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书摘02 | “把语言放逐异乡”：在一战暴风眼中重识苏黎世达达
译者按：
一百年前的欧洲艺术先锋派如何看待当时正在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得益于马塞尔·杜尚著名的现成品《泉》，达达在中文语境中通常被认为是观念艺术的始祖。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中，对达达及其颠覆学院制度和传统艺术观念的创作实践的探讨与思考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这些越发局限在艺术内部的讨论不仅时常呈现出兀自打转的状况，更忽视了这支欧洲先锋艺术运动成立之初的具体历史与政治语境。达达最早的成员均是为了逃离一战烽火，在当时地缘政治的中立地带——瑞士——聚首，著名的伏尔泰卡巴雷（Cabaret Voltaire）中的诗歌朗诵和艺术展览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其创始人雨果·鲍尔（Hugo Ball）在1914年三次申请加入军队，但因医学原因未被允许参战。他在同年观摩一战的实地战况，身心受到重创，在流亡至苏黎世后曾尝试自杀，对达达的构想便是在这样的个人遭遇的背景下孕育出来的。本篇编译通过摘取苏黎世达达创立者雨果·鲍尔写于一战时期的日记（《飞离时间之外》）、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写于1921年的对达达的短评和现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的艺术史学者T.J. Demos的研究，聚焦达达颠覆性观念的历史与政治语境，试图在一战暴风眼中重识苏黎世达达，也借此契机重估、丰富中文语境中对观念艺术、欧洲先锋派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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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所涉人物简介：
雨果·鲍尔（1886-1927）是一位德国作家、诗人和达达运动在瑞士的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一个虔诚严苛的天主教家庭，大学阶段在慕尼黑和海德堡求学，研习德国文学、哲学和历史，并撰写了有关尼采的毕业论文，期间他还钻研了包括德国道德哲学、俄罗斯无政府主义、现代心理分析、印度教和早期基督教中的神秘主义传统等议题。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他在一战来到战争中立国瑞士，为达达运动的伊始和其标志性的声音诗歌（sound poetry）提供了思想根基。《飞离时间之外》是他在1920年代根据其上一个十年的私人日记整理而成的。
罗曼·雅各布森（1896-1982）是一位语言学家、形式主义理论家和文学理论家。作为“现代结构语言学之父”，雅各布森对语言和语言交际的理论阐述对人类学、艺术批评和脑科学都有深远影响。出生于莫斯科，在1920年因参与苏联红十字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援，来到布拉格，后加入捷克国籍，并成立“布拉格学派”，人生后期移民美国，在各大院校教授普遍语言学。
T.J. Demos是一名当代艺术批评家、写作者和学者，现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他的写作关注当代艺术、全球政治与生态的交叉地带。出版的著作包括《反对人类世：视觉文化与今日环境》（2017）、《移民图像：全球危机下纪实影像的艺术与政治》（2013）、《重返后殖民地：殖民主义在当代艺术中的魅影》（2013）和《马塞尔·杜尚的流亡》（2007）。
文本来源：
新年
在马里内蒂的译者家*的阳台上，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反战抗议。我们向大都市阳台和电报线的平安夜大喊：“停止战争吧！”。一些路人停下脚步。几扇点着灯的窗户被打开。“为了庆祝新年！”一个人喊道。冷酷无情的摩洛克-柏林（Moloch Berlin*）抬起了它混凝土做的头。
几个朋友聚在建筑师楼里“纪念那些逝去的诗人”。几家报纸不愿意发布新闻公告，因为他们看到其中有一个法国人的名字。当天发言的人中有四位猜测，这些令人尊敬的人们并不是怀揣着热情而死的。他们死去的同时清晰知道人生已变得无妄；佩吉（Peguy*）或许是个例外。
这场战争基于一个愚蠢的错误。人被误认为是机器。应该被摧毁的是机器，而不是人。在未来的某个日子，当只有机器在大街上行走，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到那时，每个人都理应为人们可以毁灭彼此的时刻欢呼雀跃。
词语已被抛弃；它曾经栖息于我们之间。
词语已成为商品。
应该让词语独自待着。
词语已丧失一切尊严。
曾几何时，在欧洲的中心地带，有这样一片土地，它看似为一种不自私自利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完美的土壤。德国断送了这个梦想，为此，它永远都不会被宽恕。俾斯麦是那个把德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全面扫除的人。一切失落沮丧都应向他发泄。他让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界的其他角落也变得更糟了。
荣誉是件特殊的事。没有荣誉，你依然可以活得很好，你也可以把自己置于社会规范和习俗之外。但与此同时你也就丧失了任何利害关系，而且还必须接受裁决。但你不能把荣誉赋予你自身；只有他人可以对你如此做。不过，你可以挑战荣誉所授权的权威方，这不失为一种捷径。然后你必须知道这么做会面临什么风险，你还必须知道，如果这一切失败了，你将会被驱逐、被剥夺公权。但人无法接受一项指令又同时试图证明违反它是合理的。没有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会严肃对待如此不合情理的要求并承诺它将会取得成功。
这场崩塌正开始展现其浩大的规模。我们也将不再能以那个唯心主义的旧德国为基础，换言之，我们将丧失一切根基。因为宗教改革时期和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的那个虔敬的新教-启蒙德国制造了一种权威，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权威混淆并摧毁了人与动物王国的最后那点对立。那整个文明最终都不过是一个谎言。它对学术界的统治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平民也开始受其侵蚀；就连平民百姓都认可贝特曼（Bethmann*）有关“必然性的眼中没有律法”的言论；事实上，那些新教牧师是这一丢脸的口号最坚定不移的代言人与阐释者。
那些将军试图用哲学来论证他们所作所为，这种哲学是粗糙版本的马基雅维利。政府语言中的怪异语汇（不幸的是，这甚至不仅限于政府的语言）均可追溯至一种腐朽的文艺复兴理念：“更强者的权力”，“必然性的眼中没有律法”，“一个太阳下的位置”*，以及其他类似的说法。然而，马基雅维利主义已然破坏了自身。人们正以他们真实的名字称呼那些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法律的条款被记住，并以与之悖逆的方式被利用。旧欧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战争不再能得逞。
我们的卡巴雷是一种姿态。每个在这里被言说与歌唱的词语都至少想表达这一件事：那就是，这个令人羞耻的时代没能赢得我们的尊重。它究竟有什么是值得尊重和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这个时代的枪炮吗？我们的大鼓会淹没它们。是这个时代的唯心主义吗？这早就成了所有人的笑柄，不论是其大众版本还是学院版本。是那些盛大的屠杀和大胆的食人表演吗？我们即兴的愚钝和我们对幻觉的热情将摧毁它们。
文化与艺术作为一种综艺节目策划的理想——那便是我们用以反抗这个时代的《老实人》（Candide）。人们还在若无其事般地行事。屠杀在增加，而他们却抱守着欧洲荣耀的光环。他们试图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把他们对人类的背叛、对人民身体与灵魂的剥削，以及这场文明的杀戮乔装改扮成欧洲智慧的胜利。
他们制造了一场闹剧，还宣称耶稣受难节的情绪必须成为主导；它不能被鲁特琴秘密震颤的琴音或眨巴的眼睛所侵扰或污蔑。我们必须对此补充道：他们呈现给我们的腐烂人肉馅饼，他们无法说服我们去享用。他们无法强迫我们颤抖的鼻孔去艳羡死尸的气味。他们无法期待我们会将这灾难性急剧上升的漠然和冷酷无情与英雄主义混为一谈。有一天，他们将必须承认，我们的反应已是极其有礼节的，甚至是令人动容的。即便是措辞最为强硬的小册子刊物，都无法对这无处不在的假仁假义表达足够的憎恶与控诉。
“参与索姆战争的人们，”艾米说道，“不可能有任何内心冲突。整场战役就是如此规划的”。她把索姆战争视为被预知的真实地狱。她目睹了一张人们戴着动物般的毒气面罩的照片，面罩的形状就像是大象或猪的鼻子。“从那时起，我就确信，新闻中所写的是真正的地狱。这怎么就不可能了呢？”
人本身始终都是最原始且直接的材料。应该对我们自己下功夫，如同对一根无法被撼动的长柱。一切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不过是对伟大人物的脚注。而伟大人物即是一个时代的思想系统的缩影。一项双重的任务：自我教育与防御。
康德为治疗这个国家建议使用的抽象水蛭已然以令人警醒的速率在繁衍。如果不想让病人死去，此刻我们必须把它们都去除掉。
即便如此，还是存在一种民间道德。腓特烈二世的那句——“当君主想打响战争，他们就能开战，同时找到一位勤勉的律师来证明这场战争是正确且正义的”——正在被大家摒弃。
当一个人感到他有所归属，当他看似有灾难性的意愿把一切冒险和各种混杂的问题与罪行注入其独特的品性中去，他心怀什么样的感受是？他该如何生活？如果一个人特异的本我似乎只是为了接纳并忍受这场丑闻、对峙和所有被释放出来的力量的反叛，他能如何坚持自己的主张？如果语言真的令我们成为我们国度的君王，那毋庸置疑，我们这些诗人与思想家，才是该为这场血债接受谴责和为之赎罪的人。
灾难的征兆并没有全然从达达诗歌中被剔除。它的暗影仍在诗歌破碎的形式中清晰可见。对于鲍尔来说，达达表演的噪音将“呈现那个背景——口齿不清的、残败不堪的、决定性的，”并表达“人的声音与一个对之进行威胁、设置陷阱，进而摧毁它的世界之间的冲突”（1916年3月30日）。换言之，语言的抽象之中仍潜藏着对一个更好世界之渴望的缘由。鲍尔并未彻底纯化的言说以一种残损的状态浮现出来。
尽管鲍尔的诗歌中暗含用语言表达的创伤，它也同时以一种反映着表达无能的“无意义”为标志。表达的无能暗示出，战争让我们的语言沟通经验变得更贫瘠——而非更丰厚了，这正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观察。与其说它制造出了可以被讲述的故事，不如说战争令语言致残。鲍尔曾在1918年的巴塞尔见过同在流亡的本雅明，而对本雅明而言，这种语言现象是无处不在的，它是多重相互关联的历史进程的共同结果——现代化战争，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和持续更新的科技。“经验从未如此全面地被否定，战略性战争对策略性经验的否定，通货膨胀对经济经验的否定，机械化战事对身体经验的否定，当权者对道德经验的否定。”
鲍尔的声音诗歌是复杂的：它召唤着对理想领域的乌托邦式梦想，这个梦想抽象且经过净化，但它也同时是对一个失格世界的批判性反观，甚至是对其残暴现状不经意的表现。它同时开启了一场“越出时间的飞跃”和对时间的再度沉浸。这便能解释苏黎世达达的流亡中复杂的内涵，它既包涵对不可忍受的现状的逃离，也是对这些现状的批判性审视。
除了鲍尔以外，卡巴雷还将召集起包括德国人Emmy Hennings和Richard Huelsenbeck，罗马尼亚人Tristan Tzara和Marcel Janco，来自法国的阿尔萨斯人Hans Arp在内的各方人士，他们都为了逃离战争和民族主义浪潮而启程去往苏黎世——瑞士之所以成为首选的目的地恰恰是因为其地缘政治上的中立姿态和多语言的多元生态。这在其他达达主义者那里也是类似的。同一种状态动员起马塞尔·杜尚口中的“放逐异乡的精神”（spirit of expatriation），这种精神令他、Francis Picabia和其他人拒绝服役，通过移民去其他中立国家远离战争幽闭恐惧症式的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