人文发展日益受到关注
专注于基础科学的理学为工学发展提供了基本原理，是科技进步的根基，近年来在大学学科发展中不断受到重视。例如，剑桥大学强调倚重地理学，斯坦福大学聚焦海洋科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关注物理学、数学和大气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中对急功近利思想的摒弃，更加强调厚积薄发。生命科学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供重要基础理论，尤其是为现代医学提供了基础医学的知识。于是，剑桥大学规划成立免疫学研究中心、代谢学研究中心等。
艺术人文学科同样是大学中较为古老的学科领域之一，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均设置了文理学院，且在其未来学科规划中，艺术人文学科同样占有一席之地。例如，多伦多大学校长内勒（David Naylor）曾表示，“艺术与人文不仅能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还能促进不同文化和国家间沟通交流”。因此，该校将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和人文素养纳入人才培养目标，强调语言能力、人际沟通能力、领导能力、批判性思维和读写能力等的培养。[25]近些年，该校拟规划新增电影学硕士和视觉设计学硕士，且在艺术与人文学科推行“一年级学习社区”制度，要求一年级学生每周都要与一名高年级学生或导师见面，讨论学习进展以进一步提升艺术与人文学科人才培养质量。[26]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六所世界一流大学学科为案例，从静态视阈中考察了学科结构和发展质量，识别出世界一流大学立足的根基在于高质量优势学科支撑下的相对齐全的学科结构，且在厚植基础学科的基础上注重交叉/跨学科领域发展，但学科数量和学科质量间不存在必然相关性；结合动态的历史回溯，凝练出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结合办学传统和现实需求形成了“聚焦发力、牵引全局”“专注深耕、行稳致远”和“交叉融合、创新发展”三种建设模式；未来走向上，直接作用于现实问题解决的工学和医学是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发力的重点靶向，且社会科学、理学、生命科学和艺术人文发展同样受到关注。概而言之，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布局与优势学科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高校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结合时代背景、社会需求、办学特色和高校文化反复塑造形成的。
（二）借鉴与启示
在中国政府的强力推动和政策支持下，我国双一流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行政力量的过度介入和对西方大学和学科发展的模仿不当等突出问题。其中，对西方大学和学科的模仿不当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科发展定位不精准，以大学排名选择学科对标的发展标杆，不顾高校的历史传统和发展土壤进行简单移植和粗暴模仿，缺乏对标学科发展模式的深度借鉴[27]；二是学科设置上执着于模仿西方高校传统优势学科，始终紧随其后亦步亦趋，导致后发国家学科建设难以超越先发国家的累积优势[28]；三是学科建设成效上倚重“形似”，追求学科评估排位、ESI学科突破上的目标、学位点新增计划等，忽视学科实质的知识增长和社会贡献[2]。基于上述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经验和我国学科建设中凸显的不足，本文对我国一流学科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1.弱化政府过度干预，回归学科自觉
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布局的需要，以资源为杠杆对高校学科建设进行调控，具有现实的必然性。我国一流学科建设中，政府的调控力凸显在以国家“钦定”的方式选择重点学科，过度追求绩效指标和依赖外部器物层面的资源供给对学科实力提升的支撑作用[29]，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大学制度建设、学科文化涵养和学科共同体的建设责任与自觉，导致学科建设上的后劲不足。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发展逻辑已经表明，一流学科的形成绝非即时之举，更非空穴来风，而是大学基于历史传统与时代特质，在主动回应社会和国家需求且相互磨合的互动中积淀而来，因此我国一流学科建设要充分激发学科共同体的学科建设自觉，主动拓宽学科生长的时空。
2.提倡多样化学科发展模式，凸显高校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发展并不拘泥于单一的建设模式，而是基于高校的办学传统、资源条件，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求形成了多样化的学科发展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源短缺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掣肘，但学科建设又是一项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活动，因此以重点学科建设带动学校整体实力提升也许是我国大多数高校学科建设的可能路径。[30]在重点学科的选择上，既要结合高校的办学传统，也要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传统优势学科中遴选发展后劲足且又能凸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色的“潜在一流学科”。学科建设资源向“潜在一流学科”重点倾斜的同时，依靠该学科的发展提升学校整体实力，以竞争更多的资源支撑其他学科协同发展。
3.鼓励发展跨学科和交叉学科，推动弯道超车
在西方高等教育引领全球的发展格局下，我国一流学科的建设若依靠单纯的跟风和模仿传统学科，只能陷入屈居人后、难以超越的境遇，因此依靠跨学科和交叉学科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生成新的学科知识成为后发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的途径之一。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由追求学术卓越到注重问题解决，再到突出协同创新的变迁，学科发展中愈发强调以复杂实际问题为支点构建学科知识。[31]对复杂问题的解决需要依赖多学科的协同，其通常围绕研究问题将隶属于多学科组织的成员组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不同学科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为学科知识整合和创新提供土壤。
4.结合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实现内涵建设
学科排行榜只是为一流学科提供了符号化的标识，并非一流学科的本质所在。在知识与经济深入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知识生产的价值由“求真”向“求用”转变，强调面向应用、服务经济社会和接受社会标准的研判[32]，注重学科建设中“学术性”和“实践性”的融合[33]。一流学科的“一流”不仅指向发轫于知识逻辑的学术卓越，也应具备回应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需求的一流服务能力和水平，因而学科知识要能回应政府和市场需求，充分发挥知识生产对经济社会的引领作用。我国一流学科建设中不能将学科建设异化为学科评价指标的增长，而是坚持质量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强调学科建设对学术知识增长和服务社会的贡献。
（注：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17~125页。为阅读方便，此处删去原文注释。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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