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從禮 趙蘭香 | 1930年和1986年出土地灣漢簡整理研究概述
1930年和1986年出土
地灣漢簡整理研究概述
肖從禮 趙蘭香
（甘肅簡牘博物館，蘭州 730000；
西北民族大學，蘭州 730000）
一
地灣故城
地灣，位於今甘肅省酒泉市金塔縣東北約150千米黑河東岸的戈壁灘上。在地灣這片戈壁灘上有一處漢代土夯城鄣遺址，距離黑河東岸70餘米,地理座標在北緯40°35′1.40″，東經99°55′45.27″。從城鄣建置規模和所獲漢簡記載可知，地灣城是漢代張掖郡肩水都尉府下轄的肩水候官治所。當地人習稱此土城爲地灣城。在1988年，地灣城被列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地灣遺址保存較好，考古證實，該遺址由障城和塢院兩部分組成。障城爲正方形，22.5×22.5米。牆厚5米,高8.4米，版築。障内北牆4米高處和東牆2米高處有成排的曾經安放過木椽的壁洞。西牆開門。障外西面有塢院一座，長方形，55×48米，壁高3米，基寬1.3米。塢院東牆同障的西牆呈直綫相連，院門南開。障塢南邊還有一道塢牆，沿障的東牆直綫南走，30米後西拐，與塢院南牆平行而西。塢内障南有若干房屋遺址。塢院北部20米處，有一道東西走向的塢牆，長100米，基寬2米。此地四周是礫石戈壁，屬典型的温帶乾旱氣候，降水稀少，蒸發量大，夏季炎熱，冬季寒冷，四季多風。
地灣遺址之北500米左右即是肩水金關遺址。漢武帝開拓西北，據有河西走廊之後，爲實現斷匈奴右臂、隔絕羌胡，贯通中西交通的戰略目標，從行政和軍事上采取了一係列舉措，列四郡、據兩關即是最爲重要的措施。兩關即是玉門關和陽關，因其位於中原和西域的交通要道，故不絕於史籍記載。居延漢簡的出土，根據簡文記載，使今人知道了在漢代張掖郡的弱水流域下游的居延地區還設置有懸索關和肩水金關兩個關城，兩個關城正一北一南，控扼住居延綠洲。其中，北面的懸索關當處於古居延綠洲屯田區的南面，即位於卅井塞和甲渠塞會合之處的布肯托尼（A22）一帶。南面的肩水金關（A32）位於今酒泉金塔縣天倉鄉北12.5千米處，古弱水（即黑河中游，亦稱額濟納河）中游谷地東岸。1930年至1931年，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成員貝格曼在此處（A32）發掘出土漢簡724多枚。1973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在此發掘，共出土漢簡11000多枚，其他屯戍廢棄物1300多件。肩水金關地處河西走廊通往北方匈奴的交通咽喉，其軍事地理位置極其重要。肩水金關遺址建築群實際上是集居住、辦公、屯兵、候朢、通關於一體，在當時的河西走廊所置津關中亦應是規模較大的一處關口。
地灣遺址西南方5千米左右的黑河西岸和東岸各有一大型夯築城障，西岸稱西大灣城，東岸則稱東大灣城。西大灣城，當地又名“哨馬營”，位於F179東北約2.9千米的黑河西岸。東大灣城遺址(A35)，當地人亦稱“毛城”。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的貝格曼在此地挖掘漢簡約1500多枚。漢簡記載表明，東大灣城是漢代肩水都尉府駐所。
從居延邊塞的整個塞防體系來看,地灣是控扼居延綠洲南大門的重要區域。地灣城、西大灣城、東大灣城和肩水金關，這四個大型塞防建築設施統稱“三城一關”。除西大灣城的建築年代和功能尚需再确認以外，另外兩城一關所設機構爲肩水都尉府、肩水候官和肩水金關。這些軍事塞防建築如此密集地築於黑河兩岸，互爲犄角，周邊還築有連綿的塞垣和林立的烽燧，共同保衛着古居延綠洲的南大門，凡此皆充分説明地灣這一區域的重要性。由此亦可知西漢王朝在此處修築系列軍事塞防關城對控扼南北交通，保障東西道路暢通，拱衛酒泉和張掖諸郡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黑河中、下游這段流域在古籍中稱之爲“弱水流沙”。“弱水”一詞最早見《尚書·禹貢》“弱水既西”。《傳》曰:“導之西流，至於合黎。”“合黎”即合黎山，位於今張掖市西北。弱水西流是其最大特點。又《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流沙”爲古居延澤，位於今内蒙古額濟納旗。黑河水系的中游張掖河在漢代又稱“羌谷水”或“鮮水”。“羌谷水”由祁連山宛轉而下,進入河西走廊,經張掖郡折而西北,進入酒泉郡,在北部都尉所在東北、偃泉鄣東與今稱北大河的“呼蠶水”匯合，匯合後的這條河流應即古“弱水”。弱水轉而東北流向，最終注入古“居延澤”。羌谷水、呼蠶水匯流後的弱水水系呈“Y”字形分布。漢時把弱水所流經的這段區域稱爲居延，在行政區劃上屬漢張掖郡居延縣所轄。爲抵禦北方匈奴沿居延澤和弱水南下侵撓、隔絕羌胡、保障河西走廊驛道通暢,漢王朝在居延地區一南一北修建了肩水金關和懸索關，同時沿弱水自南而北修築了連綿約300千米的長城烽燧鄣塞。自南而北有肩水塞、橐他塞、廣地塞三塞沿弱水呈一綫排列，然後弱水分流爲兩道，其西北向有甲渠塞、殄北塞，其東北向有卅井塞，諸塞防綫整體呈“Y”字形。位於肩水塞防域範圍内的地灣遺址爲肩水都尉府轄下肩水候官治地，與其他諸塞共同形成一個完整的塞防體系。
二
地灣漢簡整理研究概述
地灣漢簡先後有兩次重要發現，一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成員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在地灣城發掘的2383枚漢簡；二是198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地灣城出土的778枚漢簡及其他器物。雖然兩次發掘相隔了56年，但其發掘出土漢簡的地點相同、時代一致、内容相關，二者珠聯璧合，不可分割，故可將先後兩次在地灣發掘的總計3161枚漢簡統稱爲“地灣漢簡”。
1930年至1931年間，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在西北進行艱苦的考古調查。貝格曼在漢代居延烽燧城障等遺址發掘了近10000枚漢簡。這些漢簡分別是從沿途長城烽燧不同地點出土的。這其中出土數量較多的地點有破城子（A8，甲渠候官），有4422枚，地灣（A33，肩水候官），有2383枚，大灣（A35，肩水都尉府），有1334枚，金關（A32，肩水金關），有724枚，以及其他地點所出漢簡。這批漢簡被學界習稱爲“居延漢簡”。貝格曼將地灣古城編號爲A33，他在地灣遺址共試掘了十八個地點，有十一個地點出土了漢簡，絕大部分出自第四地點的房址内。當年地灣城共掘獲了2383枚漢簡和3件帛書，以及大量竹、木、銅、鐵、陶、毛筆等漢代屯戍遺棄物。這批漢簡由於出土於地灣城，故後來學界又專稱這批漢簡爲“地灣漢簡”。
與所有居延漢簡一樣，1930年出土的2383枚地灣漢簡從出土之時起，其整理和研究工作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參與的諸多學者爲這批漢簡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和精力。1931年間，這批地灣出土的漢簡隨同甲渠候官、肩水金關等地出土的居延漢簡一起被打包後運抵北平。由馬衡和劉半農負責組組織人員對包括地灣在内的總數近10000枚居延漢簡進行拆包、清點、登記、編號等，同時由馬衡等人進行整理工作。在1932年間又增派向達、賀昌群、余遜和勞榦等協助馬衡進行整理。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這批漢簡在傅斯年、徐森玉安排下，由沈仲章輾轉護送至香港，臨時寄存於香港大學圖書館。沈仲章在香港陸續從事居延漢簡的登記、照相、編排、剪貼等出版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形勢危急。在駐美大使胡適的斡旋下，居延漢簡漂洋過海被運往美國，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1965年這批居延漢簡運至臺灣，經由雙方點交驗迄，現存於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雖時局動蕩，但中國學者們對居延漢簡的釋讀研究工作一直在持續進行中。1936年，余遜和勞榦的曬藍本出版，此本只有3055條漢簡釋文，沒有圖版。1943年勞榦在四川宜賓的南溪先後石印了《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和《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1957年，勞榦在臺北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圖版之部》（史語所專刊之二一,1957年）。1959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整理出版《居延漢簡甲編》（中華書局，1959年），收録圖版和釋文2555條。1980年出版《居延漢簡甲乙編》（中華書局，1980年）基本收齊1930年出土居延漢簡的圖版和釋文。以上這些不同時期的圖版和釋文資料是早期學者們從事居延漢簡研究的最基本的資料。1987年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合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以《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爲底本對釋文進行了新的校釋工作，將諸家的不同釋讀意見以校記的形式詳細羅列，便於學界參考使用。該書另一成就是改釋、補釋、增釋了不少簡文，使釋文的準確性大爲提高。需注意的是由於此書采用簡體排版釋文，導致在實際研究過程中不少字需再核實圖版才能得以確認。該書受体例限制，只有釋文沒有圖版，也造成釋文核實上的一些困難。1998年，臺灣簡牘整理小組出版《居延漢簡補編》（臺北：文淵企業有限公司，1998年）一書，收録了以往未刊布的居延漢簡釋文或圖版，同時增收黃文弼等人采集散簡，采用紅外攝像技術拍攝照片。2014年起，臺灣簡牘整理小組采用紅外攝像技術重拍居延漢簡，據清晰的圖版釋讀簡文，新綴合了不少殘簡。在每卷書末第一次集中附上了居延漢簡的出土地、編號、尺寸、材質和形態等基本信息，加之圖版和釋文并排，極便於學界翻檢利用。目前已出版了《居延漢簡（壹）-(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一〇九，臺北市南港區加斌有限公司，2014-2017年)，据悉，簡牘整理小組還計劃出版第伍卷。
以上所列的不同時期出版的居延漢簡圖版和釋文中即包括了地灣漢簡，這是進行地灣漢簡整理和從事相關研究的基本資料。
貝格曼於此次考古發掘結束後即着手考古報告的撰寫工作，但他於1946年英年早逝，并未完成考古報告。此項工作後交由瑞典學者索馬斯特勒姆負責，他於1956年和1958年分上下册在瑞典出版了英文版的考古報告(Bo Sommarstiom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39-Archaeological Reserches in the Edsen-gol Region,Inner Mongolia Part Ⅰ,2vols.(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 – 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Publication 39).Statens Etnografisha Museum,Stockholm.和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41- Archaeological Reserches in the Edsen-gol Region,Inner Mongolia Part Ⅱ,2vols.),從此書記載可知，貝格曼詳細地記録了他於1927至1934年間在内蒙古額濟納旗漢代居延遺址的調查發掘情況。除發掘的上萬枚漢簡外，還記録了此次考古調查在居延漢代長城烽燧遺址所發掘的數千件漢代屯戍遺棄物，如陶器、兵器、錢幣、農業工具、絲織品、生活用品、木器、銅製品，等等。貝格曼對所考察的障城、塞垣、關城、烽燧等建築遺迹也進行了詳盡的記録描繪。
《居延漢簡甲乙編》書中所附《額濟納河流域障隧述要》就是陳夢家根據索氏整理的考古報告攝要而成。2014年黃曉宏、張德芳等人將索氏考古報告譯爲中文本《内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學苑出版社，2014年）一書正式出版。該書的出版極便於國内學者參閱引用。
索氏整理的考古報告中有當年貝格曼對地灣遺址的測繪和發掘情況的詳實記録，這對於地灣漢簡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居延漢簡的研究工作是與居延漢簡的基礎整理工作同時進行的，几十年來居延漢簡的研究成果丰碩，本文僅對與地灣漢簡有一定關係的研究情況進行概述。勞榦是較早開展居延漢簡研究工作的學者之一。1943年勞榦在四川宜賓的南溪石印了《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1986年臺灣史語所專刊之十四《居延漢簡考釋》一書亦收有《考證之部》。勞氏利用居延漢簡對居延邊塞的塞防體系和隸屬關係進行了初步研究。歸納指出居延邊塞的塞防機構設置爲都尉府—候官—部—隧。其中肩水都尉府下轄自南而北走向爲肩水塞、廣地塞、橐他塞。肩水塞由肩水候官負責統轄，下分東部、南部、北部、井東部、累虜部。各部之下轄有28個烽燧。現據新刊布的地灣漢簡和金關漢簡記載可知，勞氏推定地灣城爲肩水都尉的説法是不正確的，對肩水候官下設諸部的數量和名稱亦有不少錯誤。陶元甘《居延漢簡箋證》(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一書以勞榦石印本居延漢簡釋文爲底本,對居延漢簡釋文中的相關名物制度進行了簡要考證。如地灣漢簡(97.10)中的“關左”一職，陶氏認爲當屬關嗇夫之副貳。陳夢家對居延漢簡進行了系統整理和研究，其成果彙集在《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一書中，陳氏將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引入簡牘學研究。書中收録的《漢簡考述》《郵程表與候官所在》《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額濟納河流域障隧綜述》等論文依據漢簡的出土地點成功地復原了額濟納河流域漢代塞防體系并考證出其中大部分烽燧的具體位置。陳氏利用郵書漢簡，推定了居延塞防七大候官的區域和南北走向，即肩水—橐他—廣地—卅井—甲渠—居延—殄北七個候官。現在看來，居延候官是“居延甲渠候官”的省稱，并無居延候官。陳氏利用漢簡出土點和封檢資料，確定了破城子（A8）是甲渠候官治所、博羅松治是卅井候官治所、地灣（A33）是肩水候官治所、A32遺址是肩水金關，糾正了勞榦《考證之部》、日本學者伊藤道治《漢代居延戰綫之展開》（《東洋史研究》12卷3號，1953年）、森鹿三《居延漢簡中有關地灣簡》（《史林》44卷3號A,1961年）等對額濟納河流域漢代障隧候官地望的一些錯誤判斷（如勞榦誤推肩水都尉治地灣城）。日本學者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同朋舍，1989年）根據1980年出版《居延漢簡甲乙編》，將居延漢簡分爲定期文書和不定期文書，以出土地爲單元，按地灣漢簡的形制、内容和文書格式進行集成。這其中就包括了簿籍類地灣漢簡的分類整理，分簿籍標題類和簿籍正文類兩大類。永田英正這種分類法是在英國學者魯惟一《漢代行政記録》上下册（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年）一書中對居延漢簡分類法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較之僅據内容分類更科學，但永田英正對包括地灣漢簡在内的漢簡的簿籍文書集成也有不足之處。一是對定期文書和不定期文書的確定標準不統一；二是在分類集成的基礎上沒有進行簿籍類簡册的復原工作；三是還有一些地灣漢簡中的簿籍文書有錯誤歸類。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整理研究》（科學出版社，2003年）一書對已公布的居延漢簡（包括1974年出土的居延新簡）中的簿籍文書進行系統整理分類，并對所涉及的簿籍類文書的相關制度、名物等的最新研究成果進行概述，提出見解。與永田英正以出土地爲單元集成不同，李氏是按簿籍類別進行分類整理。該書將居延漢簡中的簿籍文書分爲十類，共輯録簿籍135種。每類文書都是以先籍後簿的方式羅列，這爲深入研究漢代行政文書簿籍的對應關係提供了綫索。書中整理出簿籍類地灣漢簡共計有250餘枚，主要屬於騎士名籍、卒名籍、錢出入簿、廩食簿、被兵簿、貰賣名籍、牛、馬名籍、出入關名籍等，每一類簿籍均按出土地先録完整或較完整的簡册，爲簡册的復原提供便利。如書中對地灣漢簡中的27枚騎士名籍簡按書寫格式進行細分，與所列其他地點出土騎士名籍簡進行對比分析。不足的是該書限於體例并沒有展開包括地灣漢簡册書在内的復原研究工作。李均明《居延漢簡編年》（新文豐出版社，2004年）對有明確紀年的漢簡和册書按時代先後進行羅列排比，并對所列漢簡的内容和價值進行簡要分析，使散亂漢簡更系統，時代明確，爲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這其中就包括對1930年地灣所出土有明確紀年漢簡的羅列和簡要分析。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按秦漢簡牘文書的性質特征和入卷歸檔的稱名作爲文書分類的依據，再根據其他要素（如事類、日期）進行綜合分類。書中亦對1930年地灣所出文書進行了分類整理。對地灣漢簡中的數百枚漢簡按分類標準進行了詳細分類，如制書(239.2)、視事書(387.2)、劾狀(20.7)、守禦器簿(126.11)，等等。
有關肩水塞防禦建置和其他問題的研究亦取得一定成果。侯旭東《西漢張掖郡肩水候官騂北亭位置考》（《湖南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一文利用新刊布的肩水金關漢簡和居延漢簡相關資料對肩水候官所轄的騂北亭置進行了考證。指出騂北亭位於金關内側的塢内。有關肩水塞肩水候官之長“候”的繫年等相關研究工作隨着肩水金關漢簡資料的刊布而有更深入的研究。早期陳夢家在《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漢簡綴述》，第47頁）中列出了兩位肩水候：房（地節二年、地節五年）與月（河平四年、陽朔元年）。此後李振宏、孫英民《居延漢簡人名編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整理出的肩水候，包括推定的，以及行候事的官吏，共6位，時間則從武帝太始二年，到陽朔元年，前後70餘年。主要依據了居延新簡，但一些推測尚有可商之處。侯旭東《西漢張掖郡肩水候繫年初編：兼論候行塞時的人事安排與用印》（《簡牘學研究》第5輯，2014年）一文據新刊《肩水金關漢簡》（壹）（中西書局,2011年）和《肩水金關漢簡》（貳）（中西書局,2012年），連同過去刊布的資料，對擔任肩水候者以及行候事與守候的任職時間進行了初步的考證與編年，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找出五任候，六位代行候事者及二位守候，時間跨度近80年。并成功復原了兩件候行塞任命其他官吏行候事的文書（73EJT21：42與73EJT21：38、73EJT8：8與73EJT8：13），討論了候行塞時如何安排代理者，以及使用私印行事問題。
1986年9月至10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吴礽驤、任步雲和馬建華等人對地灣遺址再次進行發掘。此次發掘開探方59個，發掘面積1800多平方米，出土漢簡778枚和其他各類屯戍遺物若干。20世紀90年代，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何雙全、張俊民和張德芳三人對該批漢簡進行了初步釋讀。2016年8月，由甘肅簡牘博物館牽頭，召集國内科研機構和高校的專家學者在蘭州集中進行釋文的再修訂工作。於2017年底正式出版《地灣漢簡》（中西書局，2017年）一書，該書收録了此次發掘的全部漢簡，分彩色和紅外兩種圖版，釋文與圖版并排。在書中附有1986年吴礽驤、任步雲二位當年的地灣考古發掘日記，簡要記載了遺址概況和漢簡出土情況。因爲此次發掘未出正式報告，兩位先生的發掘日記對瞭解漢簡出土情況就顯得彌補珍貴了。該書後還附有778枚地灣漢簡的長、寬、厚尺寸、質地和完殘情況等基本文物信息。由於這批地灣漢簡1986年發掘出土後一直未對外正式發表相關的簡牘圖片和釋文，所以學界對於這批材料的相關研究工作尚未真正開展。從這一點來説，這批地灣漢簡尚屬最新公布的新材料，有待於學界在今後將1930年和1986年相繼出土的兩批地灣漢簡結合起來展開相關整理研究工作。
《地灣漢簡》一書出版後，學界對釋文進行了校釋和斷簡的綴合工作，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上，截止2018年8月,已有十幾位作者近30篇相關論文刊出,後出轉精，這些新校釋的釋文和新綴合簡能極大地推動簡牘學的深入研究。
三
地灣漢簡的基礎研究工作
地灣城出土的3161枚漢簡既是珍貴的歷史文物又是未經後人改動過的原始文獻,這些漢簡所記載的多屬於肩水候官的文書檔案，以屯戍、廩食、勞作等簿籍文書爲主，此外還有一些郵書公文、詔令書記、律令科品、封檢簽楬、關符傳致，以及少量曆譜、典籍等。地灣漢簡數量眾多、形制多樣、内容豐富，極具研究價值。地灣漢簡是研究漢代簡牘形制、簡册編聯和文書制度的重要實物依據；是研究兩漢時期西北邊塞的政治制度、軍事塞防、歷史地理、郵驛交通、生産經濟的重要文獻；是研究漢代絲綢之路的民族關係、中西交流、教育文化、日常生活、精神信仰、人際交往、民風習俗、技術應用等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古代語言文字和書法藝術不可多得的材料。所有這些研究工作又需要加强對地灣漢簡的釋文校訂、斷簡綴合、册書復原等基礎性工作。
地灣漢簡多斷簡殘篇，文字亦多有泐滅，再加之囿於攝影技術的時代局限性，1930年出土的地灣漢簡，其照片中的一些簡文模糊難識，雖經幾代學者努力，其中部分釋文仍需再辨讀。近年來臺灣史語所居延漢簡整理小組利用紅外攝像技術重新拍攝了1930年出土的地灣漢簡，使一部分原來模糊難辨的簡文得以辨識，簡牘小組據紅外照片做出的釋讀其準確性大爲提高。1986年出土的地灣漢簡在2016年第一次出版時即采用了紅外攝像技術。但紅外攝像技術畢竟只是釋讀簡文的輔助手段，由於漢簡長期埋於沙磧鹽鹼地中，浸蝕嚴重，致部分簡文在紅外圖片中仍模糊難辨，造成整理者出現誤釋、漏釋和體例不統一的情況。如地灣漢簡36.3中“門亭鄣河金關毋苛止”之“苛”字，從字形上可知實即“奇”字，歷年歷次的釋文所刊布的釋文均釋作“苛”字。地灣漢簡53.25B中諸家所釋爲“章”字者實應改釋作“革”，在同一簡中“革”出現兩次可資參考。由此可見，簡文的釋讀是一項需要學者們持續不斷努力的工作。毋庸置疑，準確的釋文是所有研究工作的基礎，研究結論的可靠與否是建立在釋文的準確與否上的，所以對於地灣漢簡我們所要進行的首要基礎工作就是利用最新紅外攝像圖片，在已有釋文成果的基礎上再進行校釋工作。
漢簡綴合貫穿於前期整理和後期研究工作的始終。漢簡綴合是一項耗時耗力的基礎性工作，是對學者耐心的考驗。以1930年地灣所出漢簡爲例，漢簡的綴合工作持續了近九十年。最初的整理者共綴合了72例，涉及167個號的斷簡。在利用地灣漢簡的研究中學者們又陸續綴合了一些漢簡，并提出漢簡綴合的方法和原則。臺灣簡牘整理小組最新成果《居延漢簡》對所藏原簡進行比對，綴合頗多，其中地灣漢簡又綴合了數枚。綴合後的地灣漢簡其簡文的研究價值更大。如最初整理者綴合了226.21和350.13，其釋文爲“弓，五月乙卯，尉史鳳付士吏閻卿買羊”，整理小組發現地灣所出350.31號簡可以與之綴合，其完整的釋文爲“出錢二百八十五
與甲渠候官房址（EPF22）集中出土册書的情況不同，地灣漢簡多是屯戍廢棄物，散亂於各灰坑中。其能復原的册書相對較少，但從初步整理看，亦有不少散簡原本屬於同一册書，可將其進行復原。1930年和1986年兩次出土的地灣漢簡雖發現時間不同，但均出土於同一遺址點，我們可以據此將可能屬於同一册書的漢簡進行復原。
四
小結
綜上所述，自1930年以來，包括地灣漢簡在内的居延漢簡的整理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是豐碩的。由於居延漢簡中大部分出自破城子（A8）甲渠候官遺址，其數量大，内容豐富，學術價值高，故國内外的學者的研究重心一直是圍繞甲渠候官相關的問題展開研究工作。地灣漢簡一般是作爲佐證材料出現在不同的論著中，以地灣漢簡和肩水塞、肩水候官爲主的專題性的論著少見。實際上，肩水塞肩水候官作爲漢代居延邊塞的一個塞防機構，其在整個居延塞防體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塞防建置、範圍、運行方式、日常管理和肩水塞的社會經濟狀況等都需要進行專題性的研究。隨着1986年新的地灣漢簡的刊布和與地灣漢簡密切相關的肩水金關漢簡的全部公布，現在已經有條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地灣漢簡進行新的整理工作和展開更爲全面深入的研究工作。使地灣漢簡的豐富内容得以呈現，重要的學術價值得以揭示。
附記：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地灣漢簡整理與研究”（18BZS01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肖從禮，男，1974年生，甘肅簡牘博物館副研究員，從事歷史文獻學研究；趙蘭香，女，1972年生，西北民族大學副研究員，從事歷史文獻學研究。
本文原刊于《简牍学研究》第八辑，注释从略，引述请以原文为准（附于文末“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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