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面对父母的老去和终将到来的死亡

这是一段无望的旅程，尽管竭尽全力却依然一点点接近死亡。但愿这段路我们走得更有尊严。

2006年，解玉军的妈妈张秀明心脏病发作，身为大女儿的她不得不开始直面父母的疾病和衰老。

此后的十几年间，妈妈一共做了四次心脏射频消融手术，为防止房颤引发栓塞，还做了左心耳封堵术。2012年，妈妈又得了帕金森病，四年后，她安装了脑起搏器。这些年，妈妈深受失眠，抑郁，焦虑，便秘等其他疾病折磨，逐渐失去了健康和自由。

2019年，解玉军的父母双双住进养老院。4年后，妈妈在经历了连续九天的高烧后，最终走完了85年的人生之路，也结束了她与病痛抗争17年的漫长时光。

从妈妈生病到离世的这十七年间，“与老同行，与病抗争”几乎构成了父母生活的全部。解玉军和日渐老去的父亲一起，成为母亲的照护者。她发现，“衰老是一个缓慢失能的过程，中间有各种疾病来加速其进程，而处在不同阶段的老人，感受不同，理解不同，需要的照料也不同。”

凭借写作者细微的观察和习惯性的思考，解玉军记录下父母人生最后的这段旅程，也记录下她作为长期照护者的感受和思考。“是即时的记录，按时间顺序，记录所有的悲欢，当时的触动，记录下来，是不可被推翻的真实，而真实无敌。”

妈妈2023年离世，这段记录也随之完结，于是有了《陪父母老去》这本书的出版。“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应该说的话都说了，应该记下来的感受都记下来了，那就没有遗憾了。”这本书是属于她和父母的独家记忆，是她送给妈妈的礼物。

这样的写作似乎也是一种对抗，对抗生命必将走向的衰老和终结的事实，对抗老去和病痛带来的悲伤和日渐逼近的死亡带来的恐慌，以及身在其中的个体所感受到的无助和无望。

她的写作极具个人化，也极具普遍性。

一

在《陪父母老去》一书中，解玉军对很多具体的养老相关问题都有所探讨。

“请人照顾还是亲自照顾？”“选择养老院还是居家养老？”“老年人如何更好地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性？”“失去健康后人如何保有基本的隐私和尊严？”“如果活下去伴随着极大的痛苦，还要不要努力延续生命的长度？”以及“如何苦中作乐，如何夺回一些日常的基本的生活的乐趣？”

妈妈的帕金森病让她不得不承受许多惊讶、怜悯甚至厌恶的目光，而她无法抗争。她在满是外人的屋子里小便，隔着薄薄一层布帘，声音人人可闻。有时候连布帘都没有，解玉军侧身帮妈妈遮挡一下。

在老去之前，在病痛没有到来之前，妈妈曾是高中的班主任张老师，是生物教研组的张组长。解玉军写到，“在非私密空间排泄这种事，抢救室里司空见惯，没有人觉得不好意思。尊严就这么一点一点随着身体的变颓而败退，直到彻底失去它。”

随着妈妈的身体日渐失能，作为照护者，解玉军坦言，她的照顾很难同步跟上。妈妈坐在沙发上，不扶扶手是起不来的。晚上如厕，会在马桶上睡过去掉下来，之后她买了扶手椅式的坐便器放在床边。给浴室安装扶手，铺上防滑垫。瓷砖地面也全部铺上一层木地板。她尽可能为妈妈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全舒适的居家环境，然而一旦走出家门，陌生的环境中处处都有危险。有次在医院，她疏忽了，让爸爸单独带着妈妈乘坐自动扶梯，结果两个人都差点摔倒，不过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解玉军给爸爸买了老人手机，可爸爸为此很抓狂，不会接触锁屏界面，按键总会超时，一个电话也打不出去。在养老院看电视，不会自己换台，需要护工帮忙；去银行，不会用自动取款机，只能在人工窗口前排队；去医院，自助挂号和缴费都不会用，只能排队等人工处理。租轮椅要刷二维码，他也不会。“没有我代办，什么也办不成。”看到了作为健康老人的爸爸，在年老后遇到的种种不便，解玉军也在思考，怎么才能让老年人享受到现代生活的便利性呢？

住进养老院之前，爸爸妈妈一直住在自己家里，随着妈妈身体越来越差，活动范围日渐缩小，到最后，妈妈不能下楼，爸爸每天出门买菜一次，散步一次。解玉军觉得，爸妈似乎成了一个孤岛，脱离了人群和真实生活。到后来，爸爸得了脑血栓，幸好恢复得还不错，但独自照顾妈妈也有些力不从心了。爸爸出院后，就和妈妈一起住进了护理院。“把爸爸妈妈交到别人手里是什么感觉呢？跟把孩子送去住校一样。”

妈妈最后一次进抢救室，期间医生拿着一张化验单，问她，“如果不做气管切开，人马上就不行了。做还是不做，你得马上决定。”她犹豫了一下，很快做了决定，“不做。”她此前和妈妈聊到过这个话题，妈妈明确交代过，如果到了那一步，她不做这种抢救。

在“让她活下来”与“尊重她的意愿”之间，解玉军选择了后者。

二

我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不久的将来，我们都会经历父母的老去，也终将面对自己的老去。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胡泳说过，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以及需要照护者的人。胡泳的父亲以96岁高龄刚过世不久，生前患有胆管癌；母亲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病，今年85岁。而胡泳正处于事业高峰期，还有未成年的孩子需要养育。过去三年间，照护父母成了胡泳生活的主线。前段时间，他讲述自己作为照护者经历和感受的文章，《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曾在朋友圈刷屏，一时间，老年照护的问题引发热议。

事实上，长期以来，关于老年照护问题的讨论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是缺失的。我们关注如何养育小孩，因为孩子给人希望；我们探索如何经营好一段亲密关系，因为那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日常；我们也开始关注人到中年的困惑。但是，我们似乎很少认真关注生命的老去和结束。

人们普遍不愿意谈论衰老，忌讳谈论死亡。胡泳在采访中提到，失能失智的被照护者，以及照护者，在我们的社会中基本是不可见的，是失语的群体。

陪伴父母的衰老，照顾病痛的老人，是漫长且无望的一段旅程，是尽管竭尽全力却在一点点接近死亡的过程。如何更好地更有品质地走完这段旅程，个人能做些什么？社会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胡泳每学期开学，会给学生讲“胡门第一课”，讲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前几年，他讲的都是年轻人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困惑。去年，第一次有学生提出“照护”的话题。胡泳的很多学生是独生子女，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照护者，如何做好照护是他们需要去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当独生子女一代成为下一代照护者之时，毫无疑问，将面临更加难以想象的困境和挑战——对于众多未婚或者不婚的独生孩子而言，这个困难显然更加艰巨。最近有一篇报道《90后独生女的“顶级焦虑”：一个人面对父母的病重与离世》，故事的讲述者是刚过30岁的独生女，单身。年初，她的父亲重病几个月后离世，母亲突发脑梗，也住进了医院。她开始独自面对这一切。像她这样的独生子女，该如何为父母的养老做好准备，个人能做什么，社会又能给予什么支持，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胡泳的父母，解玉军的父母，这些曾被看见的老年群体，都是生活在城市中的老年人，而相比之下，那些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他们的困境更加隐蔽，也更加艰难。

作者：周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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