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农业生产透明度与早期国家制度形成的关系｜APSR
农业生产透明度与早期国家制度形成的关系
摘要：
作者提出一种用地理特征诠释区域间制度差异如何形成的理论，用这种理论解释不同的（1）国家规模；（2）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3）土地所有权。在该理论中，地理和技术的因素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透明程度，农业透明度进而则影响了政治精英从农业部门占取财政收入的能力。本文将该理论运用在古埃及、下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与上美索不达米亚（亚述）的比较上，并讨论了其对现代政治现象的意义。
学人简介：
Joram Mayshar，希伯来大学经济学系
Omer Moav，华威大学经济学系
Zvika Neeman，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院
文献来源：
Joram Mayshar, Omer Moav＆Zvika Neeman. (2017). “Geography, Transparency, and Institu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3), 633-636
APSR
引言
在道格拉斯·诺斯经典的国家与产权理论中，国家对产权的合理架构和保护对经济繁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尽管受制于攫取性政府、农民不拥有土地产权，古埃及却发展出繁荣的文明，并保持了数千年稳定。
因此，作者认为，诺斯关于产权重要性的论断与后农业社会中私人资本积累占主导地位有关，但不适用于土地是主要资产形式的农业社会。为了解释农业时代不同国家的成败兴衰，本文作者探究国家规模、央地权力以及土地产权制度方面产生差异的因素，认为这些制度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地理特征和技术水平不同的结果。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政府从农业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是造成早期国家体制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汲取收入的能力受到生产透明度的显著影响，细言之，受地理和技术条件的影响。
文章选取公元前四千年后期至公元前二千年期间近东的三个古代文明——古埃及、北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和南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即阿卡德和苏美尔地区）为例来说明该机制。这三者是在货币化税收和促进帝国建立的军事和行政创新出现之前，在相对稳定的经济和军事条件下出现的早期国家案例。
作者认为该模型也可以用于理解农业时代的其他国家，甚至有助于解释一些现代现象。一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惯性，对农业社会制度的理解也将促进我们对当前制度的理解；另一方面，该模型为政府规模扩张与税收成本下降这对关系提供了更正式的框架和更广阔的视角。
根据作者的理论，在古代农业革命和现代工业革命的长期影响之间可以形成一个类比：在这两起深刻影响人类命运的革命中，生产透明度的提高均影响了国家的税收能力。
理论说明
首先，作者关注代理人（即农民）和委托人（即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变化。政府可以观察到一个决定了农民的劳作的生产力上限的自然状态信号，例如尼罗河的泛滥程度。在这个信号的基础上，委托人模糊地推断代理人是否努力劳作。这个信号的准确度是该模型主要的外生变量，代表着农业生产的透明度。其次，作者将委托人的激励方式限制在报酬和威胁解雇偷懒农民（剥夺土地、停止租佃）的制裁当中，同时假设这种制裁对委托人来说也是代价高昂的。第三，为了使解雇威胁有意义，作者将模型嵌入到多周期环境中。
模型的结果相当直观（图1.）：超过阈值之后，信号越准确，报酬的作用越小，制裁的作用越大，委托人获得的收入也越多。作者的解释是，更高的生产透明度导致了一种奴役，因为农民难以保留自己的收成，并可能因偷懒而被驱逐；而当透明度较低时，农民有机会保留更多的作物，却不面临威胁。
产权被普遍认为是由寻求收入最大化的国家授予的，但在诺斯的表述中，统治阶层通过授予产权来鼓励被统治者私人投资，即产权作为一种承诺手段来克服事后征收的阻碍。相反，本文的框架内，私人投资不起作用。通过关注阻碍产出分配的信息约束，该理论为土地产权的出现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当透明度足够高时，解雇的威胁（产权缺失的指标）是代理人努力的主要动机。但是，当错误解雇的成本超过收益时，国家就愿意放弃解雇的选择，从而给予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实际所有权。换言之，土地产权是由信息不对称程度来解释的。
除基本模型外，作为该模型的二阶扩展，为了解释国家集权程度的差异，文章还考察了政府不同层次间透明度的作用。当地方的农业活动不仅对中间人（总督），而且对中央（国王）都是足够透明的，则中间人只能保留较小的收入份额，并是易被解雇的主体。反过来，如果农业生产只对中间人透明，对国王来说足够不透明，总督将保留自治权和更大的收入份额。
实证运用
本文理论提供了以下将农业生产透明度与国家制度联系起来的三个预测。根据基本模型有：
（1）当农业生产在地方上高度透明时，农民就无法拥有他们耕种的土地。
（2）农业生产越透明，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就更强，精英和农民间的不平等就更大。
根据该模型的扩展有：
（3）当农业生产对中央的透明度较低时，地方领主保留自治权和较高的收入。
在该节中，作者证明了上述三种预测与公元前四千年后期至公元前二千年期间盛行于古代近东三大文明的制度特征是一致的。不过，作者也声明这一简单理论不能够解释这些文明之间的所有制度差异，也不是解释这些差异的唯一理论。
图.2 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早期农业区示意图
埃及
自南向北流的尼罗河水主要来自非洲东部夏季风降雨，因此，尼罗河在夏季泛滥，淹没狭窄的河谷。通过横跨河谷的堤坝组成的盆地灌溉系统，被阻流在谷底的河水浸透了土地，沉淀大约2个月的养分，然后才被排回尼罗河。之后农民及时播种大麦为主的谷物，洪水留在土壤中的水分是生长季节唯一的水源。谷物在3月下旬热风吹散谷粒之前收获。
法老们在尼罗河沿岸建造了尼罗河仪（Nilometer），得以测量记录农业生产最为依赖的洪水泛滥程度的信息。同时，农民所面临的土壤等条件在整个流域系统内都是相当相似的。因此，农业活动不仅对地方，而且对中央政府都高度透明。中央政府则由此可以提前计算出预期的收成，进而决定每个地区的税收分配数量和方式。
尼罗河流域内的这种农业形式起源于公元前五千年的上埃及南部，随后中央集权的埃及国家便从该处崛起。从已有材料来看，埃及的全部土地都属于法老。尽管有时也存在属于寺庙、地方组织和一些权贵的情况，但是，土地均不归在田中劳作的农民所有，农民只能接受村长定期重新分配的土地，而没有稳定产权。值得注意的是，在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私人土地租赁文件看，这些合同期限仅为一年，即佃户经常面临驱逐的威胁。这些都与预测（1）相吻合。
此外，高度透明使法老们能够对地区长官采用制裁密集型的激励策略。换言之，与预测（2）和（3）一致，农业的高度透明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法老能够管理一个精干的国家官僚机构，并从税收中抽走大量份额。反过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省级中心保留的独立权力如此少。至少在古王国（Old Kingdom, 2700 – 2200 BC）早期，各地方官员的职位是任命而非世袭的。地方城市是行政中心，但没有积累大量的独立财富来威胁中央的主导地位。国家政治体系内各个层次的高度透明也可以解释埃及迅速形成强大的中央国家及其随后的高度稳定。
图3.提升了埃及国家能力的尼罗河仪
南美索不达米亚
和埃及一样，干旱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农业完全依靠河流灌溉。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靠高山冰雪融水补水，山脉距离河流很远，这使得在最需要灌溉的10月至12月，水位较低，而晚春收获季节水位较高。为了解决种植季节的缺水问题，需要一个运河系统将上游的水收集起来引向农田，并设计控制机制来分配并不充裕的水；春季河流的泛滥时又必须将多余的水转移到下游的沼泽平原。
因此，压倒一切的因素是种植业对上游控制的定量、定向供水的依赖性，农民们完全依赖于当地精英阶层，他们控制着各个人工运河交汇处的水流。反过来说，精心设计的运河系统为当地精英提供了重要的控制手段和有关农业状况的信息。
作者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农业生产归类为对地方精英高度透明的活动。与预测（1）一致，这种透明性解释了为什么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几乎不存在小农自有自耕。根据预测（2），这种高度的地方透明度解释了为什么早期强大的城邦能够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形成并持续存在。灌溉农业一经诞生，就带动了文明的较快发展。与埃及不同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地方治理精英因此不可替代，地方农业生产对遥远的中央政府来说相当不透明。与预测（3）一致，这种不透明性解释了为什么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当地精英有很强的稳定性，以及为什么强大的城市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即使一个城邦成功地征服另一个城邦，它仍然需要被征服城市的精英们的合作，才能从被征服的领土上获得持续的税收。作者认为，正是当地精英所拥有的特殊信息确保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城市的自治。
北美索不达米亚
北美索不达米亚高地的地理条件与南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谷地均不相同，农业主要靠雨水灌溉。由于降雨的不稳定性以及地形的不均匀，即使在地方上，农业生产也不够透明。
北美索不达米亚的聚落特点是大致相等的单元大量分散。每个单元由一个中心居民点管理，控制半径约为5公里。这种半自治行政单位模式的关键是，任何领土冲突的胜利者都无法从分散遥远的被征服土地上获取持续的收入。与预测（3）一致，作者提出该地区早期城邦的地方化性质是由于农业活动的不透明性限制了城市中心的控制范围。
自早期时代起，小农自主经营的农业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盛行。虽然当地国王和精英也拥有大量的地产，但许多土地都属于自主经营的小家庭。考古证据还表明，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所有权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小土地所有者经常因债务和被迫向富人出售土地。然而，自耕农的持续存在表明，存在土地兼并的过程就必须与存在另一个相反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大规模、低效率的兼并地产逐渐解体。在北美索不达米亚，私有农耕的盛行与预测（1）一致：低透明度使得大地主从租佃中获得的利润较低，大型兼并地产难以维持。
结论
信息经济学开创者斯蒂格勒曾指出“信息（knowledge）就是力量”，本文同样运用这一原理检验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和结构如何塑造了前现代农业国家的制度。本文提出的理论主要指出，农业生产的透明度通过对财政汲取行为的影响而影响了国家的规模、央地权力结构和土地产权制度。在文章中，这解释了为何古埃及迅速地统一，随后即能保持稳定和集权；而苏美尔长期是一个相互竞争的城市国家的联合体。该理论也解释了为何埃及的土地属于法老一人，南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属于占少量的僧侣和精英，而北美索不达米亚实行小农自有自耕的土地制度。
通过强调信息不对称程度对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影响，作者提出的早期制度的环境理论为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尽管本文仅将理论应用于古代，但作者认为它可以运用于所有农业主导的社会。更普遍地，甚至可以超脱于环境因素认为，该理论揭示了生产技术如何影响国家汲取财政和塑造制度的能力。尤其是，尽管信息不对称被普遍认为会阻碍效率，但该理论框架揭示，透明度不高的代理人活动（“隐私”）实际上可能有利于保护自由，也可能有利于促进其物质福利。
编译/董俊言
审核/华堂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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