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新论 | 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与《观念·行动·结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

（唐世平教授）

缘起

在我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之初，我从未想过我会花这么多时间来探索一些有关研究方法以及社会科学哲学的问题。

我在社会科学受过的正规训练只有两年（严格来说只有一年半，因为中间我回国实习找工作花了半年），除了正经地学过博弈论的入门之外，其间并没有修过别的方法论的课（尽管伯克利政治系的方法课程应该是非常优秀的）。不过，有两本和方法论有关的书使我印象深刻：一本就是当时试图一统研究方法的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KKV）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Designing Social Inquiry，1994）；另一本则是当时许多人不以为意的Robert Jervis的《系统效应》（System Effect，1997）。事实上，这两本书都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它们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我对KKV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的第一印象是，尽管他们宣称是基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来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的，但他们至少没有完全弄懂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最为关键的是，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其实不止Fisher（以及Neyman）发明的“（农业）田间实验”一种，至少还有一种实验逻辑，那就是通常在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等领域中最为核心的实验逻辑：以甄别或者确立“机制（mechanism）”或者说是“路径（pathway）”、“串联（cascade）”为目标的实验。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有丝分裂、减数分裂、三羧酸循环、细胞凋亡、DNA结构和复制过程、基因表达调控（如著名的“操纵子”理论）等机制或过程，都是由后一类实验贡献的结果。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都是授予给后一类实验的结果。（关于这两种不同的实验逻辑，我将在别处详细讨论。工作论文版本，见：Shiping Tang, 2019, “Two Logics of Experiment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Mechanistic/Pathway versus Populational/Treatment”, https://fudan.academia.edu/ShipingTang/Papers）对于我这样一个受过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训练的来说，这些认识自然是常识。

而因为KKV认定，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就只有Fisher发明的“（农业）田间实验”一种。基于此，他们进而认定，从Fisher和Neyman开创的基于群体样本的“随机控制干预”（Randomly controlled treatment, RCT）的实验才是最理想的实验，因而也是社会科学必须尽可能逼近的方法。这当然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很多KKV的批评者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即便在自然科学哲学中，这两个不同的实验逻辑也没有被清晰地定义。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观察数据，如何运用统计技术，逼近RCT的境界而获得确定的“causal inference”肯定更加棘手。而如果社会科学能够都做严格的RCT，在这一种实验逻辑上，那么就和自然科学的这样实验逻辑没有区别了。这背后的挑战非常棘手，也是绝大部分定量分析方法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如果不是唯一核心的问题的话）。】

Robert Jervis的《系统效应》（System Effect，1997）是一本令很多人困惑的书。这本书肯定不能算是方法论的书籍。事实上，我认为Jervis对研究方法的运用基本上停留在“花絮性”证据的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主要兴趣是发展理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年他上研究生的时候政治学还基本没有成型的方法讨论。但是，《系统效应》是一本结合了本体论和认知论的书籍：它告诉我们“系统效应”是自然界和社会的真实存在，而且几乎无处不在。因此，我们看待世界的认知论必须是“系统范式（system paradigm）”。而因为在KKV之后，大家更强调方法，反而没有人能够理解本体论和认知论这类问题的重要性。不过，对于受过地质学和生物学训练的我来说，系统效应无处不在当然也是“常识”，加上Jervis在这本书里更加旁征博引，我一下子就被这本书所折服。但是，和我有交往的好几位同学们却都不以为意。（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向当时一起上课的一两位同学提到并推崇这本书时，他们的发言是：完全不知道这本书所云，完全不知道这本书有何用。因为它不告诉读者该去怎样研究系统效应！因此，可以想象当年Jervis出版这本书的某些内容时的困难了。见《系统效应》的前言。）

在我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1999—2005），我这些最初和研究方法的“接触”却并没有持续。那段时间，我写的许多作品都是相对偏政策类的，对方法的要求没这么多。如果非要说对方法论的讨论有用的话，那便是我知道案例研究，特别是通过“过程追踪（process-tracing）”的案例研究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做法和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等领域中以甄别或者确立“机制（mechanism）”或者说是“路径（pathway）”、“串联（cascade）”为目标的实验几乎是一个逻辑。因此，在我早期的几篇偏理论捎带实证的作品中，我都是在不自觉地运用“过程追踪（process-tracing）”的案例研究方法。在那期间，我猜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我还需要学习更多的方法。

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期间，我开始有计划地去学习不同的研究方法。首先当然是定量方法，之后便是QCA，基于ABM的模拟方法（后来成为我对“计算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理解），以及“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作为一个方法。尽管我对这些方法的掌握程度有不同，但是我对这些方法的优势和劣势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那时候，我已经确信，只有多种方法的融合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复杂实证问题。（其中的一个混合方法的作品是，唐世平、龙世瑞：《美国军事干涉主义：一个社会演化的诠释》， 2012）这些理解贯穿我此后的实证研究（我对混合方法的理解，见本书的第二章）。

那段时间，由于已经开始动手写《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一书，我开始（重新）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其实是影响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两个变量。对时间的“重新发现”也许和我曾经学习地质学和演化生物学有关，而对空间的“重新发现”则可能来自我此前的地理知识。但是，可能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Jared Diamond的杰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997）。此后，我开始有意识地试图去理解如何重新把时间和空间放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这部分的一些理解，见本书的第三部分）。

到复旦任教的前三年（2009—2012），我也开始更加自觉地去运用不同的方法，并且在觉得既有方法不能让我解决我所面临的实证问题，或者说觉得既有关于方法的讨论（所谓的“方法论”）不能让我满意的时候，去有意识地发展方法或者讨论方法。

但是，如果没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这门课程的话，我几乎肯定不会去写收录在本书中的这些章节。正如在前言中提到的，我理解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并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方法课程（这些课程几乎都只教授某一种方法），而是一个介于方法和“社会科学哲学”之间，同时还要考虑其他诸多问题的课程。更具体地说，要写好一本好的博士论文（或者比较大的文章，甚至是一部实证社会科学的专著，），需要从选题、理解文献（文献批评）、理论化、实证方法、具体的实证、讨论这几个方面有通盘的考虑。而具体的实证方法（和具体的做法）仅仅是一个环节而已。

我很高兴，从一开始，这门课就让选课的同学们感到很有帮助（事实上，有好些选过这门课的同学都说，他们真的是上了这门课之后才知道如何做真正的研究）。

显然，开设这门课程对我自己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教授这门课程，我只好继续给自己“补课”。我没想到的是，这使我对许多方法的理解以及不同的方法如何结合起来使用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些认识的一部分结果就是这本书的内容。因此，本书反映了我对研究方法的理解和探索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学无止境。我还有很多想写的东西没有写出来。只要我们做科学研究，就肯定会碰到我们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希望，本书的读者也能够在不断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够去努力探索，逐渐克服这些问题。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是困难的，但是一定能够产生一些好的研究。

唐神成功跨界的秘笈

唐世平教授在纵横社会科学界的这些年，积累了一些读书和研究的心得。欲知唐世平教授如何能博采众长，纵横学术江湖，不妨看看他是如何“以众人为师”，领悟不同学者的风格，之后融会贯通《众人皆吾师》，以及他独特的方法论思考《社会科学方法新论》（这本有助于发文的利器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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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猜我将继续教授《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这门课程。我希望我还能从这门课程，特别是从选修这门课程的同学们中学到更多的新东西。因此，我希望读者能够指出本书的错误。尽管除了第一部分的两章是我的独立作品，本书的其他章节都是和不同的学生或者同事合作的成果，我对本书的所有错误都负有最后的责任。

前沿追踪/理论方法/专家评论ID: ThePolitical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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