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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个争议话题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阶级形成的分析逻辑,他说:“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马克思,1995:193)。马克思在此区分了工人阶级的两种形态,即自在和自为。自在阶级是资本所创造的具有同等地位和共同利害关系的阶级,其表现形式是社会结构中的工人群体;而自为阶级则是主观上已经认识到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利害关系的阶级,其表现形式是组织起来、具有集体认同、展开共同行动的工人群体。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形成不是指自在阶级的形成,而是指自为阶级的形成。
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产生了深远影响,汤普森在批判继承马克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汤普森反对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他认为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是同一的,不可能只有阶级而没有觉悟,觉悟本身就是阶级形成的必要组成部分,阶级既不是结构也不是范畴,而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的东西(汤普森,2001:1)。汤普森所说的“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的某种东西”是指阶级经历经由文化的方式处理之后所形成的阶级觉悟。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在汤普森看来,“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形成了”(汤普森,2001:2)。要言之,阶级的形成就是以共同利益认同为核心内容的阶级觉悟的形成。
马克思的观点与汤普森的观点不是不可调和的。汤普森反对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分,实际上就是仅仅承认自为阶级的存在,但是他却将阶级经历视为自为阶级存在的基础,他所说的由生产关系决定的阶级经历,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同等地位和相同利害关系所决定的自在阶级实际上是相通的。马克思的观点强调的是自为阶级的形成,自为阶级形成的关键是阶级觉悟的形成,这与汤普森的思路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在使用阶级形成的思路来分析工人阶级形成时,我们可以融会贯通马克思和汤普森的思想,立足阶级经历、阶级利益、阶级意识等方面来把握工人阶级形成的问题。
本文旨在厘清马克思和汤普森的阶级形成思路的逻辑关系,以之作为分析和批判学术界所提供的研究文献的知识来源。本文虽然致力于讨论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文献,但无意笼统讨论工人阶级形成的问题,笔者试图将工人阶级形成分解成阶级意识形成、阶级反抗的理由、阶级形成的场域、阶级形成的条件、阶级形成的模式等关键环节,通过对关键环节的透视来把握工人阶级形成的基本内容。
阶级意识的形成:自我生长还是外在灌输?
马克思和汤普森都将阶级意识的形成视为工人阶级形成的标志,然而在阶级意识如何形成上有着不同的见解,可以说马克思和汤普森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汤普森认为阶级意识是自我生长的结果,而马克思则认为阶级意识的形成是外在灌输的结果。
汤普森和马克思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承认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汤普森主张工人阶级在阶级意识形成中的主体作用,在他给阶级下定义时就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汤普森,2001:4)。他认为阶级意识是工人阶级以文化的方式处理自身经历的结果:“它不是工厂制的自发产物,也不应当想象有某种外部力量作用于某种难以形容的、混沌的人类原料,从而在另一端生产出一种‘新人类’。工业革命过程中变动着的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并非施加在这原料上,而是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身上”(汤普森,2001:211)。
当然,承认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并不等于说阶级意识形成是一个封闭的过程,事实上阶级经历和所能使用的文化方式都是工人阶级同其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文化方式而言,“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由潘恩的政治学说和卫斯理宗铸成的,工人继承着班扬的传统,继承着人们记忆中的村庄的权利,继承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继承着行业的传统……工人阶级被别人形成,同时也在形成自己”(汤普森,2001:212)。由此可见,阶级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尽管各种各样的因素在影响着阶级意识的形成,但工人阶级的选择和反思处在基础性位置,任何因素都不能代替工人阶级自身生成阶级意识。在汤普森看来自我生长的阶级意识是一种政治意识,就其内容而言包括结社的权利、出版自由、公共集会自由、选举权等,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将自己的生活看作是定义并不严密的‘勤劳阶级’与未经改革下院之间全部斗争史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阶级意识是一种包含着对国家的认知在内的权利意识(汤普森,2001:836)。
虽然马克思将工人阶级视为革命的动力,但他并不认为工人阶级自身可以发展出阶级意识,阶级意识的获得必须依赖外在力量的干预,这是由资本统治决定的。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1995:98)。显而易见,资本的统治不仅意味着拥有政治权力,而且意味着掌握了意识形态霸权,工人阶级在这种环境中不可能自我生长出阶级意识,如果产生了阶级意识,也只是被资本的意识形态霸权阉割之后的“虚假意识”。既然如此,是否意味着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形成阶级意识呢?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意识形态霸权只是否定了工人阶级自我生长出阶级意识的可能性,但并没有否定工人阶级通过外在的干预性力量来获得阶级意识的可能性,这一干预性力量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换言之,阶级意识的形成是先锋队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灌输的结果。
马克思的思想在列宁和卢卡奇的思想中得到了深入的论述。列宁指出:工人阶级自身无法产生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只能从一切阶级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形成,只能从工人所处的生产关系外面灌输给工人(列宁,1995a:363)。由此产生的阶级意识有着特殊的性质,“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卢卡奇,1999:136)。阶级意识不是一般的政治意识,而是一种关于国家政权性质和社会发展图景的系统知识,它必须包含四个层次:阶级身份认同、对阶级敌人的认知、对社会和自身地位的认知、对替代性社会方案的设计(Mann,1973:13)。列宁和卢卡奇所认定的阶级意识实际上就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什么以及如何得到的理论,这样的阶级意识确实不可能从处在资本统治下的工人阶级身上自我生长出来,它只能由观察和思考社会进程的激进知识分子来提供给工人阶级。
先锋队是阶级意识的掌握者,也是阶级意识的灌输者。卢卡奇说:“共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组织存在,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够看到自己的具有历史形象的阶级意识”。他进一步认为先锋队是阶级意识的有机表现形式,“如果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相对于整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具有某种有机的和流动变化的东西,那么这就必须反映在那种阶级意识的组织形式即共产党中”(卢卡奇,1999:427-428)。所以在列宁看来,作为阶级意识掌握者的先锋队的首要工作是“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列宁,1995a:342)。综观马克思、列宁、卢卡奇的思想不难得出如下结论:阶级意识不是自我生长的,而是在工人阶级之外但以工人阶级的经历为基础创造出来的系统知识,它以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由先锋队所掌握,并且依靠先锋队的灌输才能传达给工人阶级。质论之,没有先锋队就没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工人阶级也就不可能形成为阶级。
马克思虽然否定了工人阶级在阶级意识形成中的主体性,但是在阶级意识形成的一般过程上马克思和汤普森则是一致的。阶级意识的形成是阶级经历经过文化的方式处理的结果,阶级经历是形成阶级意识的基础,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决定,但是阶级经历绝不局限于生产领域,阶级经历的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斗争。
阶级反抗的理由:反抗剥削、反抗商品化抑或反抗地位歧视? 反抗是阶级意识得以形成的酵母,不管阶级意识是自我生长的还是外在灌输的,都必须在工人阶级的反抗中产生,也必须在工人阶级的反抗中成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正是在罢工、骚乱、集会、示威、革命等反抗中工人阶级认识到了其共同利益,以及与他们的共同利益相对立的利益。虽然阶级意识形成于反抗,但是工人阶级不会为了形成阶级意识而进行反抗,所以在此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阶级为何要反抗?就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工人阶级的反抗基于三种理由:剥削、商品化和地位歧视。
剥削是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核心概念。剥削是指社会的部分成员无偿占有了另一部分成员的劳动成果,这些劳动成果是在被剥削的社会成员的劳动过程中创造的、超过了其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剥削就是无偿地占有剩余价值,没有剥削就不会有阶级。马克思认为剥削是阶级反抗的基本理由,他在《资本论》中精要地陈述了自己的思想:剥削不仅导致了贫困、压迫、奴役、退化,而且导致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冲突,随着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马克思,2004:874)。
剥削与阶级反抗的直接关系在于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果实,并且依靠这种占有把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压到了社会一般生活水平之下,因此剥削不仅直接造成了工人阶级在物质上的损失,而且间接造成了工人阶级在精神上的压迫感和不公平感。其实,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不断提高,但其遭受剥削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因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技术变革也强化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侵蚀了工人控制劳动过程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剥削程度的提高是同无产阶级化的程度直接相连的,剥削不仅要求扩大工人阶级的队伍,而且要求尽可能地拉平工人阶级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要求一个去技能化的工人阶级(布雷弗曼,1978:379-401)。
马克思认为剥削之所以成为工人阶级反抗的基本理由,不仅因为剥削给工人阶级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和苦难,而且因为剥削铸就了经济基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对抗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内在的对抗关系将趋于激烈,并且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经济危机意味着劳动力的过剩,也就是说在经济危机中工人阶级要么失去工作要么接受工资缩减,于是剥削导致了工人阶级的生存危机。在经济危机中工人阶级承受剥削的能力将会锐减,而其反抗将会剧增,也就是说源自剥削的经济危机不仅为反抗提供了动力,而且为反抗提供了机会(Boswell&Dixon,1993)。
剥削发生的基础是劳动力成为商品,波兰尼据此认为过度商品化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反抗。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市场将所有东西都商品化,但是这种企图实际上是一种神话,因为商品化的进程将遭到自我保护的社会的反抗,从事反抗的力量主要是工人阶级。波兰尼在分析一战之后的欧洲政治形势时总结道:尽管革命没有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发生和取得成功,但是战后初期的事实不容辩驳地表明,“在紧急状况之下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和政党,可能会漠视那种将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视为绝对的市场法则——这必将对社会造成最具毁灭性的后果,必将会挫伤投资,阻止资本积累,将工资维持在无法获利的水平上,危及通货,破坏国际信用并使企业瘫痪”(波兰尼,2007:162)。
商品化与阶级反抗之间的直接关系在于商品化破坏了社会的基本属性,它试图以利益原则取代社会的道德原则。劳动力成为商品颠覆了工人阶级作为人而存在的价值,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工人阶级逐渐同人的本质相背离,这就是人在劳动中的异化。马克思言:“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马克思,1995:41-42)。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商品化的内在规定性,将使作为社会成员的工人阶级不成其为人,即对人的价值和社会的道德准则的扼杀。
万物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冲动,然而彻底的商品化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因为工人阶级的反抗将导致去商品化和半无产阶级化的后果。所谓去商品化就是在阶级的反抗下国家开始了福利化的进程,最低工资的保障、充分就业的承诺、养老及医疗保险的建立、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制度的形成,都为工人阶级建筑了一条抵抗商品化的壕沟。福利国家实际上是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返还给工人阶级,其后果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被挤占,而且增强了工人阶级进行反抗的能力,所以去商品化自然遭到资产阶级的反对,于是在商品化和去商品化的角力中工人阶级的反抗呈现出“钟摆”状态,即反抗会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强弱而起伏(西尔弗,2012:21)。
半无产阶级化则是指资本为了减少福利制度的困扰,而采取的对劳动力提供差别工资、鼓励工人的家庭成员从事非工资工作的策略(沃勒斯坦,1999:11-12)。半无产化是与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资本的流动使它可以在落后地区雇佣廉价劳动力,因为这些劳动力的家庭成员从事的非工资工作能够提供生活补贴,从而帮助资本节约了劳动力成本。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根据性别、年龄、种族的差别,给工人支付不同水平的工资,这实际上是女性工人、少数族裔的工人以接受低于正常工资水平的就业方式来帮助资本节约劳动力成本。工人阶级的半无产化实际上是由资本主义设计的、由工人阶级自己承担去商品化成本的劳动力商品化策略,但是这种策略并不能遏制工人阶级的反抗,因为阶级反抗将以民族主义运动、女权运动、种族主义运动等形式表现出来。
地位歧视是阶级反抗的第三个理由。无论是在欧洲工业化的早期还是东亚工业化的早期,地位歧视都引发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汤普森,2001;具海根,2004;Perry,1996)。地位是社会成员基于其生活方式而享有的社会声望等级,它反映的是一种共同的身份意识与荣誉感(韦伯,1997)。工人阶级被马克思视为先进阶级,但是在工人自身的观念世界或者特定社会的传统观念里,工人并非是一个值得拥有的身份。
地位歧视与阶级反抗之间的直接联系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特定的工人群体缺乏对工人身份的认同,他们不愿成为工人,因此为了免于成为工人而反抗;另一方面是特定社会的传统观念有着歧视工人的内容,因此工人阶级为了得到社会认同和平等地位而抗争。汤普森发现传统工匠和技术工人是从事拒绝成为工人的反抗活动的主体力量。其实,为了免于成为工人而进行的反抗也包含着行动者对工人身份的歧视,“理想和现实不满汇合在他们身上,变成愤怒——他们失去尊严,经济状况直接恶化,随着手工艺的日渐贬值而丧失自豪感,失去了上升为业主的愿望”(汤普森,2001:293)。由此可见,地位的下降和对将要获得的地位的歧视,是有特殊技能的工人阶级反抗的理由。
为得到社会认同和平等地位而抗争的主体力量是半技术和非技术的工人。在东亚的很多国家有着歧视体力劳动者的文化传统,工厂工作被视为不体面、肮脏和地位低下,工人被贴上的“打工仔”或“打工妹”的标签暗含着社会的鄙视态度,“这种对体力劳动者极其鄙视的态度和体力劳动者的不体面地位,与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结合在一起,成了不人道对待这种在工人当中产生很大痛苦和愤怒的做法的基础”(具海根,2004:78)。体力劳动者的反抗不是为了拒绝成为工人,而是为了给工人身份正名,要求社会认同工人作为平等的人的身份并人道地对待工人。
其实,基于地位歧视而展开的阶级反抗可能大多是工业化早期的事情,针对工人身份的社会歧视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减弱。剥削、商品化和地位歧视是工人阶级进行反抗的三种基本理由,但是工人阶级的反抗活动在更多情况下不是单纯基于某种理由,而是多种理由混杂在一起相互作用的结果。
工人阶级是发生在工人之间的有着特定内容和性质的社会关系,尽管工人阶级是特殊的社会集团,但是它归根结底还是存在于社会的某个场域中,或者说工人阶级的形成只能发生在某种类型的场域中。大多数学者论及工人阶级的形成场域时,都认为公共领域是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发展成熟的沃土(Rose,1997:140),但是也有学者主张工人阶级的形成场域不是公共领域,而是生产领域或国家领域。
汤普森认为公共领域是“阶级冲突的战场”,公共领域不仅是教会、学校、休闲场所、社会团体交叉作用的场域,而且是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发生的场域,工人阶级不仅承载着来自教会、学校、休闲场所、社会团体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而且在接受影响时也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互助会是工人阶级在公共领域中的组织形式,它推动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走向成熟,也构成工人阶级走向大规模联合的基石,因为有了互助会工人阶级才能在遭受国家压制的条件下继续维持团结,并且在处理互助会内部事务和相互之间事务过程中培养、训练了工会干部,于是一旦国家对公共领域的压制放松,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汤普森,2001:496)。
脱离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具体经验来看,将公共领域视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场域可以得到以下理由的支持: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集体活动汇聚的场域,工人阶级通过参加集体活动实现了社会交往并生成了社会关系网络;其次,公共领域是一个充满公共议题的场域,公共议题的讨论和传播是阶级意识形成的关键;再次,阶级形成是在同其他力量特别是国家互动过程中实现的,而公共领域恰是各种力量集中并相互作用的场域,也是工人阶级同国家博弈的场域;最后,阶级形成意味着组织起来从而向国家提出集体性要求,而阶级形成必须的组织要素(工会、政党等)无不存在于公共领域中,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集体性要求也正是在公共领域中以斗争的形式表达的(Collier&Collier,1991)。
其实,学界认定阶级形成于公共领域有着深刻内涵。在工人阶级作为集体性的政治力量出现之前,公共领域是一个范围狭小的、封闭或半封闭的领域,公共领域的封闭性是与政治秩序的寡头性质、民众参与政治的权利受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以集体行动的方式挑战政治秩序的行动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它为自身同时也为其他群体争取参与政治的权利。因此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塑造公共领域的过程,即公共领域转变成开放的、大众参与的领域。转型后的公共领域成为工人阶级及其他社会力量从事政治活动的场域,于是工人阶级就获得了在公共领域中夯实自身基础的空间,这就为政治秩序的民主化奠定了重要基础(Collier&Collier,1991;哈贝马斯,1999)。
布洛维的研究独辟蹊径,他认为生产领域才是阶级形成的场域,视公共领域为阶级的形成场域是喧宾夺主的做法,上层建筑的重要性恰是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中形成的反应,如果阶级没有在生产领域形成,那么就不会有阶级冲突带来的政治挑战以及上层建筑制约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了。生产领域何以成为阶级形成的场域?因为生产领域也有自己的政治内容,一方面是工作组织具有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效应,当工人将原材料变成商品时,也在生产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关于这种社会关系的体验;另一方面是生产过程中存在塑造和规训生产关系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机构(Burawoy,1985:7-8)。布洛维将生产领域中的政治内容概括为“生产政体”,也称之为“内部国家”。内部国家是由一套组织、改造或者压制生产中的关系与生产关系所引起的斗争的制度组成的,既有保证资本指令贯彻的强制机构与规则,又有保障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申诉程序和集体谈判制度。
内部国家的运转集中体现为生产中的超额游戏,超额游戏建立在报酬反映工作努力程度的原则之上,工人竭力超过其生产配额,同时默认一种超额的限度。布洛维认为工人正是在超额游戏中形成了共同利益,“任何为其参与者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报酬的游戏,都在其参与者中——不论他们是资本的代表还是劳动的代表——建立了一种共同利益,这就为其再生产准备了条件。只要游戏涵盖了整个劳动过程,它所引起的价值体系就会在车间里盛行。作为游戏的结果,行为得到评价,并且利益被建立了起来。确切地说,生产中的关系的特定形式组织了利益,在我们的例子中,与超额游戏之间的关系界定了利益”(布洛维,2008:92)。在这里布洛维将阶级形成场域的观点表达了出来,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和价值体系只可能在生产领域中形成,因此生产领域才是形成工人阶级的熔炉。
生产领域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场域,是因为通过内部国家的运作将阶级斗争限制在了企业层面,避免阶级斗争在公共领域汇聚从而针对总体国家。而公共领域中反复出现的阶级斗争恰是内部国家运转失灵的表现,这将导致内部国家的重组和变迁以图恢复其组织和分散阶级斗争的功能。概而论之,内部国家的存在和运转是对阶级存在于生产领域的明确承认,尽管内部国家非常容易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布洛维,2008:120)。
资本的统治编制了一张巨大且严密的网络,牢牢地困住了工人阶级,因此在激进的理论家看来,生产领域和公共领域都不可能形成工人阶级。马克思最早揭开了资本在生产领域中的统治秘密,他说工人“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马克思,2004:386)。显而易见,如果说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中形成,那么也只是资本组织起来的自在阶级。马克思的批评在布洛维的内部国家理论中得到了印证,虽然内部国家的运转将生产领域打造成了阶级形成的熔炉,但是内部国家对阶级形成的影响是复杂的。超额游戏在组织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的同时也在瓦解工人阶级,因为工人是以个体而非阶级身份加入超额游戏的,而且加入超额游戏意味着参加者对界定游戏规则的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同意,这意味着工人被建构进阶级内部的横向冲突之中,工人的阶级属性以及他们同占有其剩余劳动的另一阶级的差别都被掩盖了(布洛维,2008:89-90)。
葛兰西通过分析资产阶级霸权进一步质疑了工人阶级在公共领域中形成的可能性。资产阶级不仅掌握了政权,而且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教育者”是国家至关重要的角色,但这个角色需要得到学校、政治和工团主义协会等社会组织的配合。在这里葛兰西敏锐地观察到现代国家存在两个上层建筑,一个是国家或曰政治社会,另一个是由学校、政党、工会、大众传媒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成的市民社会或曰公共领域(葛兰西,2000:7)。公共领域中的各种组织并非是独立于国家的组织,而是利用其与国民之间的联系潜移默化地将国家意志灌输给国民的组织,因此公共领域充当了国家实现统治的工具,是国家的正常延续和有机补充。不言而喻,在资本统治霸权渗透下的公共领域是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场域的,它更可能是资本统治、规训、瓦解工人阶级的场域。如果说工人阶级要在公共领域中形成,那么必须具备一个前提,这就是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而改变公共领域的性质。
列宁在分析阶级形成场域时给出了一个特殊的答案:既然资产阶级的统治如此强大以致工人阶级无法在生产领域或公共领域形成,那么工人阶级只能在革命胜利之后的国家领域中形成,他说:“国家即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列宁,1995b:130)。虽然列宁的观点显得极端,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能够成立的。就理论而言,先锋队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认为先锋队是阶级意识的拥有者和灌输者,因此工人阶级只有在先锋队的组织、教育、领导下才形成自为的阶级,换言之,自为的工人阶级是通过先锋队来表现自己的存在的。就实践而言,十月革命之后工人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成为国家职工,工厂不再是单纯的生产性组织,而是具有统治功能的基层政权性质的治理单元,因此工人确实在国家领域中组织了起来、并在先锋队和国家制度体系的连接下形成为阶级,即自为的工人阶级通过党政同构的国家制度体系来表现自己的存在。
当然,在国家领域之中形成的工人阶级是特殊形态的阶级,它是特定的国家在革命之后推行特定制度的结果,它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密切联系在一起,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和厚重的政治内容,因此列宁所谓的在国家领域中形成的工人阶级是政治阶级(汪仕凯,2011:173-176)。政治阶级大致有以下属性:首先它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的特殊现象;其次它存在于党政同构的国家制度体系所建构的组织单元中,并且只有在国家制度的基础上才能组织起来、发生联系;再次它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论证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存在是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最后它的阶级意识不是自我生长的而是先锋队灌输的,因此先锋队和国家制度是它存在的表现形式。
阶级形成的条件:何者是关键?
工人阶级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多种多样的条件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参与到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来。概括来说,阶级形成的条件可以划分为经济类的条件组、社会类的条件组、国家类的条件组三大类别,其中经济类的条件组是阶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而且在经济类的条件组、社会类的条件组、国家类的条件组之间存在深刻的相互作用。经济类的条件组包括经济发展的特点、工业化的时间点、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工作的组织形式、工匠传统等;社会类的条件组包括宗教信仰、种族、人口增长与流动、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等;国家类的条件组则包括民族国家的形成、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官僚机构的特点与幅度、国家的汲取能力和权威性、国家的镇压能力与权威性、国家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国家结构及政体组织、公民身份及普选权、劳工法律等(Katznelson&Zolberg,1986;Aminzade,1993)。
研究者为了解释阶级形成自然需要提供关于阶级形成条件的说明,但是如果研究的结论仅仅在于说明工人阶级形成需要一系列的条件,这样的研究结论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很多学者试图在归纳阶级形成条件的基础上判断何种条件最为关键。回顾典型国家的工人阶级形成的经验过程,不难发现阶级形成取决于阶级斗争能否深化社会关系中的裂缝,并最终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显著地改变社会关系的性质(Aronowitz,2003:39)。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意味着阶级形成有着极大的偶然性,而阶级形成的关键性条件则是阶级形成偶然性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特定的条件出现与否直接影响工人阶级能否形成。
学界在阶级形成的关键性条件问题上存在新话语的形成、居住空间、组织资源、国家干预四种见解。
新的话语之所以成为阶级形成的关键性条件,是因为话语起到思想解放和阶级意识形成的作用。工人阶级最初是生活在统治阶级的话语霸权之下的,依照统治话语来认识自身生活的世界、思考自身的经历,当工人尚未经历思想解放时,尽管统治话语不仅限制而且惩罚工人,但是工人仍然诉诸统治话语来寻求自己的利益,因为在工人的思维之中统治话语里有一个“仁慈国家的虚幻影子”,工人妄想依靠它来维持自身作为一个等级而合理存在下去(汤普森,2001:635)。而新话语的出现则为工人阶级以新的方式来思考和创造自身的经历、共同点、经济不平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与此同时,新的话语弥合了传统的团结文化与阶级经历之间的缝隙,塑造了以阶级意识为主要内容的阶级团结。在研究欧美国家的工人阶级形成时,很多学者都非常重视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新文化与话语在阶级形成中的关键性作用,他们认为平等、自由、契约、个人主义、公民权等话语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思考和谈论阶级的方式,也构成了工人阶级运动持续发展所依赖的知识、语言,特别是以权利为核心的政治话语成为塑造阶级意识、弥合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制造阶级共识的关键性要素(Sewell,1980;Katznelson&Zolberg,1986;Steinberg,1999)。
居住空间不是单纯的物理构造,而是充满社会交往、关系网络、隐秘活动的场所。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大量工人聚集起来,形成了按照阶级居住的空间环境,从而使得居住空间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占据了关键性的位置。工人一般来说难以了解社会的整体情况,但是工人熟知作为社会缩影的居住空间的情况,恰如洛克伍德所言,工人“对更大社会的感受,则将随着他们在……他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小型社会里的经历而变化”(Lockwood,1989:249)。在工人聚居的街区中,酒吧和旅馆等社交场所充当了塑造阶级的重要工具,因为酒吧和旅馆是工人流连的休闲之所,在酒吧和旅馆中工人获取和传递信息、建立社会网络、从事秘密的政治活动,甚至可以说嵌于街角的酒吧和旅馆就是工人的政治基地(卡兹尼尔森,2009:351-352)。由此可见,正是在居住空间里工人进行着关于阶级整体的想象、阶级经历的分享、阶级团结的培育、阶级斗争的动员、阶级网络和组织的组建。
居住空间之所以在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其原因除了居住空间自身的功能之外,还有宏观政治背景方面的影响。阶级形成的时期大都是威权统治时期,威权统治极力压制社会自我组织起来的空间和限制国家控制外的社会组织,但是却很难去控制或削弱基于居住空间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因此当工人阶级难以获得居住空间之外的资源以资阶级形成的时候,自然依赖蕴藏在居住空间中的资源来完成阶级塑造的过程。塞德曼对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的研究,就揭示了宏观政治背景与居住空间的关键性作用之间的密切关系,威权统治迫使工会组织以居住空间为活动基地,并且以居住空间的活动来支持工厂中的活动,一旦威权统治出现缝隙从而出现政治机会时,潜藏在居住空间中的工人活动便会自动发展成蓬勃的工人运动(Seidman,1994:261-263)。
工人阶级存在着多重异质性,多种因素都在制造工人阶级内部的裂痕,而且这些裂痕为统治阶级阻止、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提供了机会(Gordon,1982:238)。不言而喻,如果不能超越内部的异质性,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阶级,而建构工人阶级统一性的因素则是工会、政党等政治组织,如果说社会、经济因素在不断瓦解工人阶级,那么政治组织则在持续地重建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列宁在解释组织对阶级形成的作用时写道,工人阶级在被统治的境况之下,要想发展成为一支能够同统治阶级斗争的革命大军,除了组织以外别无可资利用的武器(列宁,1995a:526)。
组织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可以归纳如下:首先,组织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与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不同的价值体系,因此在思想领域实现了阶级动员和阶级解放,是阶级意识形成的重要参与者。其次,组织是达成阶级团结、开展集体行动的主要手段,可以说组织赋予了工人阶级一种集体性的力量,只有依靠这种集体性力量,工人阶级才能挑战资产阶级并迫使资产阶级向其妥协,可以说组织是工人阶级的集体形象。最后,组织是阶级斗争的领导者,它制定工人阶级斗争的策略、控制工人阶级斗争的节奏、引导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向,可以说成功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没有组织存在。
在讨论阶级形成时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这就是阶级形成都是特定民族国家的阶级形成,于是很多学者认为正是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在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Cannadine,2000;曼,2007;陈峰,2009)。国家在阶级形成过程中能够发挥决定作用,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国家管制的领土所提供的地理空间,主要是因为国家本身就是持续不断地干预阶级形成过程的行动者,国家是工业关系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限定工人运动的制度框架的设计者,是工人阶级从保守转向激进的推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斗争结果的裁决者,更是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对象。
迈克尔·曼对国家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有过精辟分析,他认为国家的性质和国家处理工人阶级运动的方式是关键所在。工人阶级形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制造业的发展将大量人口变成了工人,但是工人的利益诉求最初都是保守的,工人阶级虽然掀起了高潮迭起的运动,其目标则限于经济利益和公民权利。此时的国家都带有很强的资产阶级性质,这就意味着国家不会轻易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而是倾向于毫不留情地镇压所有的工人运动。国家对工人阶级的镇压不会导致工人阶级的屈服,反而会帮助工人阶级克服内部的种种隔阂,促进阶级意识的形成和政治态度向激进方向的转变(曼,2007:695-756)。换言之,导致工人阶级形成的因素不是工人自己,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宣传鼓动,而是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以全面镇压来处理工人阶级的方式,在国家全面镇压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认清了国家作为最大敌人的形象,而且工人阶级只有形成广泛的团结并向国家发起进攻,否则没有出路。
阶级形成的模式:一元还是多元?
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是否意味着起源相同的工人阶级有着相同的形成模式呢?秉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研究者倾向于支持阶级形成模式的一元论。与此同时,很多学者指出资本主义难以直接决定工人阶级的形成,政治因素、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在塑造工人阶级,因此阶级的形成模式应该是二元的或多元的。
阶级形成模式的一元论植根于马克思所开创的理论传统,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形成是由资本主义塑造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因此既然各国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其他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那么纵使各国的工人阶级形成的模式会有差异,但形成模式的基本内容还是相同的。列宁的思想也倾向于支持阶级形成模式的一元论,虽然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并不能直接决定工人阶级的形成,但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却能够决定工人阶级的形成,先锋队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上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在先锋队干预之下的工人阶级形成也就趋向一致的模式。
尽管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经验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持谨慎态度,但由于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汤普森立足英国经验所阐发的理论观点,都促使汤普森的理论解释靠近一元论。汤普森认定阶级意识的出现决定了工人阶级的形成,阶级意识的出现是文化对阶级经历进行处理后的结果,而阶级经历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生产、生活经历,而文化则是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遗产。由此可见,他在建构阶级形成理论时诉诸的两个基本要素都具有普遍意义,这就决定了其阶级形成模式趋向一元论。在汤普森看来阶级意识与阶级形成是同一过程,而阶级意识则是一种同国家政权、统治阶级斗争的激进政治意识,这种激进政治意识不会轻易出现,它是法国大革命影响之下英国社会阶级之间“内战”的产物。如果褪去英国的具体经验,那么我们可以说阶级意识形成于革命形势之下,与特定革命条件的出现直接相连,因此阶级意识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工人阶级激进化转变的过程。进而论之,阶级意识代表着工人阶级的真实利益,而工人阶级的真实利益是不分国界的,所以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将是不分国界的。由此不难理解,汤普森的理论观点虽然反对了结构因素决定的一元论,但却创造了阶级意识决定的一元论(Joseph,1992)。
阶级形成模式的二元论植根于沃勒斯坦等人开创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这派学者力图从根本上颠覆一元论的理论基础,从而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半边缘国家有着判然有别的阶级形成模式。核心和非核心国家在工业化方面存在三个重要差别:首先,与核心国家相比非核心国家的工业化部门的规模是比较小的,而且与整个国民经济又处在隔绝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后者的家庭手工业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其次,同核心国家相比非核心国家的工业化部门有着严重依附性,即工业化的资本、技术、原料等依赖核心国家,所以非核心国家的工业化往往是脆弱的、起伏不定的;最后,虽然核心国家和非核心国家的无产阶级化进程都源于乡村共同体的危机,但核心国家的乡村危机是由贪婪的资本家导致的,而非核心国家的乡村危机则是由殖民地的统治者、外国投资者、买办阶级共同导致的,也就是非核心国家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有着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Hanagan&Stephenson,1986:9)。
核心国家和非核心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差距,导致了非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形成了不同的阶级经历、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也就是不同的阶级形成模式。就阶级经历而言,非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缺乏稳定的阶级经历,因为其现代部门主要集中在原材料产业、轻工业等,而且资本和市场又严重依附于核心国家,所以导致了工人阶级规模小、工业化部门随着资本的流动而起伏不定、工人阶级经常在不同产业中流动、难以在城市定居最终不得不返回乡村等后果。就阶级意识而言,非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里有着民族主义的内容,工人阶级对殖民主义的敌视和对外国资本的敌视相互缠绕,因此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往往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就阶级斗争而言,在核心国家的阶级形成中城市工匠发挥着领导作用,是城市工匠联合保守的半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最终汇聚成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而在非核心国家的阶级形成中却是半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难以在城市立足故而最具革命意识,而且他们同乡村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又将革命意识传播到了乡村,最终导致了蔓延乡村和城市的革命(Hanagan&Stephenson,1986:11-16)。
阶级形成模式的多元论植根于集体行动理论,阶级是在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是在特定的结构性条件下进行的,自然要受到结构性条件的制约,但工人阶级自身的理性选择在形成集体抗争的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理性选择的能力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在特定的结构性条件下具体生成的(Roy&ParkerGwin,1999)。由于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结构性条件,因此特定国家的工人阶级获得的理性选择能力以及据此展开的阶级斗争将是不同的。由此可见,工人阶级形成不可能存在确定的模式,特定的结构性条件制约下的阶级斗争只可能导致多种多样的阶级形成模式(Katznelson&Zolberg,1986:400-401)。
多元的阶级形成模式首先是不同的结构性条件的产物,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出现时面对的结构性条件,对阶级形成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具体而言,塑造工人阶级的结构性条件包括:特定社会内部的分裂程度。越是被众多的裂痕缠绕的社会,越易于产生异质性的工人阶级。工业化的时间和速度。工业化开始较早且发展比较缓慢的国家易于产生异质性的工人阶级,而工业化开始较晚且发展迅速的国家易于产生同质性的工人阶级。经济开放的程度。劳工组织越是在开放经济中越是倾向于选择集权制,因为劳工组织不能将保护劳工的成本转嫁给他人,所以只能选择组建范围广泛、集权化的组织来捍卫工人阶级的权益。普选权落实的时间点。如果普选权的落实早于组织化的工人阶级的出现,将阻碍工人阶级联合的集体抗争的形成,如果普选权的落实晚于组织化的工人阶级的出现,则将促进工人阶级联合的集体抗争的形成。国家应对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的方式。全面镇压诱发革命性的、联合的工人阶级革命,选择性镇压则诱发工人阶级形成改良主义的、分割的集体行动(Katznelson&Zolberg,1986;曼,2007)。
多元的阶级形成模式是工人阶级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身份的构建、共同利益的制造、个人利益的计算、斗争策略的选择在阶级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工人阶级实际上是在阶级行动与结构性条件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形成集体抗争之前,工人阶级既不存在预先确定的阶级身份、共同利益、阶级觉悟,也不存在明确有效的理性能力、斗争策略、组织手段,与阶级形成相联系的所有要素都是在集体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Roy&Parker-Gwin,1999)。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有着不同的理性选择,这并不是说形成阶级的集体抗争有着不同的因果机制,事实上相同的因果机制反复出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中,只是由于因果机制结合在一起的形式及发生的次序出现差异,故而各个国家的阶级抗争就形成了不同的形态,进而导致了阶级形成的模式呈现多元化状态(麦克亚当等,2006:43-47)。
比较而言,阶级形成模式的一元论和二元论都强调结构性因素在阶级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多元论在承认结构性因素的基础性作用之余强调作为行动者的工人阶级的关键性作用,因此多元论将主体性还给了工人阶级,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既是被形成的,也是主动形成的。
总结与思考:阶级形成之后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试图从阶级意识、阶级反抗的理由、阶级形成的场域、阶级形成的关键条件、阶级形成的模式等五个方面来展现阶级形成所包含的内容。在阶级意识层面,理论界存在自我生长和外在灌输两种意见;在反抗的理由层面,理论界存在反抗剥削、反抗商品化、反抗地位歧视三种见解;在关键条件层面,不同的研究者分别强调了新话语形成、居住空间、组织、国家的重要作用;在阶级形成的场域层面,学术界围绕公共领域、生产领域、国家领域展开了争论;在阶级形成的模式层面,研究者存在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等不同理论主张。
通过梳理不难得出以下共识:工人阶级形成于阶级斗争之中,以阶级意识的获得为基本标志,阶级形成的基本目的在于向资产阶级和国家提出工人阶级的集体性要求,并且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迫使他们满足这些要求。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工人阶级形成之后存在两个结果,一是在先锋队的领导下发动革命摧毁旧政权,另一种是国家向工人阶级妥协从而将其整合进资本主义秩序中去,后者是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呈现的状况。国家向工人阶级妥协的实质是通过迫使资产阶级放弃一部分利润来换取工人阶级的合作,在形式上则体现为福利国家的兴起和生产过程的重塑。
福利国家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回应工人阶级形成的总体方案,它通过最低工资立法、八小时工作制、工作条件立法、社会保险与救济等一系列公共政策来强化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诱使工人阶级认同乃至忠诚于压迫他们的制度。正如普沃斯基和沃勒斯坦所言,福利国家的核心内容是利益交换与阶级合作,所谓交换就是资本家保障工人阶级分享多一点的利润,而工人阶级则认可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显而易见,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交换是建立在利润分割的基础上的,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家应该进一步合作来推动利润的不断增长,从而保障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都能够不断受益(Przeworski&Wallerstein,1982)。
福利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政体的重塑,即依靠强制来塑造生产过程的“专制政体”开始消退,而用以制造认同的“霸权政体”开始成为控制劳资冲突、形塑生产过程的基本制度(Burawoy,1985:123-128)。霸权政体是福利国家在生产过程中的体现,因为福利国家把一系列规则加于生产过程的劳资关系上,尽管它并没有触动生产过程中的权威关系和财产关系,但它加强了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控制的潜在能力,增加了工人阶级从事阶级斗争的手段,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虽然阶级斗争的根源依然如故,但阶级斗争的格局则向着有利于劳动者一方改变(奥菲,2011:5)。其实,福利国家的兴起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它诚然给大部分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带来了相当的改善,但是同样也起到了压制阶级形成的影响、破坏阶级形成的条件、限制阶级斗争的形式、瓦解阶级形成等作用(奥菲,2011:1)。换言之,福利制度是建立在工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工人阶级组织承认国家权威并依照其制定的规则行事的前提之上的,也就是说,福利国家只不过是将工人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秩序的一种柔性手段罢了。
福利国家瓦解工人阶级的机制是选举政治,选举政治不仅弱化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而且疏离了它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Clark&Lipset,2001;普沃斯基,2012)。工人阶级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秩序不是以阶级身份为基础的,而是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作为公民的工人阶级通过代表其利益的组织嵌入到代议制度中去申张自己的权利,这就将工人阶级政党置于一种选举困境之中。工人阶级政党要想在选举中获胜就必须赢得多数选票,可事实上工人阶级在选民总体中只是少数,因此如果工人阶级政党坚守其阶级性质,那么注定长期处在败选的地位,而工入阶级政党要赢得选举,就必须淡化其阶级诉求,转而寻求其他阶级成员的支持,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政党不能以阶级身份作为选举动员的基础,而只能诉诸更具普遍意义的“公民”、“人民”等作为选举动员的基础。工人阶级政党阶级性质的淡化反过来疏离了其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因为阶级身份在选举政治中已经不重要了,工人阶级政党已经越来越与其他政党没有差别,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更多的基于公民身份而获得,阶级忠诚变得模糊,宗教、种族、语言、地域等等开始成为工人阶级开展政治行动的重要基础(普沃斯基,2012:21-27)。
福利国家保持有效运转必需两个相互补充的机制,一是利润的不断增长,另一个就是对工人阶级进行新的分化,即将工人阶级分成核心工人和非核心工人,只有那些核心工人才能完全享受福利制度。由于福利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施加了很多约束,因此利润的不断增长就成为一种巨大压力,所以为了缓解这种压力资本主义就必须减轻福利制度的成本,即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新的分化。所谓核心工人是指受到内部劳动力市场保护的工人,福利国家的有效运转必须在保护核心工人的同时将非核心工人抛在福利制度建筑的保护墙之外,这些非核心工人不仅包括发达国家的女性劳动者,而且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西尔弗,2012:194)。福利制度对工人阶级进行的新分化,尽管换来了核心工人的合作,但并不能遏制工人阶级的斗争,因为非核心工人的抗争从未停止过,福利国家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将阶级斗争的主体从核心工人转变成了非核心工人,将阶级斗争的地域从国内转移到了新兴工业化国家(西尔弗,2012:203-211)。
福利国家在整合、瓦解工人阶级方面确实取得了成效,但是福利国家的运转是以经济发展带来的利润增长为基础的,因此利润下降必将严重阻碍福利国家的运转,并进一步导致福利国家的改革,当然改革福利国家是以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基本内容的。在此情况下,福利国家对工人阶级的整合将出现松动,而此前整合工人阶级的机制也不再有如当初之效,于是工人阶级的激进抗争将重新回归,这就为重塑和再造工人阶级的组织提供了空间(Panitch,1981)。
总结而论,工人阶级形成不是一旦完成便就此终了的过程,阶级形成作为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斗争过程的结果,一方面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秩序中争取了利益,另一方面也迫使资本主义通过福利制度和民主政治来分化、瓦解工人阶级,但是由于资本在不断地制造工人阶级,因此工人阶级会再次以集体抗争的姿态出现在国家面前并向国家提出集体性要求。由此可见,阶级形成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工人阶级在不断地形成、瓦解、重组和再形成(普沃斯基,20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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