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张业松教授在其《鲁迅文学的内面:细读与通讲》一书中对《狂人日记》进行细读,提出了诸多与通说不一样的观点。在该书第四章《兄弟关系书写与鲁迅文学的变貌》中,作者认为文中的弟弟狂人“赴某地候补”是脱离权威的控制而离家出走,这种书写是对传记材料中“走异路,逃异地”的作者自己却是大哥身份的颠倒,二者其实是自我审视装置中互为镜像的存在,彼此斗争又互为羁绊。作者由此提出《狂人日记》里“大哥”角色的意义与价值,进一步探讨鲁迅在其系列作品中对“怎样做大哥”的思考,并推衍到中国文学作品中“大哥”意义的生成,认为“大哥”这个在观念对立的状态下被新话语制造出来的落伍者,他的恶来自于相对于“狂人”的思想和社会位置。这里节选第四章以飨读者。《狂人日记》里除了讲到狂人,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大哥。过去我们对他着墨不多,许多对《狂人日记》的讨论基本无视了他的存在。照过去的讲法,《狂人日记》讲的是狂人发了一通狂,又回归旧的秩序,病愈赴某地候补了。作品的意义、价值和问题,就包含在这样的“走出—返回”的结构模式里,像蜜蜂或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1]。过去我们一直这样讲,有很多高明豪迈或曲折深沉的论述。但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病愈候补并不是狂人自己说的,而是大哥说的。而且按小序结尾所署日期,大哥说这个话时是民国七年,也就是《狂人日记》实际写作的1918年。到1918年,中华民国建立已经七年,还在用“候补”这样的前清时期的词语说话、思考、认识和管理自己的周边世界,说明大哥的头脑没有从旧的时代中走出来,“落伍”了。所以他说狂人病愈候补去了,这个信息其实是不准确的,被他一厢情愿的意图、观念和想象“污染”了,并不能不加思考地直接当作确定无疑的事实来接受。那么对狂人来说所谓“赴某地候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研究下来觉得其实是“离家出走”。在此之前他被大哥关在家里,完全屈服于大哥“长兄为父”的家长权威之下,而“赴某地候补”实际上就是脱离这种权威的直接控制,像作者鲁迅自己那样,“走异路,逃异地”,到广大陌生的世界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和别样的可能了。[2]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看待作品与作者的“视界融合”[3]。鲁迅小说《狂人日记》插图
李桦,木刻版画,1962
但有趣的是,在这样一种“视界融合”中有个微妙之处:《狂人日记》里“离家出走”的是身为弟弟的狂人,而传记材料中“走异路,逃异地”的作者自己却是大哥身份。这样的作品和现实中的角色身份转换或混淆,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对理解作家作品有所帮助吗?我想是的。因为这种角色身份转换或混淆,在文学创作活动中通常意味着一种自我审视和对象化的努力,作者将自身具有的特征和条件分配给作品中的不同人物,使他们相互敌对和冲突、补充和协助、竞争或共荣,由此达到更好地处理自身的矛盾性和可能性的目的。我们知道,在他的小说创作中,鲁迅正是一位擅长使用此种创作方法来增强其作品的结构张力、丰富其作品的思想内涵,使之呈现“复调”效果的作家。因而,当我们从鲁迅作品中得到看待作品与作者的“视界融合”的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在这种“视界融合”中揭示了一种书写的颠倒,即作品中作为审视对象的他者往往是作者自身全体或某一部分的外化,是作为一种自我审视装置中的镜像而存在的。正如作者在《野草·影的告别》中所书写的,这种镜像化的自我并非本我的傀儡,而是具有充分的主体性:“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4]由此,作品所拓开的空间成为思想与情感的剧场,本我与镜像成为舞台上相斗相争的主角,互为对象,也相互羁绊,演出的是现代中国文学中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纠缠的思想与情感的戏剧。作者通过这些戏剧编织意义,自我清理,尝试从中找出可行之路,“在刺丛里姑且走走”[5],毕竟“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6]
《狂人日记》为狂人留下或狂人为自己开拓的未来想象空间很大,但这样一来,大哥在《狂人日记》的文本世界和作品所开拓的想象空间里就被局限乃至锁死了。因为狂人代表新的倾向,一个面向未来的倾向,大哥就被推到沉落于过去的、落伍的、完全陈腐的世界,这对大哥公平吗?这样的疑问提醒我们,在《狂人日记》里大哥的存在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大问题,里面所包含的隐微和复杂性,一点都不比狂人少。甚至说,二者是相互密切关联的,意义和价值的消长起伏、转换生成与对方的存在和作用密不可分。《狂人日记》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框架,这个家族没有父亲,但有母亲、弟弟、妹妹、哥哥,对大哥来说,长兄为父,母亲妹妹需要看护,弟弟是发狂的,需要管理,他的一举一动,关系着整个家族的安危荣辱,其职责和表现实在非同小可。所以对他来说,这里就有一个怎样做大哥的问题。鲁迅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没有直接写过以“怎样做大哥”为题的文章,但关于这个题材,他实在写得不少。除了《狂人日记》,还有《我的兄弟》《风筝》《弟兄》等,而且既然涉及到“长兄为父”,那么“怎样做父亲”的议题里,实际上也包含了“怎样做大哥”的思考。本文拟于处理的,正是鲁迅笔下这个可以称为题材史或类型学的怎样做大哥的问题。以为从这个问题切入,可以触摸到鲁迅文学的运思方式和意义空间之一般。▲
A Madman's Diary
(《狂人日记》)
Paul Meighan译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4
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文学来说,“做大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议题,而是有着长久的历史和深远的传统。我们最为熟知的模式可以说是“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大哥罩着你”。这里的“罩”或“watching”,包含保护和管教的双重含义。这是“做大哥”的经典模式,根本上也是一种古典模式。无论《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乃至《西游记》,刘关张也好,宋江李逵也好,孙悟空猪八戒也好,都不出这种模式。《狂人日记》里的大哥所做的,也正是刘备、宋江、孙悟空一类的事。他约束着小弟的身体,也管教着小弟的思想。这种约束和管教通常是有力和有效的,即使有反复,也只是同一模式(即喜剧模式)的重复,不会出现颠覆性的例外。但在《狂人日记》里,我们看到,事情已经开始起变化。不是大哥做得不够好,而是小弟开始起变化了。在大哥的约束和管教之下,小弟不再是驯顺的。他的身体可以被束缚,精神反而肆意扩张,难于压制的自我和自主意识生长起来,越战越勇,愈挫愈强,想要使之发生改变,都是且仅是在“自己想通”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古典的“做大哥”模式难以为继,新的状况需要处理。某种程度上,现代文学的兴起,似乎正是“小弟”的势力兴起,“大哥”日渐衰弱下去,只留下日益模糊的身影的过程。除了《狂人日记》在中国新文学的开篇为“大哥”留下深长的背影之外,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也都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狂人日记》所留下的兄弟关系的悬念,或甚至是由此塑成的新的模式,此后会长久地回响在现代文学的展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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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新是两兄弟的大哥,也是高家的长房长孙。他深爱着表妹,却接受了父亲以抽签的方式为他选定的李家小姐瑞珏,像一个傀儡式地订婚、结婚。婚后一个月就去父亲做董事的西蜀实业公司做事,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小心翼翼地维护者大家庭。后来爆发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他的新的思想,但怯于行动,常被嘲笑为“作揖主义者”和“无抵抗主义者”。在往下推展之前,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看,在《狂人日记》里,长兄为父的大哥到底做得怎么样。紧扣原文梳理下来,我们可能确实有必要为大哥鸣不平,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并不必然应该遭受被唾弃的命运。首先,小序的开头的跟大哥相关的那几句其实一上来就透露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中学:“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7],这里的“中学校”是指新式中学,所以如果说狂人是新青年的话,大哥一样是新青年。那他怎么会在思想观念上落伍于时代,在民国七年仍会用“候补”这样的过时观念来看问题?所以首先是大哥的身份问题需要重新考虑。其次,我们顺着作品的叙述脉络,逐一考察其中出现的关于大哥的信息。作品正文的日记部分是狂人的视角,狂人自己讲故事,或者说以狂人的口吻来讲故事,大哥也是从狂人的眼里、口中呈现出来的形象。小序当中,大哥的表现是从小序作者“余”的眼中呈现的,具体来说是一方面对他的弟弟的病愈感到非常满意,“大笑”,然后就是声言“赴某地候补”,很随意地出示日记二册,让来访的“余”来看当日病状,而且日记可以随便拿走,“余”拿去看后摘编成“狂人日记”。也就是说,从“余”讲述中的大哥的一系列言行态度体现出来的,是他作为“家长”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在他眼里,弟弟生病,写日记,并且把日记题写为“狂人日记”,因为有“病愈候补”的“大团圆”结局,完全可以视为笑话;在这里,大哥管理下的小弟没有个人隐私可言,弟弟的日记他可以随便看,随便拿出来,随便给别人拿走,完全不当一回事。所以无论是从小序中的“余”的视角还是日记部分的“我”的视角看过去,这个兄弟关系是权力不对等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潜含(小序)并且实质上体现了(正文)压迫与抗争的主题。在整个白话日记部分,大哥对弟弟行使的首先也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家长的权威。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父亲哪里去了没有做交代,没有父亲的家庭按照传统家族制度,长兄为父,扮演父亲角色,来管理家里其他人。这在传统的伦理秩序中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会怀疑其正当性。作品中的“我”对此有怀疑吗?细按文本,可以看到事实上并没有直接从长兄权威入手挑战伦理秩序的举动,“我”的关注焦点和全部焦虑,来自对更宏大的社会文化和结构体系的“吃人”本质的洞察,及对其危害性的惊惧警觉。而在具体的家族环境和兄弟关系上,“我”毋宁是认可并顺从于这种伦理秩序的。从其合理的一面看过去,或设身处地从身为长兄的大哥的视角看过去,作品透露出来的信息是长兄承担了对于弟弟的全部责任。从小时候的教育开始,教他怎么做论,从科举的角度教他把文章做得巧妙;然后是对他的日常照管,弟弟生病后把他关在家里,也不是完全不通情理,关起来以后弟弟说闷得慌,想去走走,大哥也开门;而且大哥有他的威严,不说很多的话,但是对兄弟非常关心,发现他出了状况,马上去给他找医生,而且非常小心地对待他,没有用非常粗暴的态度,而是用商量的口气来同他说事情。到这里为止,应该说大哥自身视角和“余”与“我”的视角下的长兄形象,是仍然能在“传统伦理秩序”的层次上获得统一感的。小序中体现的忽视兄弟的人格隐私的威权感,和正文中在家庭生活中也体现出的家长的温和负责的一面是相辅相成的。但接下去涉及到思想意识层面的差异和分裂,情况开始起变化。大哥在给“我”讲书时涉及到易子而食、食肉寝皮、吃心肝等,所体现出的对传统及传统下的现实的认同,没有经历过像“我”那样的思想觉悟和意识翻转,更无论情绪上的强烈反感,所以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他不免仍沦为“吃人”群体中的一个。正文第十节,“狂人”在疯狂阶段的最后一个行动是要去劝转大哥。在此过程中,“我”努力保持理智冷静的态度,同大哥温和地说话,大哥的反应也很积极友善,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表示关心,并在“我”接下来的长篇大论中耐心倾听。作品写道:“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8]从最初的冷笑到眼光凶狠起来,满脸变青色,这都是从“我”的角度看过去的大哥的外在表情的变化。变化出自什么样的心理过程,作品没有直接写出来,但无疑是和“我”的心理过程不一样的。“我”的心理过程作品展现得非常充分,完全就是一种内在想象,把外在的东西都按自己的想法重新整理,得出他的世界观。这在大哥听来,很可能认为是疯话,越说越离谱,他心里肯定也越来越担心。但真正让大哥失态发火的是被外面的一群人围观嘲笑,家丑外扬。被围观和嘲笑的过程从狂人的眼光看出去是另外一种理解,我们来理解的话大哥最后突然现出凶相,大声喝道:“疯子有什么好看!”这明显是觉得丢脸,愤怒于家庭内部情况被外界窥知并失控。这里牵涉到所谓“面子观”与伦理秩序的内在关联,是另外的问题,不做展开。仅就作品对大哥形象的不充分的塑造而言,应该说《狂人日记》所呈现的大哥形象,在长兄为父的状况下的整个情态,表现得还是非常充分的,他确确实实在按照传统家庭伦理来做,尽到了他的本分。具体到对待狂人,他是在管理出了状况的家庭成员,要约束起来,对他施以“诊治”。这个过程是与狂人交互的过程,交互过程中不仅没有弥合相互的分歧和差异,反而加大了对立,最后完全被狂人推到对立面,因而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狂人日记》所讲述的基于兄弟关系的新的故事。![]()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柄谷行人,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使用“装置”一词来探讨认知问题,认为在被其称为“装置”的“风景”中,隐藏着某种颠倒或遮蔽的机制:日本现代文学中的风景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但实际上人们只不过是遗忘了它的起源。而那种风景是在西方的透视法/现代性引入日本之后被悄然替换的。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不是风景,而是被透视法生产出来的想象风景的“内面之人”。本文中有关装置的讨论,并不打算怎样轻易地否定大哥,而是围绕有关大哥的书写,指出其中存在着一定的颠倒与遮蔽。
所以总的来看,在《狂人日记》中大哥做得很辛苦,尽了他的本分,表现出了对兄弟的爱和关心,也尽到了他的责任,结果却是完全不被理解,被狂人所代表的新的文化和知识话语推到了对立面去。如果说我们今天把《狂人日记》中的大哥视为落伍者、一个需要抛弃的旧时代的人,那他是一个在观念对立的状态下被新的话语制造出来的落伍者。实际上他做的事情是承担了缺失了父亲的家庭中父亲的职责,却相当的吃力不讨好,反而被钉死在反派的结构位置上,永留于“新青年”叛出的“旧家庭”中,做了旧时代的牺牲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文学的意义装置于焉诞生,通过它,内部之敌被生产出来。《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告诉我们,“狂人”昆仲二人,“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则三人同受新式教育,相互之间是血亲同胞和/或精神同袍关系,并无必然分途之理,除了作为弟弟“发疯”的后果的可能损害家庭声誉的因素外,作品也没有提供兄弟对立的其他理由。这意味着,作为文本事实的兄弟对立,其实仅仅来自文本编撰,“狂人”的书写提供了基础,“余”的编撰使其作为“事实”呈现。这就是“大哥”问题的由来。这样一位被制造出来的大哥,其恶不来自于他本身的言行作为,而来自于相对于“狂人”的思想和社会位置,是思想和社会的分型定义了他的恶,并经来自狂人的对位观点的强化,而使其被指认的恶进一步内在化、象征化和标签化,以至最后,我们对狂人的同情有多深,对大哥的痛恨就有多强,于是他就永远站在作为“新”的一面的杰出代表的“狂人”的对立面,永远作为“旧”的一面的典型人物而存在了。
[1]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第27页。[3]借用伽达默尔的术语,Fusion of horizons。洪汉鼎译为“视域融合”,见(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第393-39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4]鲁迅:《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2卷,第165页。[5]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15页。[6]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485页。[7]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22页。[8]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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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业松,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2022.3序 文本细读的生机 黄子平
序章 重读《呐喊•自序》
第一章 《狂人日记》百年祭
一、自命的“狂人”和被污染的信息
二、标点符号的用法
三、近代“狂人”话语的主流形态
四、“启蒙”的示范
第二章 鲁迅笔下的声景
一、声景概念
二、叙述人的声音
三、“祥林嫂”:词与物
四、祥林嫂的声音
五、灵魂三问及“祝福”三义
六、声环境中的牺牲者与腐蚀者
第三章 增删之际的隐微
一、《风筝》的早期版本
二、增饰与改写
三、抹除与隐藏
四、“再写”的意义
第四章 兄弟关系书写与鲁迅文学的变貌
一、新文学的意义装置:制造内部之敌
二、颠倒的书写与“蒙冤的大哥”
三、“大哥”的自我与深度内心
第五章 暗夜的苦痛和想象
一、写于深夜里
二、辛亥记忆
三、“兄弟”与“男女”
第六章 《野草》通讲
一、生活与美学
二、肉身性意识
三、结构和线索
四、失败者的自觉与自救
第七章 《朝花夕拾》导读
一、枢纽篇章
二、双重视角
三、求学/求索之路
四、结语
第八章 鲁迅文学的再认识
一、鲁迅文学的思想基础
二、《狂人日记》的双重结构
三、《孔乙己》的不朽之处
四、《阿Q正传》与人性的注视
第九章 鲁迅文学的四个基点
一、为人生的文学
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文学
三、个性的文学
四、内面的、自省的文学
第十章 文学史线索中的巴金与鲁迅
一、逝去的与留下的
二、《伤逝》作为隐喻
三、“真的新文艺”
四、“鲁迅文学”与“鲁迅所赏识的文学”
终章 文本细读的意义和可能
一、课程和过程
二、《铸剑》里的“人民”
三、回到《狂人日记》
四、短篇与长篇
附录 复旦大学课堂上的鲁迅
初出一览·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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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业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韩国高丽大学客员教授、日本神户大学特任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等。主要从事周氏兄弟、左翼文学及新时期文学教学与研究,编著有《文学课堂与文学研究》《丘东平作品全集》等。
《文学空间的重叠与蔓生:“百草园”研究》
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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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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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日本的鲁迅》
《鲁迅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