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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非平凡机器与新控制论的真理体制
卢曼、非平凡机器与新控制论的真理体制
摘要:
本文试图重构卢曼对欧洲理性的重新描述，尤其是他对媒体和机器历史条件的描述。要点在于，卢曼的理性史揭示了系统论的技术无意识，以及它所属的新时代的想象。在冯•福斯特(von Foerster)、西蒙顿(Simondon)和京特(Günther)发展的机器理论的帮助下，卢曼的作品可以称作在20世纪“意义”划时代的技术转向中所产生的最引人注目的概念大厦。
作者简介:
Erich Hörl, 波鸿大学
编译来源:
Hörl, Erich. (2012), Luhmann, the Non-Trivial Machine and the Neocybernetic Regime of Truth.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Erich Hörl
本文将审视由非平凡性而产生的新控制论的历史，尤其是它在卢曼的作品中的呈现。这项工作可能是理解上述语言和概念固定的起源和形状的重要一步。问题是，这套话语(连同其背后的时代想象构造)是否能够观察到那在当代媒体理论中越来越多地是用生态技术术语描述的事物，或者，我们是否需要一套不基于网络和系统的技术科学制度的概念价值取向（conceptual politics）来给出我们当前技术-媒体状况的可行解释。
着迷非平凡机器: 卢曼与控制论的想象
用卢曼的话来说，“科学无疑是一个递归操作系统”(1990:275)。一个与此说法相符的脚注揭示了科学是一种机器: “在海因茨·冯·福斯特的意义上：一个非平凡机器”(1990:275)。对非平凡机器的着迷是一条隐藏的历史哲学法则，它支配着卢曼对科学的分析，甚至是他的全部作品。系统理论在理性的历史本身之命令下运作。卢曼试图用非平凡理性给出对西方理性的新的一套不那么激进的分析：西方理性的鲜明特征并非起源于它的起源，而是源于非平凡机器和相关类型的逻辑的诞生，这些机器和逻辑呈现出一种新的理性形式。系统论借由非平凡机器的概念创造了西方理性最晚近的一种形态。因此，为了辨别它的关键要素，不必一直追溯到古代几何学家或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只需要追溯到1900年左右开始出现的非平凡性的断裂。
毫无疑问，卢曼的理论在概念上融合了它的现实基础，即技术向大规模生产转型。问题在于它回避讨论它本身是如何受到这种变革的制约的。因此，我们需要重建和解释隐含在卢曼理论中的理性历史，从而揭示它否认了什么，恰恰是这种否认构成了他的叙述中最为变动不居的方面；许多描述，不管它们会说明多少东西，在多大程度上都是虚构的控制论想象——弥合非平凡性的诸表征——的一部分。
“冯·福斯特对平凡(可靠)和非平凡(不可靠)机器的区分如今被频繁地引用。所有更高形式的生命、意识和社会交流系统都是非平凡的机器。这衍生出了二阶控制论”(Luhmann,1997b: 362)。然而，冯·福斯特所处理的是概念性的而不是实际的机器。对他来说，“机器”这个术语代表了一个抽象的框架，用来描述“输入和输出的关系以及转化的规则”(von Foerster and Poerksen, 2002: 133–68)。
平凡机器的“特点是它的‘输入’(动因、原因)和‘输出’(反应、效果)之间的一对一关系”(vonFoerster,2003:208)。这种关系是一劳永逸地确定的，因而冯·福斯特称其为决定论的、并且外部观察者完全可以预测的系统。
与之相反，非平凡的机器的输入输出关系“不是不会变化的”，因为它是由“机器以前的输出”决定的。非平凡机器的复杂行为虽然是由综合决定了的，但这种递归结构使它们成为不可预测的分析系统。
对于冯·福斯特来说，这两种机器类型体现了相应的认识论方案。正统认识论被认为是平凡的，因为它的前提假设是存在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主体，它能够完整地分析测定严格分离的客体，世界上的一切都能够这样描述。根据冯·福斯特的观点，非平凡的认识论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未来的阐述。它的出发点是将世界概念化为一个复杂的网络，这个网络由非平凡的机器组成，观察者始终是其中的一部分；经典或一阶观察者被多重的二阶观察者所取代。认知从传统的“体现”，变成一个永无止境的递归计算过程，从中生成对现实的描述(von Foerster, 2003:211-27)。非平凡机器要求认识论的彻底改革。
卢曼同样认为非平凡的机器是一种新的理性形式的缩影，并依据历史条件重新解读了冯·福斯特的系统性区分及其用到的非平凡的认识论：我们已经居住在非平凡的造物的世界中。现代性被它解读成从平凡的心态到非平凡心态的过渡，是西方理性的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事件。西方心态的这场转变使得它疏远了其希腊起源，其标志是控制论的兴起，以及从平凡世界的一阶观察者向非平凡世界的二阶观察者的转变。卢曼自视为这一转变的主角，他将这种基于新的控制论机器的心态变化阐释为理性脱胎换骨、成为现代性的标志，而他的理论计划相当于对这种转变的辩护。
回到卢曼的论点，科学的基本递归性(recursivity)就是指“非常简单的事情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之所以说简单，是因为“递归性……在一般情况下(例如，在数学中)指的是对类似前面的操作的结果重复同个操作”(Luhmann,1990:275)。当我们称科学为一个系统时，递归性的概念意味着，尽管它与其环境在结构上有诸多耦合，科学仍然是操作封闭的。换句话说，归根到底，科学是“它自己运作的结果”(1990:273) ，因为“只有系统自己的运作能改变它的状态”(1990:277)。科学作为一种递归的系统实现了现代对“独立功能区域的自主性”的基本需求，它因“社会的分化形式”而实现，而社会分化本身就“源于某些操作上封闭的自生成（autopoietic）系统的分化”(Luhmann,2002a: 63)。
根据卢曼的说法，科学这个递归系统是按照非平凡的机器的原理运作的。它发现自己处于某种特定的“因具体条件而定的初始状态”，并且，因为它的复杂性和有选择的连结性（selective connectivity）易受未来影响且不可预测，它必须基于过去状态、以其结构所决定的方式运作。换言之，科学机器“发现它的状态正是因为它自己的操作。状态能够转变，前提是有一种结构决定了在不使系统崩溃(也就是说，不与其环境断开联系)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状态”(Luhmann,1990:279)。
这些结构特征对科学机器的递归操作特有的瞬时性（temporality）来说尤其重要。问题和告知(utterance)的开头可能“很快被忘记”(1990:272) ，也即在递归循环中丢失。对于非平凡科学机器的操作来说，最终重要的是“在任何给定情况下”，借助真与假之间的区别这一编码（code），它都可以“重现（reactualize）系统从前的状态”(1990:274；emphasis added) 。由此，它才能够机动地、有选择地进行连接操作，科学才能够“递归地进化”。“科学是一台历史地存在的机器，每一次状态的改变都会让它变成另一台机器”(1990:284)。
重现作为递归在具体时间中进行的模式，还使得科学的编码操作，即其独立的作为一个系统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世界；它同时将科学放置在理性的历史脉络中。这些编码操作使得系统和客体有了间隙，使系统不能了解真实的存在。因此，科学的时代被视为一种“意义所决定的自我涌现形式”，只是重复平凡的“当下存在”的日常经验，而不再坚持存在的“本体论方案”相联系(Luhmann,1990:261)。思想与存在之间的直接关系是世界的本体论方法的基本配置，在科学处，由于二者严重脱离，科学的编码操作始终是不完整的，并受制于开放系统的历史。科学永远要让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彻底地与本体论脱钩，从而使我们和世界产生距离。
科学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从平凡条件向非平凡条件转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还必须通过去除所有固有的、日益过时的平凡概念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将源于从哲学出发的科学理论的应然（de iure）认识论理解提升到当代独立的功能系统科学实然（de facto）处于的复杂水平。这首先意味着科学必须去除所有涉及存在的论述。“科学不能再把自己理解为呈现世界本来的样子，因此不能再说它是指导人了解世界。它是探索世界可能采用的结构，这样实现的功能即是形式，也就是产生差异”(2002a: 71)。
卢曼认为20世纪以来“对现代知识文化的不满”(1990:328) ——例如，对参考的丧失、经验的减弱或生命世界的消失的抱怨——只是表达了一种尚未被理解的心态变化，源于科学推动世界从前现代的平凡的、单一语境的世界到一个非平凡的、多元语境的转变。卢曼认为，科学这种新的状态早已取代了胡塞尔对受到技术威胁的欧洲精神的诊断所依据的“沟通情况”：
“自然科学，从物理学到生物学，已经是自反的。他们关注的是那些能够观察自身的对象……与胡塞尔所坚持的相反，存在于认知之外的现实的虚构已经被海森堡放弃了；如果这样的现实确实存在，它不会显示任何观察可以抓住的品质……目前，让我们仅仅指出，对于这样的认知，感受性(Geist)是不必要的。相反，它们产生于自然科学中认知研究的普遍化，因此是产生于一个要求自体生成（autologies）、适用于自身——不然，就是世界意图（world-intention）仍然不完整的研究计划。”(Luhmann, 2002a:36)
海森堡发现了与观察者有关的问题，这极大地推动了直觉的先验主体与其自身的世界意向性的自然背离，这似乎是现代转向多元语境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中心、多文化的系统。它适用完全不同的法典，完全不同的“框架”，完全不同的主要区别，这取决于它是从宗教立场还是科学立场来描述自己，是从法律立场还是从政治立场，是从教育学立场还是从经济学立场来描述自己。(Luhmann,2002a: 52)
卢曼断言，向多元语境的观察和意义结构的转型要求从平凡的心态转变为非平凡心态。
卢曼对新的认识论条件的澄清与胡塞尔对危机的诊断之间的差异，在重新评价、构思理性历史中的关键事件处最为明显。胡塞尔在20世纪30年代试图运用他的生活世界概念来重塑科学时，他隐含的面向即是这个问题。“通过纯粹的、普遍的观察来认识世界”(1970:285)是胡塞尔新计划的主要主张。现下这种柏拉图式的任务在于反思和回忆科学的原初场景，那时，科学以哲学为指导。但在卢曼看来，对于认识的心态之转变是相当有限的。希腊的转型充其量只是一个长期变革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实际上延续了整个欧洲理性史，直到20世纪才走到尽头。是科学从影响其观测非平凡性的哲学的背离，尤其是非平凡机器的发明，带来了真正戏剧性的心态转变。
卢曼的理论计划，尤其是对理性历史的出色诠释，显然符合胡塞尔的重建计划。然而，系统论重构了现象学计划，不再强调回归原初，而是需要寻找“一种形式，在面对变化的条件时，以哲学的名义接受的无条件的理论兴趣可以继续下去”(Luhmann,2002a: 37)。“必须用自我参照系统理论的现代手段或二阶控制论的手段重新描述大陆哲学”(2002a: 59)。
洞穴的出口: 思考技术
“欧洲理性的历史可以说成是一个将存在于世界上的观察者与世界连接起来的理性连续体之解体的历史”(Luhmann,1998:23)。在卢曼看来，思想和存在的趋同假设是早期欧洲、最初是希腊的理性连续体信念的核心，"它总是把思想和存在合并于一个共同的起源"（1990: 321）。存在于过去平凡时代，像胡塞尔那样假定 "任何人都能看到我所看到的"（Husserl, 1989: 77）的、“比其他人更擅于观察的”哲学观察者，被作为新的、非平凡态度的承担者的观察者所取代。思想与存在或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二元价值（two-value）本体论指导区别不仅在经典的二值逻辑中表现出来，而且作为描述平凡世界的主要工具，也在前现代得到了表达，是古老和分层的社会形态之残余物。因此，二值本体论世界理性化的终结应该以“提问从‘什么’到‘如何’的转变”而达到高潮(Luhmann,1998:26)。“批判——这只意味着，再也不能从观察中观察，从它自己可以观察到的立场描述”(Luhmann,2002a: 37)。最重要的是，它要寻找“一种更微妙的语言……即使在多种语境条件下也能运作”(2002a: 53)。
卢曼声称，不同于哲学，现代科学已经离开了一阶观察者的世界，缺少的只是给予二阶观察形式充分的认识论信任。直接观察的世界依赖于未受质疑的区分，只关注区分什么而不是这些操作是如何进行的，而被观察的世界，即观察自己作出的区分和潜在预设，因而不指涉外部——二者的融合依然在理性的历史之中，是从单一语境到多元语境世界的直接后果。
必须指出，卢曼也没有逃脱旧欧洲本体论及其形而上学纲领的长期影响。卢曼的非平凡计划受制于德里达所描述的“柏拉图主义效应”：差异是“两种对立价值观之间的交流”(Derrida，1981:98)的中断，这一定义是柏拉图哲学政治学的核心，同时也决定了此后西方人对差异的定义。一个具体的对立被赋予了特权的结构意义，首先为了反对对立面的价值观、建立严格的反对制度，“这些术语中的每一个都必须是简单的且外露的，这意味着其中一对对立(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对立)必须已经被认可为所有可能的对立面的前提”(Derrida，1981:103)。但内部-外部的区分是卢曼系统论的基础概念：
“本体论完全不可信的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主要区别被内部与外部的区别或者观察者的自我指涉与异质指涉之间的区别所取代。根据这个新版本，首先需要有一个观察者在场，然后他才能得出存在与非存在的区别。但是，并没有形而上学或逻辑上的规则限制首要的选择区别，只有社会历史的似然性（plausibilities），包括现代人对世界去本体化的兴趣。”(Luhmann,1997a: 911)
本体论不可靠的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区分，在当前的非平凡条件下假定为一个“主要区分”的级别，导致了对技术性的排斥，使其成为单纯的外部性，对外部性的描述都是负面的。哲学是由这种外部边缘化塑造的；它是传统反对技术的哲学价值观的核心。诚然，卢曼的内部/外部区分是有效的，而不是实质性的——而且，它吸纳了乔治·斯宾塞-布朗(GeorgeSpencer-Brown)的观点，允许双方的转换——但它仍然是一种严格的、不可渗透的区分(否则，结构耦合等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卢曼对这种中心区分的突出运用使技术对象边缘化，体现出某种对技术的遗忘。
毫无疑问，关于技术及其在卢曼作品中被遗忘的问题需要进行广泛的分析。他对技术的观察在多大程度上重演了西方人对技术的边缘化？在卢曼的理论大厦中，关于技术的当前问题究竟在哪里？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技术是构成系统环境的那一面的一部分，但不能刺激它们并触发自决的内部过程(尽管它能够摧毁系统)。鉴于无处不在的计算机化和基于网络的智能环境的出现越来越多地消解了机器和媒体之间的区别，并产生了计算机和认知的结构性耦合的可能性，这些问题不仅对系统理论及其未来的设计非常重要，而且也有助于突出非微观机器对该理论概念装置的基础重要性。
卢曼至少部分地意识到这样非平凡的心态是建立在机器历史的变化以及技术本身的含义变化之上的。但尽管讨论了那么多技术的演变和对传统概念的相应放弃，卢曼最终还是用技术作为一个确定的、封闭的机器的古老机械概念——这是因为卢曼的理论还停留在技术演变的一个过去的阶段。例如，可以将残留在卢曼理论中的许多传统上对技术的描述与吉尔伯特·西蒙顿（GilbertSimondon）自195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推进的更为激进的技术对象的进化理论相比较。卢曼保留了起源于20世纪之前的概念，而西蒙顿的工作则专注于技术集成、开放机器、开放物体和网络的新时代，其特点是不确定性的边际越来越大（Simondon, 2005, 2006）。
卢曼对理性的历史中定位非平凡心态的贡献要归功于哥特哈德·京特（Gotthard Günther）。京特关于这一转变的形式和本体论后果的工作揭示了意义的技术转变，但他对新机器的称呼是“超古典”（trans-classical），而不是“非平凡”。京特是第一个将新的递归操作的控制论机器的影响概念化的人，其中首先是计算机对理性历史的影响。他越来越多地将自己建立在一个 "硬 "机器理论和计算的基础上，试图克服西方思想中长期存在的本体论传统——这正是卢曼对京特关于多元价值和多元语境的讨论如此热情的原因。
京特多次描述他所谓的从古典时代向非古典时代的过渡，以及一种新的世界的概念的到来。首先，在1952年，京特指出了阿基米德-古典与“超经典或非阿基米德机器”之间的区别。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人类设想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器类型。第一种是古典-阿基米德式机器，其目的是生产工作。我们期望从第二种机器那里获得信息而不是工作。第一台“机器”的设计与人类的手臂（和手）相类似，第二种机器被期望成为人类大脑的技术再现，因为只有大脑才会处理信息。(Günther, 1976: 96)在新机器出现之后，人类的存在条件本身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其程度与从原始水平的意识到高级文化的意识的转变相匹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对超古典演算（calculus）的全面形式研究总是伴随着以技术为基础的文化理论。文化的意义被降低到其符号秩序、世界观、基本操作程序和思维模式。
在“新技术手段”的支持下，超古典机器将“自我与世界（Ego and World）之间的边界”这一决定其形态的核心推到了主观性的背景中，并"将这一背景中出现的东西越来越多地归于客观事物的世界"。机器意义的转变意味着逻辑意义的转变，即从专注于客观存在的二元价值命题系统转向复杂的自反过程的超古典演算。关键在于，跨经典机器促进了意义的真正技术转变，也就是说，技术和逻辑意义的同步转变，并指出了走出经典的形而上学参照系的道路。京特认为跨经典机器对经典公理的破坏主要是对从前被认为是唯一理性模式的全面“修正”（Günther, 1980: 225）。京特放弃了对理性历史的基于机器的描述，而卢曼，尽管他对技术视而不见，以宏大的风格完成了这一描述。
但是，在京特和卢曼以及冯-福斯特的理论中，有些东西被压制了：一种逃避平凡和非平凡的思维过程的思维模式——用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的话说，就是“非思维的思维”，也就是超越认知和认识的思维。
对非平凡机器的着迷史尤其体现于卢曼理论对其西方源泉的递归。归根结底，它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用法国机械学家吉尔伯特·西蒙顿的话来说，可以被描述为技术对象的主要化。后者不再是一个被跨技术的或仅仅是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语域所限制的功利（utility）对象；相反，它得到了独立性，借此强制地根本修正了对事物的秩序、对世界和自我的解释、甚至于对我们对理性和思维本身的基本理解。卢曼的理性史是意义的巨大结构性转变的幻象沉积，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对象摆脱了其作为被排斥的意义对象的地位，位于意义的零点，作为非意义的体现，而通过进入意义的文化生产的中心，变成了一类全新的意义表达。这个过程揭示了在长期对技术的恐惧之后，理论心态如何经历了一次技术冲击，其结果是它的自我描述陷入了技术对象的魔咒之中，同时又否定了它。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新的证据取代旧的证据，然后将其视为话语和合理性的命运。时代要求并不像卢曼所说的那样涉及到对形而上学的包围。卢曼批判平凡的本体论的绝对主义的堡垒，但在他的时代已经不过是某种知识价值取向的投影。今天时代所呼吁的涉及到对控制论假设及其不加批判地接受的基本术语的包围。我们需要找到非技术性的术语来描述我们的技术状况。
“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