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甲医院辞职医生揭秘：有的医生年收入1000万？
从医院辞职，就像在中国脱离任何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一样。一张手续单上盖着来自人事处、财务处、保卫处、病案科、供应科、工会等共计21个部门的红色印章。
医生王森终于脱下白大褂，离开了有些人梦寐以求的北京三甲医院。
在辞职之前，王森身心俱疲。他粗略统计，这些年由他担任主刀的手术一共2000多台，有他参与的手术不计其数。
工作量太大了。很多时候，他都是上了手术台才初次见到患者。那些患者已经被麻醉，身盖无菌布，只露出紧闭的双眼，静静地等待着王森。
王森拿起手术刀，剖开他们的腹部，工作数个小时或者更漫长的时间。
出生于1982年的王森，做了整整十年医生。他毕业于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医学院，获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王牌科室就职。
从实习医生、住院医师开始，他一年一年地熬过了年轻医生最艰难的时段，晋升为主治医生，成为科室中同年资最优秀的外科主刀大夫之一，今后本应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
可是他却放弃了。中国医疗环境的凶险和未知让他感到忧虑，他声称自己看到了很多“黑暗的、隐性的东西”。
辞职后，王森到世界各地旅行，然后移居上海，学习艺术课程，与过往的环境告别。
“大家都觉得，为什么看个病这么难，挂个号这么难，为什么医生这么冷漠，这么多医患矛盾……”王森坐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告诉记者，是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出了差错。”
在中国做医生，不仅要精进医术，还要应对各种行政命令。
医院强调“周转率”——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尽可能收治最多的病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医院的收入，还可以在数字上证明管理效率的提高。
医术本应是“精益求精”，现在却是“多多益善”。
“医院的指标是什么呢？每一年的手术量要提高10%。如果医生达不到指标，就扣除奖金。这样的结果就是，我要不断增加手术量，不断缩短病人住院的时间。”
以前一天做两、三台手术，后来增加到一天五、六台手术，甚至七、八台，这是我在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事实。没有人反抗，大家都逆来顺受，随波逐流。
“不过，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医生总有办法去提高收入，那就是灰色收入了。”
“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因为确实很挣钱。”
在中国，不少医生都会通过走穴、药品和器材回扣等方法来获得“灰色收入”，增加个人收益。
有一些“灰色收入”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例如收受大额药品回扣，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触犯了法律，但依旧在当今的中国医院中屡见不鲜。
医生的真实收入不仅取决于医术和年资，还与从事的领域、工作的科室，以及医德紧密相关。
“有一些是‘正常’的灰色收入，比如去讲学，讲一次课能拿两三千块钱的报酬。
有一些是‘擦边’的，就是走穴，比如医生外出会诊，到别的医院做手术。
现在国家是默许走穴的。以我工作的领域来说，全国最牛的几个大夫，走穴做手术的行情是一万到两万吧。”
“另外一部分灰色收入就是回扣，药品和器械的回扣。
比如骨科就有很多器械，患者骨折了，医生放一个内固定钉子，或者一个钢板，都是有回扣的。
做这种手术其实挺快的，手快的大夫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做一台手术。
你知道中国最顶尖的骨科大夫一年能挣多少钱吗？一千万。
例如为腰椎间盘病人手术用的人工椎间盘，售价是5万元，（医疗器械厂家）能给大夫的回扣是1万元。”
“回扣要分科室。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因为确实很挣钱。
心内科导管室做介入的也很挣钱。像我所在的科室这一块就比较少，没有什么耗材，有的也是‘小钱儿’，放一个止血的、防黏连的器械，一次可以提几百块、一千块的回扣。”
“还有药品和检查，医生可以给病人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来提高收费。”
“我所在的医院，收红包的医生比较少。个别的医生比较贪，爱收红包，但绝大多数医生不是。因为没有人对自己的医疗技术是百分之百确信的，万一出了点什么事，红包就是把柄。”
医患矛盾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
在中国，医疗服务被民众定义为消费。患者认为自己花了钱，理应有好的结果；一旦不如意，就会产生医疗纠纷。
很多重病顽疾的病患，常年看病，已经拖累得一家经济困难，从乡村的医院一路看病，直到县医院、省医院，最后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医院，最后在那里去世，落得“人财两空”。
患者作为“弱者”，通常更加容易被同情。医院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患者斡旋，也通常会以“息事宁人”的原则对家属以金钱上的抚慰。这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暴力冲突的发生。
在中国，很多病患及家属认为只要威胁医院，就会或多或少拿到赔偿。
医院有专门调解纠纷的医务科，通常都会设置在一楼，因为一旦遭遇暴力事件，医生可以随时跳窗逃走。
办公室内没有电脑、椅子和茶几，因为有可能会愤怒的病患家属当做“武器”来袭击。
一位医务科的医生曾私下对端传媒记者表示，他从不为病患家属倒热水热茶，因为有一次，情绪激动的家属反手就将一杯热水泼到了他的脸上。
“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患者）告医院，或多或少（医院）都会给点钱的。”
中国病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因为压力、不良生活习惯、环境污染等原因，中国的患病人口在激增。
如王森一样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工作量超出常人想象，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却很少被社会关注。
“但这些并不是主要的问题。能在国内做医生的人，就不会在乎工作环境有多差、工作强度有多大。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
但重要的是，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如果不符合，人就会很失落、迷茫，然后随波逐流。时间久了，负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最终让我离开。”
来源：律侠普法
推荐阅读
北美房车大纵横之旅：从落基山冰原到佛罗里达热带风光（接受分段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