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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大暑”，近日拜读几位老师的新著，十分解渴。我想从“观日文丛”这个丛书名讲起。如果我们不仅是把日本当作一个纯粹的知识课题，那么“观日”就不是一种与对象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的静态的观察。“观日”一词让我想起抗战时期周作人写给汤尔和的一句诗，“漫策断株追日没”，他是化用夸父逐日的典故。以观察日本、研究日本为毕生志业者，在我看来，都有夸父逐日的勇气，甘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失败者。陶渊明诗有云：“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夸父逐日看似自不量力，而陶渊明却认为这种必然以失败告终的志业，有更为深远的社会影响与文化意义，即所谓“功竟在身后”。夸父逐日这一意象，也似乎暗示着研究者（夸父）与研究对象（日本）之间的关系不是稳定的，二者都处于持续的移动、竞逐中。当我们长期凝视这一对象时，很可能被刺目的日光灼伤眼睛。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今天，我们如何谈论日本”。言外之意是，“谈论日本”在今天已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如若我们把日本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域，仍能在中日之间找到许多“安全”的题目、“安全”的论述角度、“安全”的表达方式。然而，在沦陷区研究中沉浸多年的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有可能从不那么“安全”的角度谈论日本，换言之，以日本为坐标理解中国。这种“火中取栗”的方式在今天是否可行？这两天我重读了1936年战争阴云笼罩下，鲁迅应日本改造社之邀写作的一篇杂文《我要骗人》。这篇文章并不好懂，无论对当时的日本读者，还是对今天的中国读者。鲁迅在里面絮絮叨叨地写了许多生活见闻与琐事，如在马路边看人逃难，在电影院给一个小女孩捐款，看起来“漫无条理”。从这些不相干的琐事里能隐约读出鲁迅某种踟蹰的姿态，或说欲言又止的两难。骗人是容易的，难的是瞒过自己。1936年战争逼近，被视为知日家的周氏兄弟还能说些什么呢？他们藏在心里的老实话，恐怕不是日本人爱听的，也未必是国人想听的。“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不能说较真的话，也难以保持沉默，只好说“我要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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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美军的17次的大规模轰炸中，共出动飞机7000架次，每次平均在400架以上，投下炸弹和燃烧弹4.2万吨。王中忱老师《地之缘》中有组文章，名为“介入的谱系”，给我们呈现了不同立场的介入者，有维护日本宪法第九条的“九条会”，也有参与缔结日美“冲绳密约”的体制内介入者若泉敬。我最喜欢的是谈加藤周一这篇，题为《在语言和装甲车之间的思考》。作为1945年东京大空袭事件的亲历者，加藤周一从个人局部的战争体验出发，执拗地追问战争责任。在加藤周一这里，“知识的动机不是知识本身，而是从当事人的行动中生出的一种感觉”（《六十年前的东京之夜》）。只有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这种主体性的血肉关联，才有可能重返历史现场，发现“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战争来临，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战争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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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sion 68: Prague
照片被偷运出捷克由玛格南图片社提供给外界媒体，部分署名为“一名无名的捷克摄影师”，Koudelka被匿名授予 Robert Capa摄影奖
“语言和装甲车”这对意象源于加藤周一对于1968年布拉格的事态观察：“语言无论怎样尖锐，并且，无论怎样多的人的声音，都不可能毁坏一辆装甲车。装甲车可以让所有的声音沉默，甚至可以毁掉整个布拉格。但是，在布拉格街头的装甲车似乎无法把自身的存在正当化。为了自身的正当化，无论如何都需要语言。”无力的语言、抗议的怒吼，不可能阻止布拉格被占领的事实，然而赤裸裸的军事暴力仍需要语言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语言和装甲车的对峙，也就是文学、思想这类“无用之物”与政治、实力的较量。周作人在《伟大的捕风》中援引帕斯卡尔的话说，人只是一根芦苇，世上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只须一阵风、一滴水，便足以弄死他，但人总比他的加害者还要高贵。在语言与装甲车、文章与实力的对峙中，弱者的失败也就是他的优胜。赵京华老师筹划的“观日文丛”，及在座几位老师共同参与推动的翻译工作，如对柄谷行人、子安宣邦、丸山真男、竹内好等人的系统译介，为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提供了别样的思想资源。这些译著产生的思想势能远超出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界。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为例，近年出版的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译本，特别是该书最后两章，讨论“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表态问题”以及“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是我在疫情中反复咀嚼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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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包括赵京华译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世界史的构造》、应杰译的《作为隐喻的建筑》、潘世圣译的《哲学的起源》、王成译的《历史与反复》，全面地体现了柄谷行人的哲学、文学批评思想。今年上半年我在准备一个关于沦陷北平日常生活史的讲座时，丸山真男的一段话让我将历史与当下关联起来。他说从外部看，战争或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是一系列戏剧性的打击，但对于生活在那个世界的人来说，只是一步步接受这种变化。每件事、每条新闻都比上一次更糟，但只是糟一点儿，你已经有了某种心理预期，等待着下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幻想到那时候，有人会站出来发声，会形成更大规模的反抗。但是，历史像有自我意志似的，向着大家都不愿意的，而又已默默接受的深渊滑去。这段话一下子击中了我，好像替我说出了历史中人的生活实感。所以对我而言，日本不是作为学术课题而是作为思想资源而存在的，“观日”在今天，需要有夸父逐日的执着，更要有火中取栗的勇气。
郭颖：游子·游艺·游心
昨晚刚刚抵京，因时间有限，熬夜仅拜读了张明杰老师的《海东游艺——中日文化交流纵横谈》一书，所以今天请允许我仅就这一本书进行发言，还望见谅。《海东游艺》一书共收录了从2008到2020年，发表在国内外报刊上的共24篇文章。其中，内容涵盖字画、京剧、藏书、拓片、交友、世博会、艺术评论等诸多领域。虽然昨晚没怎么合眼，但因为书中内容琳琅满目，文字平易舒畅，丝毫不觉困意。通观这套“观日丛书”，其他三位老师书的目录，都是按照内容分成了不同单元，唯有张老师例外。所以一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还以为只是单纯按照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读完之后，才发现并不是，书的最后一篇却是最早的一篇。其实，作者对于文章的排序是极具匠心的。整本书就好像一首诗，文章的编排也充满起·承·转·合的节奏，别有洞天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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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发言中的郭颖老师（左）与戏称“斗地主地主不在”的张明杰老师（右）
第一篇文章《清末中日书画交流》，是张老师2015年的一次主题讲演，也契合了这本书副标题“中日文化交流纵横谈”的“缘起”。第二篇《中日合璧文人画论》，是接着第一篇的概述，就大村西崖与陈师曾的个案，使读者对上个问题有更为深入与具体的认识。接下来，从藏书与传古，以及围绕着日本人与戏曲、京剧的交流及海外传播，进行了详尽充分的论述。书的三分之一处，插入了作者观看陈凯歌《梅兰芳》的观影心得，使得读者从近代的日本，一下子回到了当代2022的中国。随后又以陈凯歌对波多野乾一的评价重回近代日本，并从京剧到世博会，再到浮世绘，到浮世绘与鲁迅，从而转到了书后半部分——鲁迅与日本，中国书画与日本等具体的个案分析。最后的部分，作者从单纯的“交流”，一跃为“越境”的视角，提炼并抛出了书籍的命运、文化海外流失的复杂性等问题。而最后压轴的关于“日清战争写真帖”的文章，虽然撰写时间最早，但之所以放在最后，或许因为照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艺”，但作为记录中日交流的文化新载体，其作用及意义不断增大。这里，作者也不动声色地为后人留下了研究的“余白”。其中，关于陈师曾与大村西崖的那部分，张老师提出他们“几乎同时推出倡导文人画价值的画论”，既是巧合，也是必然，二人互为知音，遥相呼应。读到这里，我不禁在想，固然正如书中所言，大村西崖当时对抗的是“西化大潮”，在他眼中，是将文人画作为面对近代冲击的一种传统东方式的对抗手段。但陈师曾身处的中国，人文画当时则是作为传统而遭到批判。康有为认为“传统文人画是中国画学衰败至极的罪魁祸首”，陈独秀也提出了“中国画改革论”。而陈师曾有意地在画中融会西法，并加入思想性与精神内涵。他曾将人文画提炼为“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的四要素，认为“只有具此四者，乃能完善。”将文人画提升到“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的高度，也可感受到陈师曾在新文化运动下，企图使人文画与传统加以区别的用意。如此看来，他这种积极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姿态，或许与大村西崖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另外，刚刚刘春勇老师说不满张明杰在书中“把自己撇得这么干净！就像一个太客观的书写者”，对此我不太赞同，或者说意见正好相反。记得19世纪末有个日本人在谈到“观中”方法之时，曾说过“观察，至难至重”，皮相的观察“不过山美故有树，川清故鱼栖，是错误的，要从内部开始观察。”用心去读的话，便能懂得张明杰老师通过这本书主要想表达的并非置身其外的观念性结论，而是展示身处其中的感受性过程。古有王羲之提出“游目”，那张老师的文章便是“游心”，在同“游”的过程中，慢慢明白作者的巧思与用意。文章的安排亦如此。虽然，每篇文章都曾经发表过，但通过巧妙的衔接与编排，又赋予了每篇文章以新的意义与解读的空间。带着读者深入到各种史料的世界之中，抽丝剥茧，向众人展现了众多历史大小人物更为鲜活的一面（如林熊光、罗振玉、今关天彭等），还原了书画流动与历史的真相（如《树下美人图》《唐土名胜图会》《(李公麟)五马图》《宸奎阁碑(拓本)》《董侯官帖》等）。并且，“古”与“今”、“物”与“人”、“日本”与“我”的搭配，也使得读者能够身临其境，不仅有所“观”，更能有所“感”。在与读者的共情之中，也抛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疑惑。
结合我自己的研究，书中有几个地方，感触颇深。第一处是在书的197页，在谈到今关天彭与鲁迅关系的时候，张老师“不禁产生这样一种疑问，即两人交往，为什么鲁迅显得不那么主动呢”？巧的是，我也曾在一篇发在《日语学习与研究》上的，关于中日文化交流的论文中，发出过类似的疑问。如清末大儒俞樾在与日本知识人交往的时候，也是存在着这种“温度差”的，但俞樾的情况正好相反，是一些日本知识人（非官员）的态度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主动”。但一直以来，在研究中日人文交流时，大家好像更愿意放大交流中合理与美好的一面，而不愿意分析一些难以解释与面对的深层芥蒂。对问题的观察与分析应该是更为复杂更加深层的，这种光环背后的灰色地带，或许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暗码”。刚刚听到王成老师介绍张明杰老师最初是做芥川龙之介研究的，所以想再举一个关于芥川的例子。《江南游记》（秦刚译本）中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就是芥川来到俞楼，一边喝着茶，一边开始打量墙上俞樾的画像，观察他的面相，心想：“这样看去确实多少有些俗气。但或许正因为有这样的俗气，俞曲园才拥有了能为他建造如此漂亮的别墅的优秀弟子。而未沾染一丝俗气的，通体玲珑剔透如我辈者，不仅还没住上别墅，甚至还需要靠卖文来勉强糊口。——我对着一碗放了玫瑰花的茶，呆呆地托着下巴，心中不免微微对荫甫先生有所鄙夷。”当然，如此揶揄俞樾的文字，在中国估计看不到，就连章太炎怼他老师的时候，也不曾怼过他的为人。而一般的研究，往往想当然地便将其贴上“中国趣味”“中国形象”的标签，而不愿花时间进入其“内部”更为杂遝的精神世界，站在芥川这一“个体”的视角，品一品当时“靠卖文来勉强糊口”的“日本文人”的辛酸泪……（中略）![]()
最后一处，是书中第311页，在谈到“书劫”时文章结尾的“书籍的命运或许永远会令人担忧下去”一句，特别是在当今电子书主导的时代，读起来尤感扎心。还记得在江户时代，有一天林罗山家着火，书库里的藏书都烧了。林罗山过于悲伤，第二天便撒手人寰，可见书籍对于一个知识人之重要。通过这本书，那些经历过硝烟战火，远渡重洋来到日本的古籍与字画成为主角，张老师为它们进行了考古式的挖掘与梳理，使其背后的故事能够得以为人所知。但是，随着这些懂得风雅的“好事家”的离去，当藏书之风成为历史，那些书儿们又会何去何从呢？不仅仅是书籍，还有字画、戏曲的命运，乃至文教之命运、中日之命运，等等，“或许永远会令人担忧下去”……
“游子”张明杰老师长期旅居日本，经过在国内国外的深度浸润，堪称艺术的“玩主”。所以对日本的观察与思考，是一种最为切实，最为真实的感受与体验。这或许也正是国内部分日本研究者相对缺少的，特别是现在提倡的所谓区域与国别研究，很容易将日本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有别于我国的客体，这样的研究，往往会忽略掉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的关联性与共性，而仅以自己的主观标准与皮相的观察，凭借经过人为筛选过滤后的文献与史料，而得出预设好的结论。如此这般，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方法，只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菊与刀”式的研究成果。所以，张老师虽然在引言中谦虚地说书中收录的不过是“大小闲文”。但是，当下被“内卷”催生出的研究中，最为缺少的或许就是这种所谓的“闲”，就像刚刚王成老师所说的“余裕”，也就是这种人类的“闲情逸致”，其实也正是艺术的本源之所在。![]()
《海东游艺》一书，既是张老师研究的内容，其实也是张老师自己的写照。正如书名所示，虽多年身居“海东”，但一直秉承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在延续，“观日”亦在延续。正如丛书封皮的颜色，并没有整齐划一地统一用某一种颜色——其实这是我昨晚端详这套书时才搞明白的，或许也正是编辑李硕老师的用心之处——虽然同为橘红色，但颜色有着微妙的差别与层次，从浅到深，代表了不同年龄层、不同角度、不同个体的日本观，陈言老师的“声”、张明杰老师的“艺”、王中忱老师的“缘”、赵京华老师的“筑”。仅从标题上看，说白了就是四位老师各自用耳朵、用心、用脚、用脑子，调动身体各个感官，并非皮相地，而是四位一体全方位地来“观日”。不同的切入点，但放在一起，却又能够完美地连接、传承、并延续下去。相信，如果后人续写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话，诸位老师也定会成为书中的一章。
仓重拓：中日之间的看与互看
首先感谢陈言老师的邀请，作为日籍学者能够参与“观日文丛”新书座谈会，我对此感到非常荣幸。虽然我没有资格代表日本学者——其实我的观点有点特殊，但鉴于疫情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想来在中国的许多日本老师也无法过来，因此我也应该感到自己的责任。正如赵京华老师刚才说的，今年是中日恢复邦交五十周年，但两国之间的纪念活动基本上很少，所以像“观日文丛”那样的出版项目有很大的意义。各位老师已经详细评论赵京华、王中忱、张明杰和陈言四位老师的书籍内容，我想提到赵老师写的《“观日文丛”缘起》，因为其中充分强调“加深东亚各民族文化沟通、推动心灵交流”的重要性，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心与心之间的交往。另外，刚才像黄乔生老师说的那样，“观日文丛”的“观”字绝妙，跟“知”字的差异耐人寻味。我个人很期望在日本也会有这种中国研究丛刊“观中文丛”，如果日本的学界和出版界能够出版这些书籍，就像当时竹内好他们的“中国之会”所做的那样（今年是“中国之会”解散五十周年），对日本读者的中国认识肯定也会有不少影响。
新书座谈会的主题是，“今天，我们如何谈论日本”。我本来以为自己相当理解日本，但安倍晋三被刺杀事件发生后，开始发现在日本国内还有许多事情我没有充分了解，尤其是关于战后日本保守派及其“反共”政策的全球性与区域性。“旧统一教会”和日本政治的关系，虽已有人知晓，但主流媒体和大众一直没有充分关注。我比较重视的是冷战时代的“反共”思想及其在东亚区域的政治力量，尤其是1968年建立的“旧统一教会”的“反共”团体“国际胜共联合”。这些历史背景让我想起，大江健三郎于1967年出版的一本书叫《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因为其中出现由参与1960年安保运动之后离开学生运动的原“左翼”青年们在美国表演的戏剧。其情节中对主角的弟弟“鹰四”参与的这个戏剧有一点的叙述而已，但著名作家大冈升平和小森阳一老师都关注这个戏剧及其与同时代的关系，却未能进一步探讨。经考察之后，我发现这个戏剧历史上存在过，这个原日本“左翼”青年们应欧洲的“反共”团体之邀去瑞士参与培训，后来去美国等许多反共国家演戏这个“安保剧”，据说在当地受到很大的欢迎。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大江健三郎通过像“鹰四”那样复杂的人物将这些“反共”现象的历史以及冲击记载于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不愧是世界一流文学家之作，读完这种杰作之后总感觉日本研究还有意义。总之，如今谈论日本越来越难，反而日本研究越来越重要，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年学会日语、韩语，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学术平台的搭建过程。
翁家慧：挖矿脉，察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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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向“观日文丛”的四位作者表示衷心祝贺！同时，向责编李硕老师表示敬意！四位作者当中，除了张明杰老师之外，其他三位我都比较熟悉，这次有机会拜读他们的大作，既增长了新的知识，又获得了新的体悟。四位学者撷取历史长卷中的一页，用或冷峻、或严谨、或细密，或激扬的文字叙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与物，立意选言，博雅宏辩。其中，对我最有启发的是：赵京华老师在《思想构筑未来》中提出的中日思想交流的同时代性；王中忱老师在《地之缘》中对东北地区学术矿脉的深层挖掘；张明杰老师在《海东游艺》中对近代中日艺术交流史的钩沉考证；陈言老师在《万壑有声》中对特殊年代人性幽微处的体察探寻。历史从不以真面目示人，现实又何尝不是？唯有冷静的观察者和睿智的思想者才能秉笔荷担，析理居正，这是我匆忙拜读“观日文丛”之后的一点感悟。
韩尚蓉：“视差”之跳跃与普遍性之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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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大家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发言。在座的都是在日本研究相关领域非常有资历的老师们，作为后学十分诚惶诚恐，发言有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正。这次四位老师的新作名为“观日文丛”，但并非围绕某个特定的主题开展学术性论述。虽没有特定题目，但都是四位老师在求学、阅读、游历行走的漫长过程中的所观所想。以我非常有限的阅读体会来说，老师们在书中所谓的“观日”并不是将日本作为一个已经存在在那里的对象去观察，而是试图在观察中对话，进而在交流中返回自身，以达到一种双向互动的互鉴与成长。“中—日”的提法既是政治关系，也是地缘关系，既是历史关系，又是人间关系，因而可以落脚为一种伦理关系。正如王老师的书名《地之缘》同时也是“人之缘”，无论是“观日”还是“观中”，落脚到在观或被观的每个个体身上，就变成了与人的交流和交往。换言之，这套书名为“观日”，但实际上，无论是“在观”的中还是“被观”的日，都不是一个能够被简单概括和抽象的对象，正如在和陈老师构思海报的过程中对照片的选择上，可能很难说明白海报图片的用意，甚至作为拍摄者也无法找出一个集约的立意，至于其如何契合于今天的主题，大概每个人看了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同样，“观日”也是多面相的，在拒绝为“什么样的日”定性之后，所谓的“观”，才能够深入其中看到一些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撰写这套书的老师们，既是日本问题的中国研究者，又是有着在日本生活经验的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观日”就正如王老师在序言中所说，既是“观日”也是“观中”，进而中、日对观。这是一个很有洞见的提法，在“观日”时，是站在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一个普遍知识分子的立场上，面对那些在已经被“刻板印象化”的现象保持警惕；在“观中”时，曾经作为“异邦人”的内在经历又使得在面对我国当代种种文化现象时能够带有不同的角度和视野。换言之，如果不是在中国与日本的“视差”间来回跳跃，是无法获得这种开阔和普遍性的视野的。在我的阅读中，这套丛书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普遍性”。赵老师在书中多次谈及“普遍性”、丸山真男的“普遍知识分子”的追求、山室信一提出的“思想连锁”，以及对于“同时代史”的构建，也正是对于“普遍性”之追求的体现。这种对于“普遍性”的强调让我联想到康德对“共通感”的强调。康德所强调的“共通感”正是这样赋予“美的判断”以普遍性的东西。尽管这是康德用于分析趣味判断时所涉及的词，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他用于构建一种“非社交的社交性”的基础。社会由复数的人构成，因而就不得不涉及“主观的普遍性”“普遍传达的可能性”，因而在实际的交流对话中存在的是“复数的主观性”。今天我们谈论日本、或中日之间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这种“复数的主观性”来进行的。或者说，这里的问题在于，在这种“复数的主观性”之中我们如何建立以及建立起了怎样的共识，这一态度的问题。这一问题长久以来一直缠绕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纠葛中，无论是从晚清起（甚或可以追溯到更早）以亚洲为单位的思考，还是后来“侵略—反侵略”，抑或是再后来诸多经济文化交流，实际上都是在思考这一问题的延长线上。直到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或许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我想，随着自身环境与外部环境、我们视野的变化，思考的路径、角度却较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以往我们在“东亚”这个范围内部去考察“东亚”“中—日”等，那么对于“普遍性”的追求是否会为我们带来“世界性”的视角，这时再重新回到“东亚问题”或“中—日问题”时，可能又会带来新的理解和发现。提到“观日”，也就不得不提到“对话”。中日间的对话，是跨越两种不同（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十分近似）思想体系的对话。而一般来说，越是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就越能跨越语言的障碍与不同思想思想体系的思想对话。我想这也是如今对普遍性价值、普遍性思想不断强调的原因。这可以说正是“对话”“交流”的基石。如陈老师在《两种暧昧，都震撼世界》中，针对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两位作家的诺贝尔获奖演讲，说：“大江抨击的是日本政治伦理的暧昧性，而川端执着追求的则是日本审美意识中的暧昧力。”我也深有感触。比如大江在演讲标题中使用的“暧昧”一词并非和中文汉字同型的日语汉字的“曖昧な”，而是假名“あいまいな”。我想这可能也是为了避开汉字的“暧昧”本身的模糊与暧昧。乍看上去，大江试图通过“暧昧”一词来批判川端演讲中的东方神秘主义，但川端抑或东方传统美学并非大江批判的真正标的。原因在于，大江所试图批判的绝非日本传统美学的“无”，恰恰相反，他试图批判的是将“无”或“侘寂”抽象化为某种日本精神的做法。这和涉及民族、美学相关的议题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如张明杰老师在《海东游艺》中谈及的中日艺术、美学等问题。旅日犹太裔德国建筑师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在《日本美的再发现》一书中对区别于汉文化的日本“本土”建筑形式之美大加赞扬，称之为真正的“日本精神”。这种对日本“本土的”和“外来的”所作的区分，从与汉文化相混杂的日本文化中抽取出的某种“日本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对“美”的提纯，将“日本人”、将现实中多样的民族文化、活生生的人作为杂多的“利害”排除掉了，因而发现的是一种“纯化”的“日本精神”。又如冈仓天心用英语写作《东洋的理想》《茶之书》，向西欧介绍能够代表东洋之美的东方艺术，确实对于东方文化、艺术在西欧的传播与接受贡献不少，但也不得不说，这种将东方从西方所想象的美学化中解放出来的方式，又将东方困入了另一个新的“纯化”的表象中。▲
也许我们丢失了古代文化，但不可能丢失日本。关于什么是日本精神，我们自己没有讨论这一点的必要，日本并非从某种“被说明”的精神中诞生，而日本精神这一问题本身也不可能讲明白。只要日本人的生活是健康的，日本就是健康的。（坂口安吾「日本文化私観」，『堕落論 日本文化私観 他二十二篇』，岩波書店，2008 年，108 頁）
对美的认识无法纯化、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精神”，即无法被个别具体之物代表。一旦被纯化，活生生的人就从由桂离宫或浮世绘所代表的日本精神中被排除出去。毋宁说那已经超越于具体的审美表象，而成了一种被人为创出的“精神”。也正因此，无论是坂口还是大江，他们都并未指出日本之美及日本精神是什么，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具有普遍性的、能够与异质思想体系相互对话的共通情感如何才能达成这一问题上。诚然，这或许是关于“东方主义”式的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我想对于今天的我们无法一直停留在对“东方主义”式的美学化、抽象化的批判而止步不前。通过“对话”，通过“面向外部言说”的姿态，来达成一种在交流中普遍有效的情感，也许是当下我们在中日交流中所需要抱有的态度和方向，也是几位老师在丛书中向我们带来的启示，也是我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所要持续保持警惕和关注的地方。
汪亭存：侧观东亚——另类现代性的中日流转与东北亚的历史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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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在现代性的散布过程里，很多现代技术、思想、文化经历了欧亚长轴传播，进而在东亚地区形成回圈的过程。长轴传播往往在欧洲和率先维新实现“脱亚入欧”的日本间完成，东亚回圈则往往经由日本向周边——中国大陆、日据台湾、朝鲜半岛和所谓“满洲”等地扩散辐射。在这一现代性散布过程里，日本受容欧洲现代文明中有所调适，也有误读或“师心自用”处。这种被改造的现代性，有其积极一面，也有将现代性之弊放大的一面。我们可以说，这造成了一种参差的现代性，是“另类现代性”，或者说是一个被动卷入现代性秩序而迎头赶上的、被催熟的、仓促的“二手现代性”；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经由近代复杂的中日政治、文化交涉，在东亚回圈的过程里，中国受日本影响而生成的现代性，则是一个带有浓重的半殖民地色彩、为救亡图存而显得更为仓促甚至有些“急功近利”的、“三手”乃至“四手”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传播——或某种程度上被称为“理论的旅行”也好，“跨语际实践”也好——实际对现代中国造成了非常深刻的结构性影响。由于中国现代化的开启过程更为仓促也更为被动，遭受着比日本更为严峻的内外压力，使得“三手现代性”比起“二手现代性”弊端与不足一面更为放大突出；中日间天然的文化或文字连带性也导致中国更易直接导入日本的某些概念、思想——而两国国情又有差异，这就导致这种影响或照搬其实多有“水土不服”处。然而由于各种因素影响，很多这种不协调最后往往被接受被略过，并借助现代性装置成为构筑起我们今天常识和感觉结构的一部分。中国在现代的初期受日本影响而生成的现代性认识，亦因此呈现出复杂、辩证的样态。
如中国对“nation”概念的接受。日本将“nation”译为“国民”，兼顾了这一概念的政治与群体性特征，然而这种翻译其实是基于日本作为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的国情出发的，将“国民”不加辨析地引入中文语境对于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来讲，从概念到实践都带来很多困扰——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表征之一，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现代国家都不可谓不具备结构性影响；另一方面，从欧亚长轴传播看，“nation”的发明在欧洲很大程度是为因应民主（“德先生”）需要而生，而在东亚则因反殖民的现实需要而深具“救亡压倒启蒙”、甚至如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之路的特性；再如，“nation”又被翻译成“民族”，流亡日本期间的梁启超率先提出了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然而“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两词中的“民族”并非同一层级概念，其实质与内涵截然不同，就仿佛“美利坚民族”与“法兰西民族”，或“苏维埃人”与“俄罗斯人”间的区别，二者中的“民族”或“人”的分类标准并不一致——其在政治学、民族学上有哪些异同，这种“误译”又从概念出发给中国近代史的实践和铺展带来了哪些复杂影响？换而言之，我们该如何从一个世界范围内以本土立场观察和体认“民族国家”的“限度”和“效度”，以从一个更深层的逻辑上避免和反思现代性散布过程里的“问题殖民”？
正是从日本作为“现代性长轴传播与东亚回圈”的中转站与节点国家着眼，近代日本对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换言之，“观日”有着比“观英”“观美”等更复杂、深长的意味。因此，回到历史分叉的地方，在路口向各个方向回望或展望，中日间的“看”与“互看”和视线的交织，对我们更好地认识近代中国，也便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时不自觉地好像因此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数量意义上天然的“普遍性”“普适性”或“主流性”。这种感受和近代中国反殖的历史感觉结构及创伤心理耦合，使我们似乎更获得了一种不证自明的天然正义/当，人们往往忽视这其中暗含了一个“自我证成”的逻辑——当然作为自然人，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认识和观察世界的。然而像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其实全球也仅美、俄等极少数。全球两百多国家里，“大国”是“异例”，“小国”是“常态”。当然，“小国”作为“常态”各有其“常”，这个常态仍是参差的复数的；而“大国”作为“异例”也各有其“异”。但不论怎么说，日本是小国，也是强国，是曾经的敌国，也是无可改变的邻国，是一个我们不能不去认真观察与思考的历史与现实存在。鼎之轻重，理之曲直，无关乎国之大小，而各有其“见”与“不见”。中日间的看与互看，乃至互看的反复，因此显得尤有必要。也只有从这一东亚乃至全球的视野回看中国，才能在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类文明坐标下历史地、具体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构筑起相对完整的、比例感正确的现代性认知图景。
“观日”自有其意义，作为读者，我热切地向身边朋友推荐了文丛。感谢作为丛书主编的赵京华老师和丛书责编李硕，期待丛书能继续下去。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层。其次在四本书里，想仅就王中忱教授《地之缘：走读于中日之间》卷首部分“东北亚：交错的历史光影”谈下读后感，也是对刚才刘春勇老师和秦刚老师发言的呼应。初识王老师是在2015年北京语言大学一场关于满族武侠文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会间会后，王老师围绕东北民族史特别是满族文化方面跨学科的学养积累让我颇感很讶异，因为这已远超一般意义上文学研究者对该领域的熟悉。在这里我想插一句：“满族”在55个“少数民族”里有些特殊，特殊在关于这个民族，一提起大家似乎都很熟悉，而这种种“熟悉”其实离这个民族的实际每每相去甚远——或者说，我们所熟知的关于这个民族的“常识”，往往充满误解和偏见，却从未深究这些“常识”的知识来源。因此我对王老师当时发言记忆犹新。读到《地之缘》小引中王老师对自己研究东北亚地域文化史的学术轨迹的回顾，才实现“祛魅”，解开心中这一谜团。▲
《横观东亚：从核心现场重思东亚历史》
我们提起东北亚，往往是“中日韩”，在某些语境下，甚至成为朝韩的同义语。然而，由于上面谈到的跨语际实践中的错位，造成了多民族中国在近代以来往往被想象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说知识界往往对多民族中国进行了单一民族想象和表述。“民族国家”实际是一种现代性装置。在这一装置下，该区域的世居民族其实成了“东北亚”表述中的“黑洞”，但实际上，这个“黑洞”也是一个连通历史与现实、中国（或日本、俄国）与世界的“虫洞”。也因这种现代性装置的遮蔽，及东北地区急骤酷烈的殖民现代性(如王老师书中的《从驿路到铁路》)，使东北地区从前现代社会未被“打开”的“折叠空间”飞速驶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东北”这一现代社会下的“重叠空间”，正是在这一过程里，沿着东北世居民族的视线，“东北”也就被历史塑造为白永瑞意义上“多重周边视角”的“核心现场”。在这一核心现场，日俄两大帝国展开了百余年的激烈争夺、竞逐（考虑到千岛群岛所谓“北方四岛”问题，这一争夺可谓至今余波未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走向。王老师这组文章正是从细节落笔引领我回顾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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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
[美]谢健 著，关康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Mark C.Elliott曾说，观察清史就像观察一件织锦，“必须从边缘入手才能了解其结构”，秦刚老师也特别谈到“缘”的多重意义。超越“局限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地方史框架，努力从多国交错的关系中考察一个地区结构性变动”（《〈地之缘〉小引》）——对东北亚世居民族和东北亚区域历史的讨论，势必会为我们认识“织锦”的结构提供积极的启示。鉴于日本与这一地区特殊的现代历史关系，及这一地区对中国历史的特殊位置，王老师的这一组研究收入“观日文丛”并置于《地之缘》卷首，在我看实有深意存焉。或许，这组相对显得“边缘”的议题，有助于在日本研究这一“显学”中，让不那么陌生的“东北亚”里却有些陌生的历史诸主体浮出地表。感谢王老师为乡邦历史与文化的立言。颜淑兰：建构良性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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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几位老师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有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王老师论述的30年代傅斯年写作《东北史纲》、顾颉刚等人创办《禹贡》都产生于面对日本侵略急需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这一具体的语境之中。而赵老师书中对民族主义的系列论述尤其给了我很多启发，也让我重读丸山真男、竹内好以及鹤见俊辅论述民族主义的相关文本。正如赵老师在书中所言，1945年的战败和美国占领，以及之后相继发生的印度独立、朝鲜半岛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1950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印度召开的第11次年会，到50年代中期亚非会议的召开，这一系列的背景使得民族问题、民族主义成为20世纪50年代日本知识界的思想焦点。丸山真男《日本的民族主义》、竹内好《关于亚洲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亚洲的民族主义》等文章都是在上述背景下相继诞生的。竹内好《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一文依据丸山真男和远山茂树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良性的民族主义心情”，而日本近代文学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恶性的民族主义。但他同时还补充道：现代中国也出现过“恶性”的民族主义。竹内好是从绝望反抗的鲁迅看到中国被压迫民族文学中的良性民族主义，而我注意到这种良性民族主义，也体现在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试图借助“同情”消除种族或国别差异造成的隔阂，实现人类相互理解的主张之中。这里的“同情”，并非指对他者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推己及人，借助想象与他者共情。譬如，有学者指出周作人五四前后的主题实践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同情”展开的，以1918年对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的解读为契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和《人的文学》等文本以及《齿痛》的翻译等都体现了其对“同情”问题的思考。（宋夜雨《现代中国“同情”诗学的起源——以周作人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7期）而对周作人新村理想抱有深刻认同的郑振铎、夏丏尊等人也曾在文中表示过类似的主张，作为教育家的夏丏尊更是提倡把学生培养成“有广博的同情的人”。我们可能更倾向于把这种主张作为五四前后具代表性的世界主义，并与民族主义对立起来。但管见所及，即便到了日本的侵略使得国人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的三四十年代，借助“想象”推己及人的“同情”似乎仍然可以视作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底色。譬如，叶圣陶1940年发表的《人生观》一文就这样想象日本人在实施侵略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他们在战场上，想家，受咱们的攻击，到非常痛苦无聊的时候，必然闪出一个念头：这究竟为的什么呢？当咱们的子弹打中了他们的身体，他们踏在生死交界线上的时候，也必然闪出一个念头：这究竟为的什么呢？在国内，儿子或是丈夫被征调了，事业衰落甚至于停顿了，生活费用增高到不能支持了，那时候，都必然闪出一个念头：这究竟为的什么呢？每一个“这究竟为的什么呢”都是对于侵略立国的否定，懦弱一点的只把它闷在心里，勇敢一点的就起来反战了”。借助身份互换的联想，叶圣陶将日本人这一“他者的困境遭遇很自然地移置到自身的情感经验中”（《现代中国“同情”诗学的起源——以周作人为例》），可以说是一种设身处地充满理解之“同情”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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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随父亲（中）赴美的鹤见俊辅（右）与姐姐（左）
鹤见俊辅在于战时执笔并于1946年4月刊行的《哲学的反思》一书中，列举“批判”“指导”“同情”三个词来说明战后哲学的作用，并认为“所谓哲学，就是试图同情他人的一种人类意识”。鹤见所说的“同情”，也是在承认别人与自己不同的基础上，通过“尽可能地灭却自己并沉入对方所处的困境之中”，从而与他人产生共鸣，催生连带感。鹤见认为，在战时日本，这种“同情”严重不足：“由于人们有意让试图同情对方国民所直面的困境的意志窒息，结果，人们不会去想，如果自己处在敌方现在所处的特殊状况之下，也会与他们一样对他们战争目的的正义性确信无疑，从而与我们的国家兵戎相见。只有具备这种同情之后，对战争目的的公正检讨、改善以及战争的中止才有可能”。我们可能自然而然会把鹤见的这种主张看成世界主义，但根据《“民主”与“爱国”》一书的作者小熊英二的分析，鹤见的这种主张同民族主义并不对立。《哲学的反思》中甚至说：“虽然过去的日本主义是个错误，但也没有必要突然扭头奔向美国趣味或俄国趣味。理解自己面临难关的特殊状况，维持对他人和他国国民的同情……到了该确立新国粹主义的时候了”。小熊英二结合鹤见1962年所作《脑髓地狱》一文，分析指出鹤见由此开辟出一条“经由民族主义通往国际主义的道路”。鹤见的主张和小熊英二的分析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是否能够带来启发，这是我本人今后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前不久发生的安倍被枪杀的事件，国内网上充斥着各种幸灾乐祸的声音，不由得让人觉得丸山和竹内好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更近似于反讽。我想，当下非常有必要去清理我们历史上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遗产，搭救出其中理性的成分，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参考。王老师的问题视域很多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因此一直在默默学习。大作中的很多文章不仅仅就研究对象本身展开论述，还勾连出许多极为珍贵的往事以及进入相关研究的机缘、路径，从多个层面给予青年学者以启发，我个人拜读王老师大作时每每感动于此。譬如《叶荣钟与矢内原忠雄》一文，就从他了解矢内原忠雄和接触叶荣钟著作的机缘谈起，本来是一些个人性质的经历，但我们却能从中悟出很多问学的路径。陈言老师的文风总能让人感受到，她对研究对象的介入和切身体悟，给人一种历史的在场感，这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比如，她对村上春树2011年在西班牙参加加泰罗尼亚国际奖颁奖仪式时发表的“反核宣言”流于表演形式且落后于时代的批判是如此的大胆和直接，让我读得心惊肉跳：“这份赢得举世欢呼、令人赏心悦目的讲演其实充满了陈词滥调和暧昧，以及对历史和战争责任若即若离的游离态度”“是一份既缺乏自我和历史批判，也没有现实观照，并且是缺乏未来视野的梦幻宣言”。而《那些日本作家被猫重新定义着》一文写的又是那么灵动有趣，通过猫串联起很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作家和作品，从《源氏物语》到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大佛次郎、三岛由纪夫、梶井基次郎等，让人产生把这些作品立即找来重读一遍的冲动。张明杰老师关注的中日书画交流领域是我个人疏于学习的，因此每次读张老师的文章都感觉特别新鲜有趣。书中关于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这也让曾经做过一点游记研究的我受益匪浅。
董炳月：汇聚“有限”形成“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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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出来之后，我就一直期待着这场座谈会。这套书是东亚文化讲座同仁的成果，四本书的出版也适应了目前中国进一步认识日本的需要。2009年至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过六本“东亚人文·知日文丛”，秦岚主编的。本应出版至少两辑、八册，广告都打出去了，结果只出了七册。现在“观日文丛”的这四本和那七本属于同一系列。从2009年算起，十四年过去了，日本变化很大，中日关系变化也很大。2019年，日本三十一年的平成时代结束了，现在，令和时代已经进入第四年。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但是两国关系仿佛是五十年来最艰难的。这种情况下，认识日本，加强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变得尤为重要。这十多年间，我们东亚文化讲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年长的一代都成了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这四本书的著者中，陈言最年轻，十五年前参加讲座的时候，看上去还像学生。现在，已经能写出这么好的日本论。四本书中，她这本《万壑有声》我一天就读完了，读完之后给她发邮件说“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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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丛是“清华东亚文化讲座”着手编辑的系列丛书，包括学术研究、典籍资料、文化译丛等，“知日文丛”是其中有关日本的文化随笔系列，由秦岚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分别于2007年、2009年、2011年出版。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丛书单册书名分别为：李长声《日边瞻日本》、刘晓峰《日本的面孔》、张石《樱雪鸿泥》、王中忱《走读记》、蒋寅《平常心看日本》、赵京华《转向记》、董炳月《东张西望》。四本书是各自独立的，但是，放在一起读，能够读出结构性的日本，结构性的中日历史关系、文化关系。从主题来看，京华的《思想构筑未来》副标题是“中日思想文化读书记”，偏重的是文化、文学、思想问题，而明杰的《海东游艺》中，考古、美术、戏剧等占很大比重，在中忱老师的《地之缘》和陈言的《万壑有声》中，文学、文化、思想方面的内容之外，还有许多地缘政治、现代史方面的内容。这样，四本书作为一个整体，几乎论述了现代日本、现代中日之间的全部范畴性的问题。就空间而言，陈言的《万壑有声》不仅写伪满、东北，而且写冲绳，中忱老师的《地之缘》，则对东北中日俄交融地区交错的历史人文光影进行了更详尽的描绘，好像是填补了区域史研究的空白。从东北到冲绳，这个巨大的空间结构是地域性的，也是历史性、文化性的。四本书的著者本是各自独立写作，但是，当四本书放在一起的时候，却有了这样一个宏大、完整的主题结构、时空方面的结构。这就是丛书的力量。这大概也是四位著者未曾想到的。个人的研究总是有限的、片面的。如何克服有限性、达到全面的认识？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更多的研究者发声、写作。在座的“知日派”很多，相关的研究积累也丰厚，应当尽快写出来。许多“有限”放在一起，就是“无限”，许多“片面”放在一起，就是“全面”。这套丛书应当继续编下去。回头看去，最近二十年间，讲座同仁对于日本研究、对于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确实是有贡献的，贡献还不小。这个过程中，东京的“以文会”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互动作用，林少阳、陈力卫、张明杰诸位贡献很大。中日关系就是这样，即使搞不好，也要尽量搞好。两个国家太近了，文化渊源太深了，经济关系太密切了。知识界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