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上旬，在上海闸北区一家茶馆里，上海汽车集团销售主管戴亮向记者讲述了他父母的爱情故事：“我有一个疯娘，但是我很荣耀。30年前，母亲因父亲而疯，父亲为母亲而留。别的知青回了上海，只有他选择留在东北，娶母亲为妻，照顾她的一切……父母以他们一生的传奇告诉我：爱的真谛，就是担当。”
上海知青和精神病妻子的故事
父亲是上海人，叫戴建国。1970年，18岁的他初中一毕业，便去了黑龙江逊克县“下乡”。一群上海小青年，天天干着从没干过的农活。
屯子里最漂亮的姑娘程玉凤爱上了戴建国。而这位程玉凤，也就是十年后把我带到人间的母亲。 对我外公外婆来说，他们只有一个闺女，哪能嫁给一个什么农活都干不了的上海人？他们还担心，戴建国从上海来，说不定哪天拍屁股就走人了，那女儿怎么办？于是，1971年冬天，趁着我父亲回上海过年，他们决定把母亲嫁给邻村一个男子。 面对突然而至的婚事，母亲誓死不从，将送来的彩礼丢到门外。外婆束手无策，便说家里收了人家300元钱聘金，如果你不嫁，就找上海人要300元钱退给人家。这话让母亲看到了希望，她匆匆赶到百里之外的城里，找到邮局发电报给父亲，要父亲速寄300元钱为她赎身。 如果父亲相信了这一切，并按照母亲的希望做了，后来的事就不会发生。也许是他对这电报半信半疑，也许是以他当时一天两毛钱的工资，根本弄不到300元钱，也许是他尚未真正想过娶她为妻。总之，父亲接到了电报却没有寄钱，也没有回复。 婚事没延期。为防她再逃，外公外婆将她绑了，用被子包着抬往男方家。一路上，母亲一声声哭喊：“戴建国，我被卖了，卖给别人当媳妇了……”路有多长，母亲就哭了多久。最后，看到站在门前迎亲的新郎，母亲突然口吐鲜血，发出一声凄厉的大笑。 “你可回来了！”有乡亲拦住他，“你知道不？小凤疯了！出嫁那天，喊着你的名字疯的……”
父亲打听到母亲进了北安精神病院治疗，想尽千方百计好不容易进了她的病房，但母亲已经不认识他了。
到了1975年上半年，当地学校招考教师，父亲毫无悬念地成了当地村小的一名老师。 1978年，动乱结束两年后，各地掀起知青返城潮。上海家中，爷爷奶奶也一月几封信催父亲回城。父亲犹豫过，可是想到母亲已不认识他了，留下来也毫无意义，最终决定走。 那天一大早，他准备去县城坐车到市里，再转火车回上海。谁知，正当他背着包从村前路口经过时，却惊讶地看到，平日疯疯癫癫的母亲就站在村头树下，不哭，不笑，不闹，只安安静静地盯着他，任他从她身边走过。为了她受的伤害，也为了自己的良心，父亲选择留下来。课余时间，他开始主动往母亲家里跑。说来奇怪，自村口送别那一幕发生后，再见到父亲，母亲就会安静许多。父亲开口说话，她就不打不闹，安稳地坐着听。这让父亲看到了希望，到1979年上半年，他终于下了决心：娶她为妻。 听说父亲要上门来提亲，外公正卷草烟的双手颤抖着，怎么卷也合不了口，外婆先是瞪大眼，继而号啕大哭。而上海这边，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都在骂：“你是不是也疯了？” “我说过，永远不离开她；她也说过，生死都是我的人……让我们一起过吧，说不定，真有奇迹发生。” 1979年10月1日，父亲27岁生日这一天，他去当地的民政所办了与母亲的结婚证书。 当晚，父亲拿结婚证给母亲看：“小凤，我们结婚了。”母亲用手指着证书上“程玉凤”三个字，抬起头，望着父亲，似乎在问：这是我吗？父亲点点头，一字一句地说：是的，是你的名字，我媳妇的名字。母亲便笑。她将结婚证揣在胸前，抱着它睡觉，父亲怎么要也要不回来。三天后，外公外婆请亲友喝酒，母亲一点儿也不闹。可惜，所谓好转，只是假象。婚后没几天，母亲疯态复萌。
父亲挑灯写就的文稿若没藏好，转眼就成了母亲手下碎片。睡梦中，父亲常被母亲的尖叫声惊醒，醒来发觉脸上火辣辣的，一摸，竟是被她抓的满脸血道道。
父亲发愁，却不忍责怪母亲，因为她用尽全身力气抓他的时候，嘴里声声叫着“建国”“建国”……没办法，父亲只能轻柔地安慰母亲，尽量让她情绪平息下来。母亲实在不住手，他就将她的手牵到他脸部以外的、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背呀、腿呀，任她去抓、去挠、去撕扯。 母爱太伟大。不管母亲怎样疯癫，她从不伤害我半点，从没误过一次给我喂奶。 1981年，父亲因不时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被县广播电台调去当记者。因为获奖无数，短短数年，他就成了中级记者，后来还被评为黑龙江省十大优秀编辑，升职为黑河市逊克广播电视局总编。 有人开始劝父亲，考虑到你的脸面，就让小凤随她父母生活。父亲摇头：“有个疯妻就丢脸面了？她是为我而疯的，我哪有嫌她的道理！”1997年，上海的家出现变故。姑姑下岗，伯父被查出尿毒症，年过八十的奶奶也要人照顾。父亲决定回上海。外公外婆支持他回去，但不同意他带母亲走。他们说：“建国，你是好人，小凤的情况也好了许多，就让她留在这边吧！拖了你近30年了，已是仁至义尽。离开她，你后半生可以去过轻松的日子，我们一点也不怪你。”父亲摇头：“不行，小凤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了。何况，最苦最难的日子都过去了，我相信，在上海，她能更快好起来。”其时，我已17岁，并考入上海一所大学。牵母亲走下火车那一瞬，我看到母亲的眼睛一亮。到上海后，母亲的情况真的好了许多。 她发病的次数少了，不再闹得天翻地覆。只是，也许潜意识里觉得这不是她过去的家，我们稍不注意，她就会溜出门去，在街头盲目地找着什么。 这可苦了父亲。每次母亲不见了，他就只能蹬着自行车大街小巷地找。有一次，不知母亲是坐地铁、公交还是走路，竟从我们家所在的闸北到了徐汇。
等我们父子找到母亲时，她正蹲在徐汇街头一拐角处的快餐店前，两眼死盯着人家面前的盒饭。
回上海之后，父亲进入闸北有线电视台，先当记者，后做编导，再后来进入一家影视公司做编剧。我大学毕业后，2001年进入上汽工作。2007年，我与小玉结了婚；次年，我们的孩子出生了。 2010年10月22日下午，父亲说一家人好久没去黄浦江边走走了，于是牵了母亲前往外滩。 我们挑了一个面对江景的餐馆吃饭。父亲兴起，提出喝点儿酒。 服务生便给我们父子摆了两个酒盏。不想，母亲望望两个酒盏，再次将目光紧盯着父亲。 叫服务员迅速加盏，迅速倒酒，一家人将酒杯碰到了一起，包括母亲。 看父母一头银发，想着他们30年的爱与沧桑，恍惚间，我记起“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的句子，热泪盈眶。 “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受苦了！”我站起来，举起杯，端向父亲母亲。 巨大的幸福有如浦江之水突起风浪，我与父亲几乎同时抱紧母亲，任泪水尽情流淌在上海的这个金灿灿的黄昏……夜色降临，黄浦江华灯彩影，如梦如幻。在江边，我们走了许久许久。母亲牵着父亲的手，边走边看，她的眼里，如今全是对这滩、这江、这美丽城市无尽的迷恋，一扫而光的，是占据了大脑30年的浑浊、迷乱以及空洞。 2011年8月，在阔别东北14年后，父亲带着母亲和我的家小，一大家人回到父亲的第二故乡。
大东北的天空高远空灵，黑河依然唱着千年不哑的歌谣。站在他和母亲初次相拥的小河边，父亲跟我说：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碗苦水和一碗甜水，我只是把苦水先喝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