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现代国家区别于前现代治理形式的特征在于其对介入私人事务的广度与深度。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取决于国家与其疆域内人口互动的频率、强度与质量。本文的作者认为，扫盲教育—官方通用语言（即“国家行政语言”）的普及与国民识字率的提高起到了降低政策实施的交易成本、促进国家与国民互动的作用。与过往文献侧重“扫盲运动”中的“国民认同”与“民族主义”面向不同，本文的作者强调“扫盲运动”消除国家与国民互动中语言与人力资本壁垒 (linguistic and human capital barriers to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 的功能。作者使用十九世纪法国国家建构时期的数据为上述理论假设提供了支持性证据。在作者的模型中，自变量是法语读写能力/识字率 (French literacy) ；因变量是姻亲禁婚法规的执行情况 (compliance with family law regulations,注：姻亲结婚是指鳏夫或寡妇和已故配偶的姐妹或兄弟再婚的情况)。模型的结果表明，识字率是预测该法规执行情况的可靠指标：识字率越高的地区，姻亲禁婚法规的执行情况越好，反之则反。
历史回顾：标准法语的推广
历史上的法国是一个基于各种外交妥协与博弈而拼凑出来的“马赛克国家” (mosaic state)。法语仅在王室、贵族、法律以及商人阶层中使用，而普罗旺斯语、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等地方性语言则在广大的非巴黎地区流行。此外，法国历任君主也从未作出推广法语的尝试。法语地位的转折点发生在法国大革命。大革命之后法国开启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包括中央政府直接投资教育、实施统一标准的义务教育等，这些举措极大提高了法国国民识字率，并促进了标准法语在全国范围内的使用与推广。
数据建构
在作者的模型中，自变量是法语读写能力/识字率 (French literacy)；因变量是姻亲禁婚法的执行情况，以其作为衡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指标；时间跨度为1836至1896年。具体操作如下：
· 自变量-法语读写能力/识字率 (French literacy)：该数据来源于法国国防部汇编的全国适龄入伍男性的登记数据。由此，作者绘制了1836至1896年间的法国识字率图，参见下图 1。
图 1
· 因变量-姻亲禁婚法规的执行情况(compliance with family law regulations)：作者根据法国民事司法部门的年度数据，绘制了1836至1896年间“姻亲间再婚”的情况图，参见下图 2。选用其作为衡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指标的主要原因有：对“婚姻伦理”这一传统上属于私领域的事物进行立法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拓展与渗透；该法律适用对象广泛（包括全体国民）；国民遵守婚姻法规的动机通常是“去民族主义化的”（这不同于履行纳税义务与服从兵役制度），其执行情况能更直接地反应国家—社会的实际互动情况及其有效性。
图 2
·其他变量：作者在模型中控制了城市化水平 (urbanization)、地区发展程度 (用“人均门窗税”- taxes on doors and windows来衡量，因为越富裕的地方，大型家庭住宅越多) 、国民忠诚度 (loyalty) 等变量。
模型结果
在进行检验稳定性、排除遗漏变量等操作之后，作者的模型显示识字率 (literacy) 是预测该法律执行情况 (compliance with family law) 的可靠指标：识字率越高的地区，姻亲禁婚法的执行情况越好，反之亦然。
下表 1 显示了在控制了城市化水平、地区发展程度等变量后，识字率对姻亲禁婚法规执行情况的影响结果。
表 1
下表 2 显示了识字率对逃避兵役 (draft dodging) 与姻亲禁婚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识字率越高的地区，逃避兵役的发生率越低，这与先前文献认为普及官方通用语言会增强国民认同与忠诚的观点一致；此外，在加入“国民忠诚” (loyalty)这一变量后，识字率仍然是预测姻亲禁婚法规执行情况的可靠指标。
表 2
下表 3 显示了在加入宗教笃信 (religiosity, 天主教教义对近亲结婚持批判态度) 与国家存在 (state presence, 用“公共部门就业人数”来衡量) 这两个变量后，识字率对姻亲禁婚法规执行情况的影响结果：识字率作为相关系数的稳定性依旧很高。
表 3
总结
十九世纪法国的经验证据表明，官方通用语言的推广与国民识字率的增加将提高“国家-社会”互动的频率、强度与质量。掌握官方行政语言会显著降低国民与国家打交道时的交易成本，因为国民将更容易理解国家的规则、政策与制度，这构成国民与国家之间有效互动所不可或缺的“素质”。另一方面，在官方通用语言普及率低的地区，“国家-社会”的互动效果则因为受到高昂交易成本的阻碍而大打折扣。
此外，本文的结论也提醒学界重拾对“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关注 (bringing the study of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s back in)。尽管迈克尔·曼 (Michael Mann) 与乔尔·米格戴尔 (Joel Migdal) 都将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社会的程度 (state’s penetration of society) 作为解释国家能力的重要维度，但近来学界对国家正式制度 (state’s formal institutions) 的关注，则在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对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通过考察“扫盲教育如何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本文实现了与先前“国家-社会”互动关系文献的对话，并将有关“国家权力”的研究推进至正式制度之外的层面。
最后，本文也将过往文献对国家推广大众教育 (mass education) 增强国民认同与忠诚的讨论延伸至另一个看似与“民族主义”并不直接相关的领域：婚姻法规。在法国的案例中，法语的推广与普及展现出了某种“外溢效应”，其影响并不止步于先前文献所强调的“认同与忠诚”面向，更扩散至在传统意义上属于“去民族主义化”的婚姻领域，并在更深远地层面上起到了促进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作用。
“编译荐语（林陌声）”
关于 国家（政府）-社会关系之间的讨论，学者们一直都有在探索，只是在具体两者如何互动更好的话题上，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这种与传统治理变革、或者 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讨论不一样的理论视角，这样的讨论是有益的补充。
编译｜刘芷菡审核｜林陌声终审｜李致宪©Political理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