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主妇：社会残酷地剥削她，家庭温柔地蚕食她
原文 | Tamara Jacka
翻译 | ugly socks
校对 | 寇若昕
排版 | 溜鼹鼠
“主内”工作：当代中国对农村女性的隐性剥削
在传统的观念里，城市工业和贸易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农村的家庭经济（包含家庭手工生产、家庭工作与小规模的农业）通常被看作是旧世界的残余，它依赖于现代经济却又显得格格不入，反而拖累了现代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本文中，我将探索剥削农村家庭经济对于中国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则是在中国被认为应该“主内”的农村女性群体。“剥削”这一明显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词语在本文中意指给予生产工人明显少于其生产产品总价值的工资，从而达到无偿占用劳动力的目的。我把重点放在对“主内”的农村妇女的剥削上，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同时，也正是这种对农村妇女的剥削构成了其他不同形式剥削的基础。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学者们和社会活动人士应有的关注。
有人可能会觉得“主内”的工作和西方工业化国家所理解的无偿的家务劳动和人口繁育是一样的，与之相对的是公共领域的有偿生产。而确实，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性别分工引入中国农村地区，就像近代西方一样。
但在那之前，中国“主外”、“主内”的划分与西方“公共”和“私人”的划分是不同的。两种不同划分方式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一种使国家与资本家可以通过“主内”的方式对农村妇女进行剥削的机制。现代西方观念中“私人”工作的低效性与非重要性被吸收到了中国对于“主内”工作的认知上，这一认知在对中国农村妇女的剥削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文章剩余的部分，我将概述意识形态上这两种不同划分方式的融合，同时，我讨论了它是如何使国家和资本主义对农村妇女的剥削成为可能的。为了说明这一主要趋势，我引用了对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大别山山麓的银杏村的民族志田野调查。银杏村是一个有着1750人口的农业社区，这个社区的工作模式是中国相对贫困的中部地区汉族村庄的典型。
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
在欧洲，现代化进程包含农业家庭经济向城市工业经济的转变，其中出现了家庭居住地（无偿生育和消费的“私人领域”)和工人工作场所(有薪生产的“公共领域”)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不同的，它涉及到在农业家庭经济框架内大量的商业化，以及相比之下少得多的工业化。
在中国封建帝制时期，国家提倡的“主内”与“主外”的性别劳动分工与另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农耕和纺织业的分工密切相关，即“男耕女织”。官员们将女性在室内的工作等同于纺织品生产，尤其是纺纱和织布。在以家庭自给自足为中心的经济政治秩序中，妇女“主内”的纺织生产和男性“主外”的农业耕作受到同等的重视。布料和谷物都用于维持生计和纳税，也用于出售。但是，对妇女和男性工作的平等评价并没有转化为家庭中的性别平等。事实上，帝国晚期的商业化伴随着新儒家性别意识形态的日益加深，这种情况增加了女性“主内”的压力，维持了男性作为一家之主对女性及其劳动产品的控制。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在中国的社会精英中出现了一种观念，即以女性为基础的家庭纺织品生产正在逐渐消亡。他们和西方观察家一样认为，面对来自进口廉价布料和中国新兴棉纺厂的竞争，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正在崩溃。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机器制造的纱线并没有完全取代家用纺纱。此外，虽然人们对“土布”的需求相比于对工厂生产布料的需求在下降，但由于人口的增长，“土布”的绝对需求是在增加的。1934年至1936年，24%的中国农村家庭从事纺织。在种植棉花的中部省份，以家庭为基础的纺织更为普遍:在整个河南，大约60%的农村家庭都编织棉布。
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看法与实际情况的差别，可能是源于地区差异，以及农村妇女在家中工作的隐蔽性。这些社会改良人士的愿景也可能因为他们对现代化的渴望和信仰，以及从欧洲现代化进程中衍生出的意识形态而被蒙上阴影，他们认为：现代化需要工业化的发展和乡村手工制品的消亡。
中国的社会改良人士似乎也接受了西方对私人领域的看法，认为私人领域完全是消费和繁殖的领域。例如梁启超抱怨说:“两亿女性中的每个人都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因为她们不能养活自己，只能依靠别人的支持，所以男人养她们就像养狗和马一样。”正如雅各布•埃弗思(Jacob Eyferth)所指出的，这种说法在在中国封建帝制晚期的社会背景下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它的基础是非常新颖的性别和工作观念。只有当我们假设梁启超是在推行西方的现代经济意识形态模式（认为“生产者”在工厂里，“消费者”在家里）时，才可以理解他的这一看法。然而，当时中国的工业部门极为薄弱，绝大多数人口依赖于农业家庭经济，女性和男性都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才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出现了西方式的“公私分立”。
上世纪5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实行集体化，通过集体有偿生产和私人领域的无偿劳动之间的划分，公共生产和私人再生产之间的划分实现了制度化。集体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动员妇女参加公共集体劳动。银杏村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其他地方一样，身体健全的妇女都全职从事集体生产，但她们并没有被视为是正式员工，她们的工资通常是男性工资的60%-80%。在“公共”、“主外”的集体劳动中对妇女的这种剥削对于国家实现快速工业化的最终目标至关重要，这种被混合进“私人”、“主内”的劳动，对妇女来说也是更大更为复杂的剥削。
在毛泽东时期(1949-78年)，一些人试图通过经营集体食堂来减轻妇女的家务负担，但这种做法只在大跃进时期(1958-61年)持续了几年。国家还通过提供购买工厂布的“布票”来阻止家庭纺纱和织布，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将国家棉花和妇女劳动力用于集体生产，并防止她们转移到农村家庭。但布票不足以满足家庭的日常需求，所以农村妇女依旧继续为自己的家庭纺纱织布。
除此之外，国家几乎没有关注女性“主内”的工作，就好像它不存在一样。然而，如果没有妇女照顾老弱病残，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缝制衣服、床上用品和鞋子，农村家庭几乎无法生存，集体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也就无法再现。在此期间，妇女在家庭内部的工作时间几乎与在集体生产中一样多，有时甚至更多。
我强调女性所谓的“非生产性”的“主内”职责仍然涉及纺织品的生产，包括纺纱和织布，衣服、鞋子和床上用品的缝制，以及家务劳动，在后毛泽东时代她们也依旧如此。即使在2010年代中期，银杏村的老妇人也向我展示了她们做的布料和布鞋，以及木制纺车和织布机的拆卸部件，这些东西和其他废物在不到10年前被一起存放起来。
6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银杏村妇女大部分都不会纺织，也不缝衣服。只有一部分女性，她们的母亲会手工缝制衣服，但这一代人的衣服大多是由当地少数几个拥有缝纫机的妇女缝制的。然而，从毛泽东时代到后毛泽东时代，各个年龄段的女性每晚都要坐在针线旁，在其他家庭成员上床睡觉很久之后，还要缝补衣服、缝制布鞋和床上用品。
可以说，毛泽东主义国家未能更充分地将妇女从其“主内”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这限制了它在集体生产中对妇女的剥削。也许，如果妇女没有因为照顾家庭而失去那么多的睡眠，那么她们可能会有更长的寿命和更多的力量来从事集体工作。但是国家并没有把妇女“主内”的工作看作是一种贡献或者一种成本——它根本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工作”或者“劳动”。“无偿和无形的女性劳动所生产的纺织品(和家务劳动)为社会主义的积累提供了支撑，同时也支撑着农村生活的再生产”。
1980年代到2010年代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去集体化和市场化，农村妇女逐渐停止为家庭缝制衣服、鞋子和床上用品，取而代之的是购买。但是已婚妇女仍然花了很多时间做家务，包括护理工作和农业劳动。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政府否定了毛泽东主义发展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关键特征，包括呼吁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努力。从此，一个“自然”的性别秩序和恢复“女主内”的传统被重新提倡。
像过去一样，对于“主内”工作为“非生产性”的，是妇女的责任而非实际工作的定性加剧了对“主内工作”的妇女们的剥削。意识形态的重点也发生了转变:以前人们假装没有“主内”的工作，而现在已婚妇女被禁止成为“好母亲”。在独生子女政策的要求下，做一个好母亲意味着生更少的孩子，但也强调了母亲需要通过“科学”的育儿和教育来培养“优质”儿童。
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农村里，越来越多的祖母承担起了“主内”母亲的育儿工作和责任，农业也逐渐被中老年男女所接管。有趣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农业不是外部生产，而是内部再生产。伴随着中国城市和沿海地区建筑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打工，这样大规模的外迁也造成了农村社会形态的改变。
最初，农村外迁的主要是年轻男性，直到90年代，许多年轻男女，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打工。他们大多数独自外出，留下了父母、祖父母在农村，因为中老年人在城市的收入通常比年轻人少，因此对于许多中老人而言，留在村里种田和照顾家人似乎更合理。
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银杏村，女性通常在十几岁时就外出打工，然后再回到村里结婚生子（有一个或两个孩子）。当孩子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交给了祖母抚养，这样母亲就可以继续外出打工挣钱了。而这些之前就养育了三个到六个孩子的六七十岁的女性，在本应颐养天年的年纪里承担起了照顾多个孙子孙女的责任。还有相当一部分在三十岁到六十岁之间的银杏村妇女留在了银杏村，负责照顾儿童和老弱病残，有效地帮助了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这些乡村看护者为了食物和金钱还干了大量农活。但是，种植商业性质的水稻对于这些还肩负着看护责任的中老年妇女来说过于劳累。因此，一些村民不再种植水稻这一类劳动密集型作物;有些人把稻田承包给别人;有些人干脆放弃了。但是，即使是那些放弃大部分土地的妇女，仍然在养鸡、种植蔬菜、花生和油菜籽，并采摘茶叶。
她们经常也以低薪的农场工人的身份工作，这些农业企业往往更愿意雇用女性劳动者，因为与集体时期一样，人们认为女性劳动者的工资应该低于男性。在银杏村，女性雇农的工资比男性低20%。这些妇女的工作对她们的家庭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些钱不仅要用于养活自己，还要用来支付抚养儿童的费用。大多数农民工都会给给家里寄回点钱，但很少有人能支付他们孩子的全部生活费。
但是，妇女农业工作的经济贡献没有得到承认。从银杏村村民的角度来看，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才是养家糊口的人，而农业越来越多地与女性从事的家务联系在一起，被视为“纯粹”的生存和繁衍。虽然国家认为农民工的工作对经济至关重要，但如果他们看到妇女在农业方面的工作，会发现那是粮食安全的“问题”。最初，所谓的问题是妇女和老年人都是贫穷的农民:政策制定者不太关心过度劳累的村民的福祉，但他们的确担心农产品产量的下降。从2000年代末开始，这种担忧演变为对土地的担忧:上了年纪的村民必须离开土地，这样就可以把土地承包给资本主义农民，后者将村民的小块土地合并成大片，成为适合“高效”的机械化农作物种植的土地。
200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关注留守儿童的一系列“问题”。不仅没有人肯定、赞赏祖母的抚养工作，相反，政策和媒体充斥着对留守儿童在学校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健康状况不佳、农村池塘意外溺水以及其他不幸事件的担忧。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归咎于“落后”的祖母未能妥善照顾好这些孩子。农村老年妇女很少甚至没有受过教育，国家为了提高下一代的素质，不断从乡村学校撤出资源，关闭了许多学校，迫使农村家长把孩子送到城市寄宿学校。
2010年后，许多农村父母也被媒体关于留守儿童的恐怖报道所震惊。他们担心孩子在城市寄宿学校和农村学校接受的教育质量，对许多人来说，解决办法是让年轻的母亲从祖母和寄宿学校那里接过照顾孩子责任，把孩子送到城市的走读学校，自己专职照顾孩子。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孩子还是婴儿的时候拼命打工，等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她们就会回家，成为“陪读妈妈”。她们和孩子们一起搬到附近城镇租来的公寓里，这样孩子们就可以上更好的城市走读学校。其他更早前往城市打工经济条件较为宽裕的农民工妇女会购买一套城市公寓，并在结婚生子后留在城市。
在银杏村，由于这些趋势的影响，村里小学的入学人数从2013年的100人下降到2017年的4人。大多数照顾学龄儿童的农村妇女都会在周内住在附近的城镇或县城，这些女性都没有全职带薪工作，大多从事兼职、临时工作或经营小本生意。有些人在周末回村里种地，照顾老人；也有些人把父母或岳父母也接到城镇，帮助自己照顾小孩，同时自己也能照顾父母。
这些妇女为儿童、老年人和其他人提供了高质量的护理，并作出了许多牺牲，放弃自己进城工作的机会，她们有受到过赞扬吗？并没有。相反，一些媒体文章报道说，不需要打工的女性要么是自己家庭条件好，要么就是她们懒惰、“放荡”，因此从事赌博和卖淫等工作。
隐藏的经济增长引擎
总而言之，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妇女从事的“主内”工作没有得到承认，同时她们受到了严重的剥削。在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期，中老年妇女在护理工作和农业方面无薪或低薪的“主内”劳动对农村家庭的福祉至关重要，因为可以使年轻男女得以自由地迁移，去寻找有报酬的工作。而对国家和资本家来说，这使他们能够节省两倍的开支:他们不仅可以节省教育、养老和生育等社会其他方面的开支，还可以大肆剥削农民工，支付给他们极低的工资。以至于如果不是这样，社会就“不可能”持续的发展下去。
在2010年代，社会对农村看护者的剥削和诋毁得到了报应: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放弃进城工作来照顾孩子，因此国内和跨国企业可获得的廉价农村劳动力减少了。但到这时，跨国企业在其他国家看到了新的、更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并已经开始转移到其他地区。
面对这些问题，政府开始实施新的发展战略，更多地以国内消费为导向拉动经济发展。在政府看来，农村妇女从有偿生产转向生育是一种红利，而不是问题。因为它既降低了失业压力，又创建了一个新的群体促进了消费，减少了对政府收入的需求。
然而，对农村妇女“主内”工作的隐性剥削——被边缘化为非真正的工作——才是国家权力和市场经济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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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ra Jacka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政治和社会变革系的教授。她是一位女权主义学者，研究中国的性别和城乡不平等、城乡移民和社会变革等问题，著有《中国农村妇女:性别、移民与社会变迁》、《中国妇女、性别与农村发展》和《当代中国:社会与社会变迁》。目前，她正在撰写一本历史民族志，研究中国中部河南省一个村庄日常实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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