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喷嚏绷断皮带，假冒伪劣！骗到省长身上？
编者按
红船起航，转瞬百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时间是最客观的尺度，丈量着前行的步履，标注着奋斗的艰辛，沉淀着精神的价值。浙江作为"红色根脉"，百年来留下了太多难忘的瞬间……《瞬间：重返浙江红色现场》一书记录了百年来在浙江大地上发生的党史故事，用一个个“瞬间”串联起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
在此之际，中新社浙江分社和浙江省、杭州市党史部门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胜利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带您走进《瞬间：重返浙江红色现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百年历史的缩影，也是浙江人民一百年来宝贵的集体记忆——在“浙”些“瞬间”中重返党史现场、重温红色记忆，以浙江之窗口窥见中共百年的“成长秘密”。
浙江民营经济崛起的那些年
中新社 王 旻 严 格 柴燕菲
口述人 柴松岳
柴松岳：浙江舟山人。改革开放后历任浙江省副省长，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省长，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浙江经济发展，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史轨迹的缩影。
今天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乡镇企业成功改制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
资料图：浙江义乌。童多综 摄
乡镇企业起步阶段发展的动力就是物资短缺，所以出现了好多“敲敲打打”的小企业，乡镇企业就这样起家了。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乡镇企业的发展国家没有计划，它被逼无奈只能靠自己。浙江人很了不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四千精神”：跑遍千山万水，讲了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想了千方百计。乡镇企业就是这样从各种渠道寻求发展。当时浙江煤炭、钢材很短缺，山西粮食很短缺，浙江人就把浙江的大米用火车拉去换山西的煤炭，把舟山的黄鱼和带鱼拉去北方换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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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产权不清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
原来乡镇企业的产权分为两种，村集体和乡集体，资产分别归村委会和乡政府管理。我们调查研究后发现了许多问题，厂长是乡政府、村支部任命的，厂长完全听命于乡、村。产权也不清晰。乡镇集体企业创办过程是很复杂的，除集体土地外，当年乡、村办集体企业绝大部分都是由农村信用社贷款办起来的，因此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就写“集体所有”。
所以乡镇集体企业出现时，产权是既不规范也不明确的，只有工商登记是明确的，但也不是按规范“谁登记谁就是法人代表”，企业就这样稀里糊涂办起来了，后来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不规范就不行了。
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是副省长。当时有很多群众来信来访，说乡镇企业乡长、镇长当家，实际上厂长是听命于乡长、镇长的……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企业还能办得好么？企业的专业性很强，有经营问题、销售问题、市场问题、生产技术问题，都是很专业、很复杂的。没有科学的管理制度，在市场竞争中是难以生存的。
到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上的商品已较为充裕，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竞争力不强、产品质量不高、成本又高的企业，首先就要面临质量和价格问题，这是有目共睹的。那时，有人提出按国有企业的那一套来改制，这是肯定不行的。乡镇企业的分配制度、用工制度起码比国有企业好，经营的灵活性也比国有企业好，如果乡镇企业再向国有企业靠拢，效果未必好。
2013年11月24日，浙江著名民营企业家鲁冠球展示一本印有自己照片的《新闻周刊》。1990年4月2日，鲁冠球成为美国《新闻周刊》封面人物（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王小川/摄
乡镇企业出现了这些情况，不少县级以上领导，尤其是一些老同志都很着急，都认为乡镇企业的改革方向就是改革它的产权制度，明确产权，落实权责是关键。
改革是“逼”出来的。乡镇企业要是不改制、不明晰产权、不落实责任，没有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不要说发展，生存都很困难。
在当时的形势下，抓紧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乡、村集体企业改革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我们因势利导，以省政府的名义下了个文件，对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作了规定。首先是摸清原始资本，弄清楚哪些资产是乡、村集体的，哪些资产是职工集资的，哪些资产是属于信用社的贷款。第二条，借鉴温州、台州地区股份合作制的经验，进行改制。股份合作制就是明晰集体资产、职工持股、金融借贷关系，鼓励职工现金持股，鼓励经营者、业务骨干多持股。第三条，信用社的贷款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它和企业的关系是债务关系，不是股权关系。第四条，原有的企业资产要经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依法评估。第五条，改革方案要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大会讨论并获多数通过。
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很高兴。省政府文件一下去，两三个月时间，乡、村集体企业一下子全都改制了。真是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都说省政府这个文件好，使企业能依法自主组织生产经营。
从1994年夏省政府下文件起，到1997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浙江省的乡镇企业发展突飞猛进。1998年初，老省长沈祖伦跑到我的办公室说：“松岳，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农业部统计数据已经出来，1997年浙江乡镇企业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已超过老大哥江苏。”我仔细看着报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时候我们两人都有一种丰收的喜悦！
杭州西子航空生产车间。西子供图
乡镇企业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产品质量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的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了温州乃至浙江的声誉。
1989年，乐清出现了假冒低压电器，国务院七部委组成一个整顿检查组，加上十多家中央级新闻单位，一行50多人浩浩荡荡直奔乐清柳市，组长是国家技术监督局质量检查司的司长。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关厂、封门、抓人。
整顿检查组来了后，我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是主管工业交通的副省长。柳市大概有1000多家个体工商户，大多是设备简陋的手工小作坊，生产低压电器产品。我亲自跑了10多家，觉得这样的生产条件确实需要整顿。国务院为什么要那么兴师动众呢？因为有些工厂用了柳市生产的产品出了事故。调查后我认为国务院下发文件是正确的，不整顿非出大事故不可。
我把乐清县委四套班子科级以上干部都集中起来，当众表态，我们坚决贯彻国务院的指示，坚决整顿乐清无序的生产秩序，对已经生产还没有投入市场的产品一律收缴销毁，对已经投入市场的负责取回，杜绝劣质产品出柳市。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有几十家企业的基本生产条件还可以，他们希望政府能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从生产实际出发，我们和市县领导研究，从中选出条件最好的，像现在的正泰、德力西都是当年被选中的。但是它们为什么制造不出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呢？当时很大的问题在于重要的原材料买不到，如继电器的开关等触头是要涂上银的，可是那时国家对金银进行严格控制，一般企业买不到，就用紫铜来代替，这就是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
于是，我提出“整顿、杜绝、打击、扶持”的工作方针：“整顿”生产不合格的企业；“杜绝”危害社会的劣质产品；“打击”严重违法乱纪的企业；“扶持”基本符合生产条件，却因为原材料问题而导致质量无法达标的企业。
八字方针里的“扶持”，在当时情况下是最重要的。最现实的，也是最有效的扶持，就是解决白银来源问题。
于是我打电话给当时的人民银行主要负责人，把乡镇企业的情况跟她作了汇报，她回复：“白银都是严格控制的，我们再研究研究。”我又去找了当时浙江省人民银行行长陈国强，跟他讲明情况后，陈国强同志又向总行的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就这样，中国人民银行破例批给了500公斤白银，我真是喜出望外。当下我就叫翁礼华同志（时任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负责配合部委整顿处理乐清低压电器事件）负责择优扶持工作，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图为温州乐清湾大桥。徐瀚文 摄
假冒伪劣竟然骗到我这个副省长身上来了。
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的假冒伪劣是全国有名的，温州的皮鞋只能穿一个星期。有一年6月，温州一位市委副书记陪我到苍南检查工作，晚上住在苍南县委招待所，洗澡的时候大家都赤膊，我也赤膊。他看到我的皮带都钩破了，就说：“柴省长啊，你怎么这么艰苦啊，你去买一根新的，我们这里的牛皮皮带很便宜的。”我说好的，吃了晚饭以后让他陪我到苍南市场去看看，我倒也想看看市场。
到了苍南市场之后，市场里皮带很多啊，一条一条真漂亮。我拿了一根皮带问老板：“是真皮还是假皮，听说你们温州有假皮！”老板说：“同志你不好弄错哦，这个是真皮啊！”我说：“多少钱一条？”他说：“5块钱。”我说：“5块钱一条是真皮啊？那也不会是牛皮吧？”他说：“真皮！真牛皮！”我再反问：“猪皮吧？”他说：“绝对不是猪皮，是我们温州大批量生产的真牛皮！就是便宜。”我问温州的副书记，他说没关系，他不会乱说的。我当下就说：“好，那我就买一条。”我把我那条破皮带拉出来扔掉，给了他5块钱。这条皮带看起来是不错。那时蔡惠明就说：“5块钱一条的黄牛皮皮带？没这么便宜吧？”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说是真的，那大概就是真的吧。”
那是6月份的事情，后来到了8月，我和省财政厅和交通厅两位女副厅长到北京出差，住在浙江驻北京办事处。8月天气很热，工作人员把我套间里的空调开得很足，刚和她们聊了两句，我打了个喷嚏。一打喷嚏，坏了，我的皮带断了。8月份，穿得很单薄的，我又不好意思对着两位女副厅长说皮带断了。于是我就捂着肚子说你们坐会，然后我就往里间走去，她们以为我大概拉肚子了。我进去了以后，把门一关。我把皮带拉出来一看，里面是一层马粪纸，外面用破布包起来，再用胶水粘起来，最后用塑料压起来，看起来像真皮的。哎呀，我说温州人真害人了，当时没办法了，这怎么办呢，皮带没有了，我就到处找，后来还好，宾馆房间的阳台上有晒衣服的塑料绳，我就把那个塑料绳解下来，权当腰带。
最后我把衬衫拉到外面遮住里面的塑料绳。副厅长她们还没走，她们以为我拉肚子了，问我是不是肚子不好，我说不是肚子不好。她们说那怎么捂着肚子进去啊？我说，皮带断了，她们笑死了。下午只好叫我的秘书去买了条真皮带。
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就火了，我在全省打假会上叫温州表态，也把自己的遭遇给讲了，下面哈哈大笑。我说这件事是真的，不是道听途说，假冒伪劣产品竟然骗到副省长身上来了。温州出席会议的市领导非常不好意思……后来温州举行了全市大动员，还把劣质的鞋、劣质的皮带、眼镜什么的在杭州市的武林广场上堆起来，当众一把火给烧掉了。
1999年12月15日，杭州市郊中村。一片空地上，两千多双假冒奥康的皮鞋被销毁。永嘉县委宣传部/供图
为什么民企老总不能当劳模呢？
对于民营企业，虽然通过改制，产品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但是大家对他们的认可还是要有个过程。1999年，评省级劳动模范，具体工作由省工会负责，报省政府批准。那时候我已经是浙江省省长了，等副省长叶荣宝把名单确定好送到我办公室之后，我拿起来一个个看，想：“怎么民营企业的老总一个都没有啊？”我印象中有许多很有名的民企老总，像南存辉啊，胡存中啊，还有萧山的徐冠巨啊，富阳也有一位老总，名字记不得了，那年长江发大水，他企业也不大，把一年大概200多万的利润全部捐献出来用于救灾。
当时我就签了意见，我说：“荣宝同志，请你考虑一下，浙江民营经济占了那么大比例，无论是上缴国家的税金，还是安置社会就业，民营企业都功不可没，他们为社会、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很大，特别是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家。为什么评劳模的时候，没有一个是民营经济的代表？今年请你考虑，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家要评省级劳模。”叶荣宝就跟工会去商量，因为具体工作是工会做的，就把我的批示给工会看，希望有优秀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数量多少可以考虑。这是政府对他们的鼓舞和认可。
总工会说不行，请示过全国总工会，他们说全国都没有的，不能评，主要是对民营企业家的性质有不同意见。多数人认为他们的性质是资本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就是资本家，资本家怎么可以评劳模？这是混淆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和道德线。
当时我就火了，我说：“民营企业家是资本家？谁给他们戴的帽子？”他们说：“不管戴与不戴，本质上他们就是资本家，他们是资本所有者。”当时我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道理很简单，中国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民营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特别是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税金，解决了大量的社会就业问题，这些都是国家现时急需解决的难题，尤其是他们生产的物质财富，客观上是为共产党执政服务。归根到底，他们是为巩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归根到底是为巩固资本主义根基服务的，这是根本区别。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就凭这一点，就不能把他们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画等号。所以我还是坚持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应该评省级劳模。
后来我就把这些情况和我的想法跟省委主要领导作了汇报，省委很重视，召开书记办公会议专题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见。就这样，在浙江，民企老板当上了省级劳动模范。
图为浙江宁波舟山港。章勇涛 摄
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上，打破了原来的禁区，浙江是全国第一家。后来《人民日报》头版登出来《浙江省省政府决定评民营企业家劳模》。报道说，这是柴松岳省长批准的。这下全国轰动了，北京一本杂志说：“没有想到，一个省委副书记、省长理论水平这么低，把资本家算作劳动者，而且还评了劳动模范，混淆黑白。”批得我够呛。“这样的人还能当省长？这样的人在省一级领导里，国家能不变颜色？”
当时的压力确实很大。这是1999年上半年的事情，后来到了1999年7月1日，关于这个问题，中央有了明确的定论，压力一下子就没了。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是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浙江正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合作编撰、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通过重要党史亲历者后人重返现场，记录了浙江百年党史的精彩瞬间，从党史现场绘就百年浙江党史的恢弘画卷。
为讲好百年党史故事，中新社记者和党史学者历时一年，走访南湖、分水塘、浙江陆军监狱遗址、四明山、大陈岛、枫桥、余村等浙江重大党史事件发生现场，访问重要党史事件亲历者以及后人和研究者，以媒体人的视角穿越浙江百年党史。
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党委书记、总编辑柴燕菲是本书主编之一。她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媒体人，能在建党百年之际重返党史现场，重温党史瞬间，以媒体人独特的视角穿越百年党史，这是身处这一伟大时代的幸运，同时也倍感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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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本文选自《瞬间：重返浙江红色现场》一书，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
编辑：张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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