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温谦的建筑表象下所包裹的批判性：杨菁谈周恺的“相融 · 共生” / 《城市 环境 设计（UED）》第130期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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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OF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

建筑与环境的

相融共生

周恺作为生于20 世纪60 年代初求学于改革开放伊始那一批实践建筑师中的一员对其建筑思想和作品的解读或许脱离不开时代的语境，从儿时影响、求学过程、留德经历等角度阐发；或集中于民营事务所华汇的背景，探究其设计与经营之路；更多则针对某一作品，从概念、形式、技法等层面剖析。周恺本人也通过书面文字，对设计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

—— 杨 菁

▲周恺专辑品谈会嘉宾合影，左二为本文作者杨菁老师

▲杨菁老师在品谈会现场

INTEGRATION & SYMBIOSIS

周恺与“相融· 共生”设计理论

2020 年出版的《场所·空间·建造》一书，提出了“场所”“空间”“建造”三位一体的相融· 共生设计理论。周恺视三者为其建筑生涯的主线，讨论它们与设计之间有机且共生的关系：“对场所的解读，是设计的开端，是营造空间的基础，也影响着建造方式的走向；对空间的塑造，是设计的主体，是对功能、建造逻辑的具体体现，亦是对意境的营造和表达；对建造的诠释则是对技术和材料的合理应用，更是对建构的巧妙回应。”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周恺回顾30 余年实践经历、200 余项设计工程后的提炼与总结，其影响和意义无须赘述，但仍可从多方面引发进一步的阐释和追问。

相融· 共生设计理论的形成受到周恺成长背景的深刻影响：天津大学的求学过程是对周恺影响最深刻的经历，那个年代也正是外国建筑作品和理论爆发式引入国内的时期，学习西方建筑体系和现代建筑语言的同时，天大又有着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悠久历史，他参与了1983 年河北易县清西陵的古建筑测绘实习，开始尝试从群组布局到细部构造等方面理解中国建筑。研究生期间正值导师彭一刚先生设计建筑学院系馆，周恺参与了模型制作，并且注意到建筑主立面两侧安放巨大斗栱和希腊柱头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东西方建筑文化交织的成长经历，造就了周恺的设计和理论中的复杂性与矛盾倾向——一方面他创作了大量富于理性的实践作品，基于现代语境的严谨几何关系是其建筑语言中最突出的表现，方、圆、直角成为基本形式表达的母题和载体，并不吝于将大跨度结构等技术应用于形式的驱驰；另一方面,看似极度现代化（High Modernity）的设计蕴含着感性的抒发，通过对场所精神的挖掘、对空间的情感表达、对建构中超越物质的升华来实现，情理交织、意境营造、融合相融是他自我评述中最多提及的关键词汇。

这种二元性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建筑师内心性格的显现。周恺偏爱以走钢丝比喻做设计的过程：“在多数实践状态下，理性和感性就像磁铁两极，拉扯着悬在其中的细索。设计中的权衡，就像是在走钢丝，若要保持稳定，就需反复寻找两极之间不断变化的平衡点。”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建筑师性格对理论的巨大影响：周恺通过文字和语言反复强调建筑要向环境低头，保持设计上克制、谦逊的态度，而相融、共生、权衡、平衡，这些词汇似乎是不够批判、激进的，带有传统的中庸味道。这是否说明这是孕育于大量的实践项目之中，偏向折衷的理论呢。笔者试图通过对周恺三组作品的解析，回答这一追问。

▲周恺1983年古建筑测绘实习成果

《清西陵昌陵神道碑亭正立面和侧立面图》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提供）

SYMBIOSIS of complexity and pureness

前门大街改造：

复杂与纯净的共生

第一个作品是始于2006 年的北京前门大街改造工程。前门大街北起正阳门箭楼，南至珠市口大街，再往南就是著名的“天桥”——天子走过的桥梁。这里是北京中轴线的起点，曾经是中国最知名的商业街。原有建筑在1900 年大火及八国联军侵略后，大部分采用了西洋装饰，又结合中国古典建筑的细部，形成特殊的建筑风格。紧邻前门箭楼的北部地块对这种“中西结合”的风貌进行了完全的复古，再配合具象模仿门墩、鸟笼等要素的基础设施，似乎可以逃过苛责的北京市民，让外地游客体会旧帝都想象中的风情。

周恺的方案没有复古。其基地位于地块的东南部，有着长达300m 的沿街立面，“处理原则是统一中有变化，尊重旧传统，并适当进行转译……基地中保留的民国建筑……在对立面的改造上依据真实性原则，对其采取去除立面后加装饰构件的方式还原……新建筑在立面宽度、高度、比例、材料、窗户和檐口高度上均与老建筑保持着严格的对位关系，同时结合新材料使新老建筑之间形成自然而连续的过渡。”尽管强调了对传统方方面面的呼应，但建筑在形式上突出的是纯净的几何关系，甚至带有一种冷冰冰的现代主义风格。

在这样的环境中摒弃商业媚俗的诱惑，采用纯净的几何体量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单体建筑的纯净与冷感反衬出设计的温度恰恰集中在重塑北京胡同的精神内核上。北京胡同最大的魅力，老舍先生说得很清楚，它们是“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的，空间的特色“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这里的边际指的是胡同被周围建筑物所限定的空间，而由建筑围合的院落即所谓的“空儿”可以使人们进行各种活动而又不觉得“空旷”。这与当代城市设计中强调的“图底关系”理论异曲同工——当建筑大于外部空间覆盖率时，便能形成一种“合理的密集”，产生更适宜的环境。项目尊重了周边区域的传统肌理，提出以内街的方式来组织体形的方法，形成前后两条街道空间。而内街与前门大街之间则设置了多条街巷空间，用以贯穿内外，街巷空间的交织构成了一组完整的商业步行网络，再配合保留的院落空间和老树，项目聚焦于重塑传统胡同街巷空间的精髓，达到了复杂城市环境与纯净几何形式的共生。

▲前门大街改造项目，2006—2009 年

SYMBIOSIS of grandness and hiding

承德博物馆：

宏大与隐匿的共生

第二个作品是2019 年落成的承德博物馆，它坐落于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的建筑控制地带内。避暑山庄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它内有热河泉四季长流，外则群山环抱，位于山庄正东、高59.42m 的磬锤峰，是园林选址和设计上最重要的山水形胜。乾隆时期，随着外八庙的建设，形成了以避暑山庄为核心的整体曼荼罗意象，塑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皇家建筑集群宏大叙事风格的高潮。

博物馆在山庄与外八庙所形成的强大精神场的包围中，因此博物馆用最单纯的方、圆构型，以“藏”为核心概念，下沉6m 达到地面以上限高7m 的要求，并且结合屋顶观景平台、漫游坡道、下沉庭院等手法，“让建筑在融入环境的同时，又能够反过来表现环境”。

▲从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远眺承德博物馆方向，

博物馆隐藏在周围环境中

（作者于2021 年拍摄）

▲群山环绕下的承德博物馆，2014—2019 年

该项目还是一座容量巨大、象征性强烈的公共文化建筑。如何体现符合承德历史定位的宏大叙事，以及各个层面上的象征意义是设计最突出的矛盾。这在前门的项目中已经显现，具体表现在纯净的几何建筑形式与复杂环境的关系上。承德项目中，对抗仍然存在，突出表现是为抵制“大屋顶”而设置的观景台。其它的矛盾与对抗则通过更加隐匿的方式得到表达：内庭院大跨度的曲面和直角的对比，使象征游猎民族的马蹄形的象征含义被几何性所削弱；细节上代表藏式窗框的梯形元素和马蹄形门把手，亦通过将历史与传统元素抽象转化为“新”语言的方式解决。

▲双马蹄形内庭院

▲象征游猎民族的马蹄形门把手

但是，博物馆最强烈的象征性出现在体型的方圆对比上。圆的出现晚于方的概念，是对当地文化宣传的核心口号“和合承德”的呼应。但这只是表象，方圆结合在场地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性隐喻：乾隆时期为了突出象征密宗金刚杵的磬锤峰，在西部平冈修建了景观性的安远庙和普乐寺，它们的主体建筑普度殿和旭光阁呈现出一方一圆的对立而统一的标志性效果。博物馆恰好也是方圆的结合，这种几何形态呼应了历史环境中的宏大叙事，将丰富的、多层次的象征主义处理得隐匿而含蓄，体现了复杂的共生关系。

SYMBIOSIS of materiality and spirituality

北川抗震纪念园：

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共生

第三个作品是北川抗震纪念园——静思园。周恺走亲戚时在唐山经历了大地震，那段回忆引发其对物质毁灭与精神重生的思考。对比承德项目中克制的象征主义，这座小型公共建筑不愿通过形式的塑造直接强调灾难本身，而采用了更加自然主义的、非历史的纪念性手法。

设计的出发点是代表生命的水滴，周恺在塑造这个形体的时候，甚至使用了在玻璃板上滴水，以得到更加自然的曲线形态的方法。最终形成的一大一小两个水滴原型，大水滴功能为水池，富有象征意义；小水滴是半围合的纪念性场所，用以寄托哀思。作品表达的情感是隐喻的、使人平静的——在路径的设计上，通过一条横贯的直线，人们首先穿过树林，随后通过中央水池的感恩桥缓缓行至水面下后又逐渐向上，最后到达以矮墙限定出的围合空间。

项目也被誉为景观式的纪念建筑，纪念性被消解为城市公园的形式，带有自然主义性质的元素得到突出。比如在园内树种的选择上，建筑师起初青睐一种生长快速、花呈白色的乡土树种，待到落英时节，期望花瓣飘落可以形成天然的追思气氛。最终场地内种植的是银杏，银杏生长速度慢且树干笔直，并不是最初理想的效果。不过秋季当树叶转黄，厚铺在基地中时，观者踏着落叶和砾石步入倾斜的狭窄空间，感受脚踩在上面的声响与植物过滤空气带来的味道，人的五感被充分调动，形成连觉、通感的效果。物质性被暂时隐藏，人的感知得到强化，场所、空间、建造联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归于沉静的精神世界。

▲北川抗震纪念园——静思园，

2009—2010 年

SYMBIOSIS of geometry and nature

几何与自然的相融共生

以上三个项目，有城市环境中的商业建筑，也有历史环境中的文化建筑，还有景观化的纪念性小品，尽管类型多样，设计出发点大相径庭，但都体现了周恺在建筑语言、设计手法上的连续性——即一种在现代主义形式下的，又能够表达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的设计理论。

从前门项目中利用几何抵抗复古，到承德博物馆多层次的隐喻象征，再到北川抗震纪念园所体现的自然主义，周恺作品在现代主义外观的呈现下，存在着内在的凌厉和温和的张力，将场所、空间和建造的丰富性、多元性相融共生，在保持鲜明个人特色的同时，也蕴含着诗意表达的潜能。

这种共生可以引申为一种特有的、综合了西方的自然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筑—人—环境”一体关系的表达——正如伊恩· 麦克哈格（Ian L. 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中写道的：在各种价值观念中从“我—它”到“我—你”的转变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用“我们”来描述生态关系似乎更为贴切。回到文章最开始的追问，在周恺的作品中就蕴含着“我们”的概念，相融·共生设计理论，也绝不是妥协的共存，它只是将批判性包裹在温和而谦逊的建筑表象下。

撰文 _ 杨 菁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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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城市 环境 设计（UED）》新媒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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