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码农的两难处境：留不下、回不来

深燃（shenrancaijing）原创

作者 | 王敏

编辑 | 金玙璠

“最坏的情况，大概就是2023年3月份H-1B工作签到期时，我还没找到工作，只能先回国。”遭遇Meta史上最大规模裁员的码农李桦说道。

11月9日被裁，休息一周后开始找工作的李桦，一面投简历一面找身边朋友帮忙内推，但得到的结论是，市场上的科技大厂中，还有HC（人员编制）的公司已经很少了。

今年冬天，整个硅谷，寒意刺骨，尤其是在11月，推特（Twitter）、Meta（原Facebook）、亚马逊、谷歌、惠普、思科这些科技巨头们，都成为了裁员潮的主角。

外部形势急转直下，这场风暴中心的海外华人，不免思考退路，动起回国的念头。

曾经，硅谷的技术人才在国内有过众星捧月般的待遇。国内互联网公司不惜一切代价去硅谷“抢人”。海归回国，往往带着国外的模式和领先技术，以换取更大的成长空间和更快实现“财富自由”的机会。

回顾过去互联网高速发展的20年，海归回国经历了三波浪潮，从早期的创业拓荒、到加入明星独角兽当职业经理人，发展至今已经“下沉”至各个层级。

然而，时移世易，国内互联网大厂运用的主流技术和海外差距也越来越缩小，海归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正在减弱。最关键的是，国内一些互联网行业的模式创新遭遇瓶颈，资本无序扩张的时代走向落幕。

一位回国后曾从互联网风口上跌落的“淘金者”称，在当下看国内市场的机会，“无序的扩张时代结束了，人才会流向真正有价值感、能够实现个人成长的去处。”

光环褪色后，海归回国发展也要进行价值重估，寻找新的“应许之地”。

裁员潮下的硅谷华人：

两周投五十多封简历，

只收到了两个回复

裁员潮下，硅谷华人深陷彷徨与焦虑。根据裁员追踪机构Layoffs.fyi的追踪数据，截至12月23日，2022年全球科技公司至少裁员了15.24万人。

面对裁员危机，相较于经济压力，最让硅谷华人头疼的是身份问题。11月9日上午收到Meta裁员邮件后，张萱休息了一段时间，梳理清楚离职事宜，就开始把精力放在找工作上。工作签证的宽限期，就像悬在她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硅谷的华人，大多持有的是H-1B工作签证，被裁掉的员工，从最后一次领取离职金算起，如果不能在规定的60天期限内找到新工作，可能会被驱逐出境。

张萱提到，Meta裁员后，会给到员工两个月的补偿，最后一次工资发放时间是在明年1月，也就是说，持有H-1B签证的最终宽限期是在明年3月。她必须要在4个月内找到能够提供工作签证的工作，否则就得另寻出路。

真正开始投简历后，张萱再一次体会到了市场行情的严峻。她特意避开了11月的感恩节假期，在12月开始高频投简历，两周时间里，她精准投递了五十多封简历，但最后只有一两家小公司有回复。

李桦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11月被裁后休息了一周，接下来每天睡醒之后，不是投简历，就是找内推，但合适的机会很少，她内心已经做好了找不到合适工作就先回国的心理准备。

虽然考虑回国，但李桦一直没敢把回国当作第一选择。这些海外华人们也清楚，现在即便回国，就业也并非那么容易。

一方面，国内互联网行业早已不似前些年的野蛮生长，大厂也在降本增效，市场机会相较前两年在缩减，回国也不一定能收到满意的offer。另一方面，中美职场环境存在一定差异，回国或许还需重新适应。

李桦的担心不无道理，2022年，受宏观经济环境、疫情蔓延、局部地区冲突等因素影响，国内的互联网大厂们一直在积极缩减开支、减少经营成本，想方设法提高经营效率。海外归来，对于国内市场的不熟悉，也使得海归的独特性成为弱势。

当下海内外大厂，都已经过了跑马圈地的蛮荒时代，海归人才正面临着两难处境。

曾经的“黄金时代”：

人回来了，房子也回来了

人力资源专家朱聚鹏对深燃总结道，大概2015年之前，回国创业是海归精英们的主流选择。2015年之后，伴随移动互联网独角兽的涌现，海归精英们更倾向于进入风口上的明星独角兽公司做管理层，这意味着实现“财富自由”的机会更大。

在那时，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也早已开始不惜代价、不惜成本地去硅谷挖人，公司一把手、高管更是亲自上阵。

2018年4月，真格基金曾在硅谷办了一场交流酒会。刚加入真格的前谷歌大中华区首席市场官（CMO）蒋为亲自主持了酒会，来到现场的都是谷歌、Facebook、Uber的一线技术精英。中国投资人激情又充满张力的演讲中所描述的中国的互联网欣欣向荣的景象，给在座的华人心里埋下了“种子”：回国，投入中国互联网的浪潮似乎才是更加诱人的职业选择。

当时还在Facebook的李彦也发现，2018年左右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开始流行去硅谷办招聘会，甚至公司创始人会亲自到场招人。他就是那年在一次招聘会上见到了小红书的创始人。和Facebook在他所在的8年里不断扩张乃至于臃肿不同，这位年轻的创始人直接在现场和他谈产品构想、并邀请他一起拓荒。

几乎同期，小红书的高管也主动找到了在Pinterest工作的王磊。王磊2012年博士毕业于纽约大学，师从搜索引擎领域专家Torsten Suel教授。刚一毕业就加入了Facebook的基础架构团队，是团队中为数不多的华人工程师。当年博士刚毕业的他就参与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图数据库服务。但渐渐地，硅谷“躺平”的生活也让他心生倦意。

他刚向身边的朋友透露了想回国看看的意愿，没想到很快一些国内的科技企业就拿出了三顾茅庐的姿态，这让王磊有点“受宠若惊”。

创始人、CEO亲自上阵招人是打动很多硅谷技术人才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中国的“独角兽”们给出的丰厚回报也是吸引人才回流的重要筹码。

那几年，抢夺海归人才最凶猛的当属字节跳动。2018-2020年间TikTok在海外攻城略地，竞对Facebook成了抢人的首选。在TikTok疯狂抢人时选择离开Facebook加入TikTok的林秋，拿到了一笔不菲的期权。看着TikTok不断攀升的DAU，林秋仿佛坐上快车，有了心跳加速的感觉。

2016年，连续2年抽不中H-1B签证的长空正在经历职业生涯的低谷期。他从北大毕业之后，前往卡耐基梅隆大学深造，之后进入谷歌工作，他便决心留在美国，甚至为此卖掉了深圳的一套房子。就在他懊恼不已的时候，国内的不少企业都抛出了橄榄枝。

在刚组建的抖音团队、蚂蚁金服等一众机会中，一家刚上市的头部在线教育公司以数量不菲的期权俘获了他。在房价开始飙升的深圳，这笔期权的价值相当于深圳市中心的一套大平层，那种感觉就像原地起飞。人回来了，房子也回来了。

当然，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吸引力还不仅仅在于此。相比海外成熟的大厂里按部就班的工作和生活，回国之后李彦又找到了久违的“创业”的感觉。

在和小红书聊完后，李彦就来到了上海。事实上，看国内机会时，他还同时聊了抖音、快手，也去实地走访过。但这两家正在捉对厮杀、不计成本扩招，办公室都弥漫着一股硝烟味。他不喜欢这种你死我活的氛围。小红书创业氛围浓厚，业务也处于上升期，成为他回国的第一站。

加入小红书之后，李彦立即被授权负责了几个重大的技术项目，从头开始选择技术路线、设计方案。比起在Facebook拧螺丝的状态，这样的工作更让他感觉到有价值。

长空同样也在回国后感受到了国内公司对于技术人才额外的重视。加入这家头部在线教育公司之后，公司给了他很大的空间，让他负责从头搭建公司的音视频体系。为了方便长空照顾父母，公司甚至在长空的老家深圳新设了研发中心。“在谷歌，时常会怀疑自己的价值，感觉自己再努力也只能给平台加成0.1%；但在国内，我所做的事情对于整个平台的发展至关重要。”

远去的繁荣：

一夜之间，期权全成了废纸

随着回国海归数量持续攀升，海归早已渗透进互联网行业的各个层级，一些海归们的预期，开始落空。

一位连续创业者曾对深燃提到，2017年就像是互联网创业史的一个转折点，O2O是互联网时代最后的疯狂，共享单车的最后结局是一地鸡毛，社区团购也以亏损告终。从这之后，资本对互联网的模式创新热情就渐渐褪去，尤其自2021年以来，政策对于资本无序扩张加强管控，降本增效渐渐成了大厂关键词。

长空对于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体会颇深。在线教育赛道融资金额不断攀升，烧钱力度不断加大，但一切都在2021年7月戛然而止。资本的无序扩张下，在线教育遭遇前所未有的整顿。

一纸“双减”令下，在线教育巨头们股价一夜暴跌，长空的股票期权成为废纸，资产缩水98%，“财富自由”的梦想瞬间落空。

在美国工作六年后，Max去年选择回国，在面试国内岗位的过程中，他渐渐感受到，海归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

Max接触过大厂，但被明确告知至少一年内，对应的岗位没有转为管理层的机会，“海外工作几年后回国，如果无法转为管理层，以后可能会越来越被动”。最后，Max放弃了进入互联网大厂。

曾经，国内互联网公司疯狂挖海归，是看中了海归精英们在海外积累的技术经验。王磊回忆，七八年前时，国内互联网业务高速发展，能明显看到国内的一些公司基础技术相比海外有着显著的差距。最典型的是后端领域，存储、数据库、分布式系统等技术，相较之下要弱很多。“那个阶段大家挖人更多是为了补课，弥补基础短板。”

发展至2018年到2019年前后，国内互联网行业AI人才，尤其是算法人才紧缺。以抖音和快手两大短视频行业玩家为例，当时在内容分发领域的比拼加剧，背后实则也是技术的比拼，在内容分发、推荐算法方面挖起了Facebook和谷歌的墙脚。

但是，2020年后国内外差距逐渐补齐，国内庞大的用户数据量让互联网公司磨练了技术，海归的溢价没有那么高了。

资本无序扩张的时代正在落幕，技术差距缩小后的经验优势也在消失，海归回国的繁荣时代正在远去。

退潮时，海归们如何坚守与突围？

降本增效大背景下，海归们即便回国，也不得不开始进行价值重估，重新看待市场上的机会和选择，寻找新的“应许之地”。

放弃谷歌的百万年薪，李杰去年4月回了国，打算给自己一到两年的时间熟悉国内的职场。

一开始，他先面试了自动驾驶、游戏等领域的几家公司，最后在朋友的内推下，去了一家创业公司，原本寄希望于能够赶上高速成长期，但结果还没等来高速成长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调方向。

“创业公司抵抗风险能力较弱，当外部环境出现一点变化时就需要大调整”，李杰提到，因此，去年底时，回国不到一年，李杰就跳槽进了深圳Shopee。当时Shopee正在逆势大规模扩招，周末都会有招聘专场，并且凭借“钱多事少、没有996”，吸引了很多码农，也吸引了李杰。

然而，“当时扩招有多猛，今年裁员就有多狠”，李杰所在的小组，最后被裁得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不得不思考起备选项。

经过这一年对市场的观察，他发现，小公司可能风浪一来就倒下了，抗风险能力比较弱；互联网大厂往往业务拓展得快，裁员也快，以前会奉行“大力出奇迹”，投钱多尝试，现在为了降本增效，正在大幅裁撤边缘业务，发展策略趋于保守。

现如今，李杰的理想选择是去一家业务稳步成长而不是被资本推着走的平台，这种平台既处于成长期，底盘也比较稳。“只有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人才能松弛下来，真正静心做事情。”市场环境不乐观，他还在寻找这样的机会。

亲历了在线教育泡沫破裂，靠股票实现财富自由的预期落空后，长空于去年10月底加入了小红书。此前的经历让他在选择机会上变得更加谨慎，也更加看中一个产品所创造的真实价值。

据《晚点LatePost》报道，截至2022年8月，小红书APP月活跃数据同比增长34%，也是当前为数不多用户数增速依然超30%的互联网平台。

在长空看来，和资本无序扩张下的在线教育行业不同，小红书自2013年成立，在发展了七八年后才以生活攻略的定位走入大众视野，在互联网最疯狂的年代这家看起来发展平稳的公司，在互联网寒冬下依然成为少有的维持高增长的公司，“维持高增长，表明这家公司既不似初创公司一般脆弱，具备下行周期的抗风险能力，但组织上它又不像大厂一般臃肿，个人发展空间更大。”

“小红书社区在近几年不断破圈，经常会听到用户说‘遇事不决小红书’，这意味着产品价值真正被市场所认可。”长空分析称。 

王磊也感觉到时代变了，在收缩的市场环境中，他的预期也变得更加明确——在一家有增长的公司实现个人成长。

加入小红书三年之后，他成为了基础架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认为，在一众互联网独角兽中，小红书作为一家晚熟的公司，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业务方向，对于资深的人才都有着更多值得探索的空间。

“回国三四年，经历了从头开始搭团队，干了不少开疆拓土、打地基的事情。相比待在成熟的大厂，这是一条看起来更辛苦的路。但这里的每一步都是踏实的、有挑战的、前进的，这对我而言就是最大的收获。”王磊为自己当年的选择感到庆幸。

职场没有真正的安稳，尤其在海内外都处于降本增效的环境下，海归们做职业选择时也在不断衡量。但可以看到的趋势是，资本和人才都在流向真正有价值的领域。只有真正创造价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题图及文中配图来源于pexels。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桦、张萱、长空、李彦、王磊、林秋、Max、李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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